发生在我29岁的崩溃人生 | 人间

这篇文章到底怎么写？情绪化的只言片语在好几个月时间里不断冒出，但直到动笔前我都没想明白。

我给它预设了一个叠buff般的标题，就叫《5个月1个人，是怎么在漏雨房间里患着癌症边打劳动仲裁边举报保险公司的》，耸人听闻，刺激点击欲。

这是耗时最久的单篇，不间断自我折磨足有半个月，不断本能脱离又强行进入。我算个以写谋生的人，但我从来没有写过自己的“故事”。

3月的一天，公司毫无预兆地群发全员邮件，内容是“晋升季”。想到自己入职已有2年多，不是没业绩，该了解下怎么晋升了。

这是我在职时间最久的一份工作，工作内容可以简洁概括为在文娱产业号“毒X”上写稿。该公号只是“X好戏”公司旗下的众多矩阵号之一，公司还有以“毒X电影”为代表的一系列面向C端读者的电影、娱乐、时尚号，号称“国内最大的泛文娱内容IP孵化阵地”。

在邮件的最后一个PDF附件里，我找到了“晋升路径表”，文档内还十分贴心地用图示指引了如何查看自己现在的“职级”——那是个在软件“钉钉”上操作四步才能进入的隐蔽界面，操作逻辑也和日常使用不同。后来经过询问，我发现绝大部分同事都不知道如何查看，还包括几名分管内容的主管。大家更熟悉的还是在部门架构里直观显示于名字下方的“职位”，职位也会标注“高级”、“资深”等字样，2年多时间里，我的职位并无异常。

| 3月份的部门架构截图

3月底，我在收纳箱底看到了《劳动合同》，约定基本工资那栏，数字和我一直实发的有1000多差额——又一件“长期没发现”的事，藏在湖面之下。

入职面试时，双方主要谈稿费标准——每月实际收入80％以上是浮动稿费，稿费按流量效果每篇都不同，这才是这里每名“记者”真正会关注的，平日里“基本工资”的性质，相当于添头。

和《竞业协议》《工作规范》等四五份文件一起签署的《劳动合同》，搁在同一个文件袋中吃了2年零4个月的箱底灰。那阵子，我还整理了不少与公司有关的东西，这2年多，这份工作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我想着挑选简历作品、扔掉从不用的工牌、处理掉年会等活动送的日历杯子……没料到在庸常的纪念中能挖出一发地雷。

显然，和属于内部问题的“职级”截然不同，这是一个足以发起劳动仲裁的法律问题。这一次我懒得再东问西问自讨没趣了，谁知道偏差的源头又是哪，反正白纸黑字证据确凿。

行动障碍似乎都源自情感层面，人们常将工作和恋爱类比，那如果有意分手又追讨前任总归不合适。可另一方面，这种节点上，过往的所有不满和不快、摩擦和郁结，都会一股脑全出现，最终大概是“龃龉已经产生，部门也有裂隙，对自己又没损失，正当维权为何不做”的理性层面取得了胜利。

“朝阳仲裁庭案件数量常年居全国之首”，立案前还要在网上预立案，中间隔1个多月。记得去线下窗口拿回执单的那趟，全程晕乎乎，谈不上是做出一个艰难决定，等待之后得到了阶段性落实的放松。

线上立案完成后那个月里，又遇到了一件事。

我想到，得趁有医保的时候排除身体隐患。几乎不休节假日的这两年多里，我的身体有过几次明显异常，最初能记起的一次是国庆写稿到凌晨，心脏开始剧痛，但挺挺也就过去了。后来慢慢地，平时也会觉得心脏跳动的频率和力度超出感知水平。另一次发生在早上，通宵以后我灌了杯咖啡，结果似乎进入了一种无法坐下的亢奋状态，血压肯定不对劲，太阳穴血管突突欲炸，还伴随头晕目眩、神志不清之类的症状，用“濒死体验”毫不夸张。

身体不适就怕真查出什么，便抢在公司体检前买了份保险。体检报告上已提示甲状腺结节，但结节本身过于常见无可担心，我看到心血管方面有好几项异常指标后，2022年年底，我去医院做了各项和心脏有关的器质性检查，没有发现不良征兆。医生便怀疑是内分泌或神经系统引起，让我再换科室挂号。一拖过了小半年，内分泌科给我查出了个超声分级为5级的甲状腺结节。可笑的是，它和困扰我许久的心脏不适居然没有任何关系，纯属“意外惊喜”。

