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到底是创造工作还是减少工作？
在讨论“互联网到底是创造工作还是减少工作？”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三个故事。
互联网的本质是“连接”。
这三个故事代表了“弱连接时代”、“中心化连接时代”和“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的价值创造是如何运转的——
一、从三个故事看互联网连接的价值
第一个是蒲松龄的故事。
1640年，蒲松龄出生在今天的山东淄川，他的科举之路走的异常艰辛，22岁中秀才后便屡试不中。
没能进入体制内的蒲松龄心灰意冷，开始进入了一个乡绅家做私人家庭