而，在那个29岁生日刚过一周，被给予超声分级的下午，我才知道我搞错了重点。

| 超声+造影报告

4月最后一周，我按期写完了预排的最后一篇稿，五一开始请病假。

关于“甲状腺癌”本身，引述漫长经历中两位医生对我说的话，就可以准确理解：

医生A：“我们自己开玩笑时都会说，如果一辈子一定要得一种癌症，那就它。”

医生B：“你觉得医学界为什么不把它改个名，还叫它癌呢？”

5月初，我只进行了些粗浅查询，一个带着赌博性质的“计划”就浮露出来——即，采用对身体短期损伤最小的保守治疗，拿到去年买的那份重疾险理赔（甲癌现在在保险概念里算“恶性肿瘤－轻度”，数额根本没多少），以此作为“过渡资金”，彻底换一种生活方式。

甲状腺结节的治疗方式，国内存在“传统手术”和“微创消融”的争议，外科提倡前者，超声科可能会推荐后者。前者指切掉器官、终生服药，后者愈发流行，但没有足够研究表明能治愈，且易造成组织粘连，增加“二把刀”的难度，以至有“恶性不能消融”的说法。

我对疾病本身的认知，也是通过更多问诊、更多查阅、加上看相对权威的诊治“指南”、“共识”、论文等，在后面几个月慢慢加深的。比如传统手术也从不保证治愈，术后就有可能视情况采取放疗，“半切”也未必终生服药；微创消融则有很多严苛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但医疗实践中却可能被放宽，不同医院尺度都不一样……我的“文献研究”，兜兜转转有点“看山还是山”的味道，知道越多反而越自我怀疑，用某位超声医生的话作结：“你别看了。国内指南没用。你又没有临床经验。”

“听医生的”有时并不奏效，现在医生普遍重视患者意愿。我第一次转外科复查，还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医生第一句话便是：“你想怎么处理呢？”

| 医生问我，我问ChatGPT。它前面在解释治疗方式时就已犯了不少低级错误。“赛博问诊”，也许下个时代才可以。

大约半个月后，病理报告出了，良性。

反转了？劫后余生？

并没有。

不过确实进入了一段滑稽的困惑期。不专业如我也知道，穿刺有“没穿到”的概率，那家医院（三甲）的外科大夫也坦言过他们医院穿刺技术一般。但病理在医学上的优先级就是高于超声，我又专门挂号去问了给我做手术的超声医生，他表示“不可能没穿到”，让我“观察”。

一时间难有定论，我额外在某App上进行了几次线上专家问诊，询问良恶性前后矛盾是否常见，没得到建设性回复。

同事兼好友帮忙，挂好另一家医院的消融专家号，就当是再复查了。那家医院建自苏援时期，诊室的“门”全是挂起的绿帘子，帘外围满嘈杂的等候者。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专家看病会火爆如此，一个不太好的联想是“像菜市场”。

我从进去到出来，一共不到3分钟。专家大约几十秒就给我下了判决：“临床看这就是恶性。不信我下午再给你穿一次。”

但他们医院没有粗针穿刺。我好像也没工夫考虑穿刺间隔太短对身体的影响。

接下来是又一家富有国际色彩的医院，特需号，又一名消融专家，却对良恶性问题给出了相反解释，并阐明了他的推断理由。他对我用粗针的想法嗤之以鼻，强调风险会高非常多，还“吓唬”道：“消融没经验也能做死人。”进而训斥我“最烦你们这些有保险的”，并进行了一通“保险公司都是交钱容易掏钱难，最后打官司都有”的说教。他对我想开诊断证明用于公司请假的需求也数次驳回：“我就不信哪个公司不给请。”

气氛极不愉快，差点在诊室里对吵起来。但就结果而言，他还是给我开了粗针穿刺（不由他做；次日执行者们向我反复确认）。

第二次手术，我在手术区门内、手术室门外，等了超乎寻常的时间。当天上午的一台手术疑似出了事故，是其他科临时转来的病人。只言片语里听见，似乎是回病房后恶化濒危，我看到医生、护士们急促地来回走动，主刀医生在给主任打电话汇报，护士长模样的人在跟护士们交代不要声张、和他们科无关。

| “偷拍”手术室

当然，房间里还有头大象——那桩已立案的劳动仲裁。

不管仲裁还是诉讼，调解都是必经环节。当调解员介入时，我积极表示有调解意向。那时还只担心，“同时处理两件事太麻烦”。

于是，我与公司进入了繁冗、烦躁、内耗、拖沓的调解过程。偶尔文字，更多电话，电话短则半小时长则两个半小时，最后还有一次视频和一次面谈。不算调解员的从中转达，直接沟通的总次数也有近10次。一开始是公司问我，发现对方意愿不强后调解员暂时退出，变成我主动找公司，再后来又变成公司找我。这些回合几乎均匀分布在看诊、检查、手术的时间里。

有次我和HR面对面坐着，她说了句：“我都有点疲了。”

我接了句：“我也有点疲了。”

除最后的两次，我的沟通对象都是北京分公司HR及主编，也是我比较熟悉和能直接联系到的人。但前者的日常工作更接近行政，并没有什么决定权，后者按其表述，似乎也没有什么决定权。

我向主编提过“把我开了算了，在职仲裁太尴尬”，但医疗期涉及“2N”，公司或许不想“违法”？从支出角度简单想，给我发法定最低工资可比把我开了便宜多了。

我没理由做了又撤，肯定会嬴，但也不想真耗到开庭，所以金额可以谈。得到的信息是，公司抗拒被仲裁定性成“欠薪公司”。但“未按合同足额发放”和一般口头表达上的“欠薪”有明显区别，调解员还专门告知我“调解不定性”，我百思不得其解，公司为何反而不愿在调解阶段就解决此事？

| 与HR的沟通，我的“困惑”

加项病理分析没让我久等。6月下旬，我拿到了“补充报告”。

诊断栏最下面一行有“备注”写道：此病理结果为全科疑难病例会诊讨论意见。

最上面则写着“XXXXXX癌”，前面还有四个字，“高度怀疑”。

窗口外貌凶横的光头医生原来挺温和，他抬眼先问了问我的年龄，说：“还是做手术吧。”

我心情复杂。一方面当然是结论本身。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不确定结论——我查过些保险理赔分享，报告描述不肯定，约等于拒赔。但也有不少分享称，类似情况加上明确的《诊断证明书》，是可以的。

取出书面报告，我立刻就去科室找手术医生问这么写的含义。他也挠头，给我讲了讲医学和概率学的关系。他略加思考就给我开出了《诊断证明书》——即便单看分子病理的阳性结果，也能构成“确诊”了。

| 分子病理+补充报告+诊断证明

我是从某国民级App的“XX保”板块——应该也就是国内最大的保险销售平台，买的“健康福·重疾险”。也许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基于平台的品牌效应，就抹消了对具体保司资质、口碑上的疑虑——比如我这份保单的承保公司是“X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可要到很久后我才知道，原来“XX保”有很多合作保司，而即便是“健康福”、“好医保”这种统一系列，不同产品的名字就差括号里几个字——比如“保1年”、“保20年”，可能都由不同保司承保。我买的那款，如今在推荐列表里，还标识着“热销榜排名第一”。

投保流程至少在我购买时，便捷到只需要回答AI提出的几个“是”或“否”的问题。但出险后，除了第一次提交资料，就都需要直接和X泰对接了。想主动联系他们，请通过全国统一热线，然后客服会让你重复描述，再转交你的留言，再然后，就每天守着电话等吧。理赔业务员跟进？做梦。

这种“互联网保险”的一切前置销售阶段和实际需要理赔的阶段，受理主体完全不一样。常规情况下，保司承保前的麻烦，都后置、转交给了报案后的用户。十几张检查报告和病历，手头已有充足医疗材料，我误以为，不至于非得抠字眼吧？毕竟每个人“都是人”，“用保险行业的标准去要求医院”，超出了人能理解的范畴。

然而，我和理赔人员发生过大意如下的电话对话：

“我们要明确病理诊断。你这是‘高度怀疑’。”

“你有看到我一起提交的诊断证明吗？是直接不认还是什么意思？”

“我们合同规定了，要‘明确病理诊断’。你没确诊。”

“不是，你是怎么说出‘没确诊’这种话的？我超声、造影、分子、穿刺2次……”

“我们要明确诊断。”

“那，到底什么才算‘明确’？既然那些用词都不绝对，报告要怎么写，你们才认定为‘明确’？”

“我们要明确的。”

我忘记了自己有没有对着电话提高音量生气威胁，但我永远会记得，我说完后对面针对我的情绪那更加不耐烦的语气。

我也无数次联系了销售平台，而平台每次“反馈给保险公司核实”，保司会多给我打一个电话。

我曾误以为，对刁难式故意拒赔的情况，销售平台会更倾向中立判断、协助用户。事实上，在拒赔通知下达后，蓝色App上还真弹出了个“协赔专家”服务。进线交谈后，我一度怀疑对面的“专家”是否同为保险公司出身，因为“协赔”的真相，更接近“协拒赔”。对理赔问题本身，对面则与无数次的客服回答没有区别：“理赔结论只能以保司为准。无法更改。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反馈过去核实。”

| 关于吃饭的“探讨”。进线半小时后，对方消失一小时再继续

在“举证及证据交换”日的2天前，我去公司进行了最后一次协商。

新转机的起因，是定居北美的合伙人恰好回国。身份上，他是北京分公司一把手，用其原话说，“给公司擦屁股”。

HR同时在我面前摆出的，是一份“撤诉承诺”和一份“慰问决定”，签字，就能拿钱。“慰问金”数额1万，是仲裁金额的1/3。

| 撤诉承诺与慰问决定

7月上旬，去仲裁庭交证据。头天深夜，我才堪堪整理完材料，不过区区20多页。也是这次，才知道原来庭审前1个月，双方就会完成证据交换。

几句寒暄，就让我诧异地发现，调解过程中公司方自诩“保证能赢”的法务并未出现，和我在同一时段挤向同一个窗口的人，是名律师。

公司的证据册又厚又沉，A4纸，100多页。首页还别着一张光盘。光盘对应的，是公司所罗织的证据链中的“证据10”——倒数第二次调解里，与总部HR视频通话的录音。“证明内容”上写：“申请人明知不存在漏发欠发工资情况，其提起劳动仲裁的真实原因，是不认可公司对其职级的评价……”

我自己递过去一把刀，本意是一起砍掉，拦住“解决问题”的荆棘，反手就捅我身上了？这算什么？泼脏水？动机审判？“就怕流氓有文化”？还是应该怪我自己防范心不足？犯蠢？这一次我突然连基本录音意识都没了？如果没有前面那七八次和比较信任的人的反复沟通，我怎么会采取那种“错误”思路？还有，无论如何，怎么能把双方坐下来基于“信任”前提进行调解、沟通的内容，去当证据？

等等，为什么那场谈话，发起目的模糊？为什么对方要在视频里，刻意进行声明？为什么多次歪曲总结我的意思、然后就问我“是这样吗”？——有没有可能，那次视频，本来就是个设置好的圈套？

我血压飙涨，无比头疼，在仲裁院外的马路边蹲下来干呕想吐。如果要形容，应该是：被塞了一肚子苍蝇。

| 后来被我翻烂了

气象新闻里说，今年是史上最热夏天，北京也出现了70年来首次连续破40°C的高温。

每次出门的确都汗流浃背，就算静止坐在路边，汗也会从头发、额头上不停滴落，让面前的地面濡湿一片。我也不太能分清只是天气原因，还是真开始体虚。

“病理会诊”——指找原医院把自己的组织切片借出来，找其他医院的病理科再次诊断。如果得到“明确诊断”，或许能满足保险公司的要求。

在多劳累和直接诉讼之间，我还是倾向前者。有朋友问：“同时打两个官司你遭得住吗？”我嘴硬：“遭不住又能咋办你说？”但显然，如果会诊顺利，各方面成本，尤其时间成本，还是能节省不少。

能直接挂病理科的医院不多。

第一家医院：“挂错号了。”原来，公开号源也不都是用于会诊的，还是得专门找专家。

第二家医院：“不擅长甲状腺诊断。”原来，就算挂资深专家的号，也不能见到医生本人，和病理科的沟通，还是只限窗口。窗口人员和实习医生们提供的信息有限，更无法做稍有保障的承诺。我在那磨了半天，期间有三拨来取报告的、两拨来借切片的。最后对方进工作区问了问，还是给了我拒绝答复。

第三家医院提上了日程，第四家医院提前挂好了号……

有天深夜，我和一名相隔千里的朋友聊起近况，得知她还在公司加班，我提议我用外卖软件跨城买些酒给她送去，边喝边聊。估计她以为我疯了。

“也就是说，医院告诉你病了，但你现在要证明自己病了？”

我说是。

“如果证明不了，你确定你下一步是找律师，不是找法师？”

我没笑。

在第三家医院的病理科窗口，在我强烈要求下，总算“面对面”见到了特需号的专家。她的说辞还是很模糊，“可以接，但结果很可能一样”“不能多提要求”“你再想想吧”，她把我的切片和原报告从窗口里推出来，直接就起身走了。

我仅剩的想法是“来都来了”。

几天后，我真的拿到了“明确病理报告”。穿刺医生在给我写病历时，还反问过：“不写‘考虑’，我前面这话怎么接？”看着会诊报告，我知道答案了——还能写“符合”啊。从语义上，是真不能再辩驳说“不明确”了。

那是事情推进到此的唯一一次幸运，我度过了半年来最轻松的几个小时，晚餐也变得不再嚼蜡。我甚至连要给看似冷漠的会诊医生送锦旗、锦旗上要写什么话都想好了。

7月下旬，我发起第二次理赔申请。一位新的理赔人员来电。她问了句：“结节最早什么时候发现的？”我想都没想就说：“去年体检。”她说这次的报告满足理赔标准，可以走后续程序，让我补齐在投保平台上被简化的材料，她会同步通知第三方公司开展线下调查。

来电第二天凌晨约5点，本来也没睡着的我，在空调房里冒着冷汗蹭地爬起来。

就在朦朦胧胧的半睡状态里，一个词在脑中闪现：等待期。这是保险公司的另一个拒赔点。我一定是也刷到过。通俗讲，等待期就是指保单生效后的一段时间内，如确诊疾病，保司不赔。也有保险公司会在对应的合同条款上耍点花样。我打开电脑，下载电子保单，《个人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互联网A款）》，果然就属于耍了花样的。

上面除“等待期确诊免责”，还有一条：

等待期届满前被保险人接受医学检查或治疗，且延续至等待期后确诊发生本合同约定的一种或多种重大疾病或轻症疾病。

| 保单截图

8月初，劳动仲裁就要开庭了。我知道自己口头表达能力远逊于文字，打算写一份“庭审草稿”。

“成稿”后，它有5700多字，涵盖了可能要注意的庭审环节、仲裁原则；庭审辩论焦点；仲裁委一般会问的问题；对方可能提的问题……占主要篇幅的，则是围绕“证据三性”的“质证意见”。当然，这是后话。

7月30日晚，我开始动笔写它。

我住在一间11平米大、位于16层顶层的合租次卧。在桌前坐着时，背对床铺。

9点多时，身后好像传来了滴水声。我还没从艰涩的“质证意见”里换过脑子，以为是偶发现象可以等下处理，就回头拍了张照，在床上铺了几层卫生纸，继续写。

接近11点时，动静越来越大。我一看，没法无视了，纸和床都湿透了。是房顶漏雨了，漏得挺厉害，不断往下滴。气象新闻里后来说，这是北京140年不遇的暴雨。

我在很短时间内，条件反射一样，做了如下事：

把床搬到一边，在漏水点正下方放了个盆；通知租房平台X如，他们说修不了，不意外；订酒店，唯一念头是：“今天不至于睡这，不至于”；打伞淌水出门，走到酒店房间，在桌子前坐下。

我的脑子很累，觉得隐隐作痛，整个头皮下都像结了层翳一样——这不是那天的特殊现象，而是我经常会有的一种体感，一般发生在耗脑过度时，或抽烟过多的时候。

我就在桌前坐着。灯关了。机械地一支又一支地抽烟，直到把新拆的一整包抽完。边抽，我边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一些迸裂而出的想法：

比如，这酒店房间怎么比我租的房间还小。它没有像样的厕所空间，窗也很小。它特别像几年前，我拖着个行李箱再来北京时住过的那家快捷酒店，连房间布局都像。

再如，我刚逃离的卧室，其实承载过某些“回归正轨”、“重新开始”的希冀和象征意义，我也曾用心“装扮”过它。但它根本不具备“房”或“家”的基础功能。自欺欺人而已。

最后是一重更大的象征意义：最近几个月的经历，乃至过去几年的生活，不都跟那块漏雨的天花板一样？平时看不出来，一副虚假的正常——也许，钝感力就是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但迟早有一天，在最不该的时刻，雨会从缝隙里渗出来，滴下来，给我压上一根该死的最后稻草。

所以，我是真不该矫情地用比喻写什么：“像所有始料未及的遭遇一样。我第一反应是迅速解决，但经验又告诉我，我遇到的难题都没那么好解决。雨也没那么快会停。”

因为它又将一语成谶。

“接下来是不是必须面对一阵睡在漏雨的天花板下，床边就是接雨盆的日子？”

答案：是。

第二天回去一看，已经接满的一大盆雨水，还会溅到周围的大片地板上。天花板的破损似乎在逐渐变大，几小时就得倒掉一盆水。所以，我也不能去租“房管家”说能提供的“安置房”。微博热搜上是大灾情，我在小房间里舀水。

| 买两条浴巾搞了点临时措施

收到书面的《解约拒赔通知书》是8月中旬。在那之前还做了哪些事呢？

我想到保险官司还是避免不了，那还是先把病解决了，我去了之前凭超声图像就给我“下判决”的消融专家那儿，想现场排队加号，人太多失败了（初诊时说直接去即可）。然后得知那位专家刚巧要停诊1个月。

以及，通过投保平台和保险公司的客服转交，再等来电话后，哀求理赔员。这次的理赔员起码态度没有上一次那么恶劣，我说过最夸张的原话是：“你们真是要把人逼死了。‘保险’的性质，不就是应该在人遇到难处的时候，提供保障的吗？”

没什么用。

这时要考虑的已经不止按我的“计划”，“能否裸辞，换种生活方式”了，还有我现实的存款余额问题，还有我漏雨的房间9月20日就要到期了……我恢复冷静，开始打12378投诉（以前叫银保监，现在叫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往后一系列行动的动因依然是，行政途径应该还是要比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快。

最核心的依据是，那条“耍花样”的“等待期条款”，本身就在银保监的“负面清单”里。“负面清单”的效力有可能低于法律，但起码是一种监管部门每年都发函警示保险业的行业规则，涉及等待期的原文是：

部分产品条款中约定将等待期出现的症状或体征作为在等待期后发生保险事故时的免责依据，而症状与体征均无客观判定标准，侵害消费者利益。

函文拗口的话简单解释下：“结节”就是“癌”的前期体征，“结节”和“患癌”之间没有必然因果。扩大来说，百种重疾正式确诊前都有各种身体症状，而有那么一类等待期条款所采用的文字游戏，就是给拒赔预留的陷阱。

我也查过一些公开法院判例，别说处于“争议重灾区”的等待期问题，就算是很多在投保前就明确违反了“健康告知”的投保人，都取得了胜诉——原来，某些保险公司，就是“在法院门口才理赔”。我还有一些具体情况中对自己更有利的证据（甚至直接提供给了对方让其权衡）。但我觉得，没有时间了。

12378的处理流程，是转办至北京监管局，北京监管局再转办给保险公司的投诉部门。投诉人员告知：不改结论，你诉讼吧。

我再问12378，表明“自己处理自己的投诉怎么可能解决，能不能请求监管介入”（对方又主动转办了一次，保司态度一样），接线员说，你可以直接给监管局写信。

| 转办短信

8月中旬，房间漏雨也有新“进展”。物业表示已修好外墙防水，我找X如的维修师傅来刷天花板，他踩着梯子上去一摸，竟还是湿的，能做的只是把破损处周围浸泡起皮的墙面也都铲掉。

| 铲掉前

| 铲掉后

我等来了第三季《乐队的夏天》开播。这季少有感动，只在二手玫瑰出场时被惊艳了5分钟，二手玫瑰有句名句“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我对自己感慨了一下：“你搞那些，你搞它有啥用啊。”

病假伊始，我还试了一阵夜跑，能坚持跑1公里。从不明确的节点起，再也不跑，还是酒精夺去更多时间。感觉自己像个日本上班族，下班后必喝的那种。工作的时候没时间没心情体会，不工作的时候倒体会到了。

作息一直奇葩，但要配合每家机构的朝九晚五，莫名其妙变成了睡少醒多。尤其是各种各样密集的电话，有些怕漏接，有些很难打进去，有些重要的怕即时反应不过来还要提前列提纲。

离我10公里左右，有只伫立在十字路口的熊猫雕塑，时隔3年，它从抱着竹子的熊猫进化成了机甲熊猫。

| 进步了的熊猫

9月初，接到北京金融监管局来电。背景是，我花好几天分别打通了电话，问上海局为什么绕圈式转办，问北京局到底归哪里管。确认了还是该归“常居地”而非“保司注册地”，且投诉和举报并不互斥，我一封信涵盖两者并无问题。随后，我又优化了一版文字，增加了项“X泰和XX保的关系涉嫌市场混淆与不正当竞争”，又给北京局寄了一遍。

电话那头，口吻更有把握。他告诉我，跟保单合同违规有关的，可以立案调查，其他项则超出银保监管辖范围，但先诚恳问了我需不需要再找保司协调一次。

我感觉转办已被多次验证无效，官司注定，便说“同时进行”。

医院的消融专家恢复出诊，费劲守了多日，抢到9月7日的号。虽然不止一次破罐破摔地和人说：“没保险没钱治什么病？”可还是在揪着自己头发拖拽往前走。

考虑术后休养，找公司请假到十一。我的确曾以为，1个月，最多2个月，就能解决掉今年的麻烦，可公司竟然让我提供“诊断证明/入院通知”。 

9月6日，去仲裁庭拿裁决书，输了。

裁决理由一共三条，原文摘录：

“依据社保缴纳基数倒推工资标准缺乏依据”；

“公司就工资支付情况按月提供了工资条，表明不存在欠发的故意”；

“现X好戏公司对《劳动合同》工资的原因做出了合理解释”；

“故对主张不予采信。”

“用社保倒推”不是我的原有主张，是辩论阶段对方主动提到，我反问了一句。这倒反而算种提醒，大约20天后，我去公积金中心举报了公司从不依法足额缴纳公积金。

以我对仲裁员本人的短暂接触，我愿意相信她是以她的视角做出了她认为公正的裁决，不论是什么我都尊重。但，就这裁决结果本身，我选择上诉。

那一天的重压来自于，我不清楚消融会对说话造成多久影响，“伤及喉返神经”是最常见的术中风险之一，不排除那家医院有上午挂号下午手术的可能，而上诉期限只有15天。这意味着，我需要在半天时间内完成律师委托。

“哎哟您这时间卡得呀。”我搜律所电话主动打去，一个接电话的律师如此评价。

如果在律图、华律等同类网站上发布需求，只要留下联系方式，3分钟能有10个电话狂轰滥炸。接了也有可能是低质量律所，上来就先用欠他钱般的高傲口气，问你月收入多少，从而判断能否付得起律师费。

在最知名的那几个移动社区，平时会发些律所排名、法律科普等内容的机构账号，本质上也一样，做的都是中介买卖。其中有家还让我先保证会委托，才能推荐律师。

还有位博主自研了大数据软件，能系统查某律师的过往“战绩”。虽然比较靠谱，但使用费就不低，而且主打刑事领域，也不得不放弃。

我在一家律所完成委托手续，是晚上十点。回到住处，继续给律师整理证据。也许最后能找到信得过的律师，还算幸运。

更幸运的是，专家给我的手术排在了第二天。手术等待区的环境设施就像战地医院，但技术绝没白等，过程非常快。这次，我除了中间闻到一股肉煳味，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

从我进入手术室到度过留观期，保险公司用3个不同的号码给我打了7个电话。

| 未接来电

回程路上，我坐在网约车副驾驶座，看会儿窗外，看会儿前方，再看会儿手机上那一屏红色的未接来电，很想笑。我打算先躺几天，再去理它是想再念一遍“我拒赔、你诉讼”，还是真有改变。

然而没有工夫躺。第二天，XX保就给我打电话。杭州某国民级企业果然最懂打工人福报之道，我曾接过他们晚9点的电话，那周末打电话当然不该意外。假如放平时，我应该会觉得这才更符合我的作息。

这通电话的背景大致是，我发现他们与保司的密切关联后，就算作为“第三方”也没那么“无辜”，而他们一直在宣传的整套“安心赔”服务，作用为0。真要“安心”，我感觉有两种途径，一是加钱，加很多钱去买其他平台的VIP级产品，二是成为一名“完美患者”，既不碰到任何医学概率，也绕开所有合同陷阱。

这是最后一通电话了。一位疑似“高级客服”的人，竟说了些和公开资料相悖的话，比如：“我们确实是合作关系，并不属于同一个集团。”“平台上所有合作保司，都只是合作关系。”

顺带一提，我写本文时才发现，他们产品介绍页面有栏字体微小的《客户告知书》，不确定这是否为新增，因为我从未看过（投保流程里不会让读），里面就写着“本公司与X泰、X安在线、X美人寿存在关联关系”。但转念一想，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假如我去年就先知道这重关联，那选择产品时是会不信任，还是反而更加信任？

这边结束，另一边才刚开始。

我和X如的“纠纷”经过了好几次升级，我一边说着“不介意同时开3个官司”，一边笃信这种底线之事不会发生。这回我是真希望他们能“自己处理自己的投诉”。在发现天花板漏雨根本不是纯自然意外、而是本来就容易积水和漏水后，我提出能否降价续约——这是写在《民法典》里的——得到的方案是“降价100”，还能得到200“家福优惠券”。

拒绝这种打赏式的施舍后，9月20日租约到期日将近，我想着要不先短续，转而干脆主张按双方租赁合同内的条款，赔付1个月房租。可我却发现X如联系起来比保司还难，姿态比监管局还高。他们也用不能回拨的座机，而且电话如果漏接，那就不打了。

有个梗是，“质疑XX，理解XX，成为XX”，没花太久，我感觉自己似乎理解并成为了那位信访接待人员。

有天半夜2点，我又用App进线找可怜的客服发泄怒火，问投诉怎么还不处理。对面应该是名很年轻的客服，说着说着，我给她发了张“X如已陪你走过19XX天”的个人页面截图，说：“先这样吧，再继续我要破防了。”她给我回了个“哭”的表情，接了句：“X如也是不会让您失望的！”其实我只是想强调一下自己积分都到顶了的会员等级，并从天数，想到了在这城市的所有事而已。而“失望”，一直在延续。

| “陪你走过”

| 某种讽刺

18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和保司进行了第四轮协商；和律师讨论了第二天要定的新证据目录；不能处理投诉的客服先给我下了维修单，师傅来看能否姑且把内部刷好，不至于继续忍耐落灰和异味；晚上去24小时打印店弄好了“赔偿协议”和“撤诉承诺”。

同时给出的“两份文件”让我有种既视感，但这回接受了。毕竟，一系列额外咨询让我知道，法院通常至多按保额判，而律师费可能就要花去40％，“就算能嬴又如何”？

远超预期的时间成本也让我再次审视起“计划”。对我更现实的做法，居然还是继续回去上一阵班。虽然部门早就新拉了一个“编辑部群”，我不在其中。

想着想着，从9月中旬开始我投身彩票的怀抱，“物极必反定律”“运气是守恒的”“普通人的春药”，我认真拉出一组自成年起的“重要负面数字”，和今年有关的，有“发现癌症日”“住房漏水日”等，小区外新开的彩票站老板，得知我没买过，就在我离店时像打了鸡血一样在身后喊：“中奖啊！中大奖啊！”

显然，真能中那才是撞鬼，但人这辈子总有时候会成为概率的囚徒。

像对保司一样，后来我主动给X如的客诉人员整理好了破损全程照片、从工单调取的2年前照片、维修师傅的录音等等“证据”。没料到他们没有用作赔付依据，反而用作挑刺依据，硬是多和我进行了两场狗屁不通的“辩论”。后面那场，还是由12315转办的。我说：“你再这样无视事实我就想骂人了。”竟立马被回怼：“那X如会把你拉进黑名单的。”

| 自己用App看不到，专门托维修师傅找的刚入住照片。印证了“象征”

我移掉了手机里50余条充斥着争端声响的录音。它们远远不是全部，本希望它们发挥点“外置大脑”功能，却没有一条真想自己重听。也巧，到十一后的一周，所有那些公司或机构性质的诉求对象，都再没动静。

在同样漫长的撰写过程中，我不断回头问自己两个基础问题：

一、你真有你对外表现的或你希望做到的，那么坚忍、能抗事、冷静往下、有心理弹性吗？

并没有。我哭出来过两次。

一次是招架保险调查员那次，感觉抵御不了，预感又要被拒赔时，心里循环播放一句话：“怎么这么难？”

另一次是朋友出差喝酒那次。我用电脑播放《南方》，它当了我几年微信电话铃声，歌词里有不少切合自身回忆的描写。问起在家乡认识15年的“兄弟圈子”，朋友告诉我，不存在了。

自己早无数次察觉松散，但在酒精的强催化下，仿佛长久的虚幻寄托被霎时戳破，连带着异化成在潜意识里兜底的“归处”，也荡然无存。

两次哭，都没什么原地崩溃的工夫。调整几分钟恢复。共性无非是，和人说话，才能触发“哽咽”这个动作。

二、处理所有事项，你真不靠身边人，全靠自己一个人？

也不是。有两位同事给我提供了仲裁证据。还有一位，不但帮我挂了初诊消融专家的号，还陪我去了第二次穿刺。当时，那家医院要求任何手术都必须有人陪同，最好由家属签字。于是他提了个再合理不过的前提：先告知父母。绞尽脑汁，我新编了一个做检查的借口给父亲打电话——半个月前，我刚郑重地拉了个视频告诉他们查出点毛病，但是良性的，不用担心。

等到有明确结果后，缺乏相应医学知识的父亲在电话那头咆哮：“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我理解他。

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平凡，老实，逆来顺受，极其容易无端信任他人。有次自己揣着钱买大件，遇到困难，不分场合，迷茫地坐在餐馆内的楼梯上抹额头。他在上世纪下岗潮里没下岗。我推荐他看《地久天长》《钢的琴》之类的文艺电影他不太能看懂。从90年代、也就是我出生的年代往后，他没有抓住任何一次时代机遇，下海、房地产……互联网已超出他思维范畴。他终于在我大学毕业前、自己快50岁那年，被钢厂内退失业了，倚在沙发上像个孩子一样说要去把厂子炸掉。

他一辈子的生活没离开那个湖北五线城市、全国最小地级市。我读研时他去厦门，是他曾提供关键帮助、经商后飞黄腾达、儿女皆在海外的老友“接待”的他。对方喝大，对他进行嘲讽，我则被直接辱骂。事后回想，不可思议的是，我俩都没有发作打算。散场，我带他去海边，他忽然说“我跟你妈打个电话”，我看着第一次微醺的他跨在共享单车上晃晃悠悠往前踱的背影（他身体原因以往滴酒不沾），第一次深刻意识到他老了。

3年前，我处在当时我以为的“至暗时刻”里，回家第一件事，是颇有仪式感的、从未有的，面对他跪下。后又分隔两地，一通电话中，我非逼问他，就那一瞬间、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他沉默半晌，大声，质朴，俗气地说了一句：“命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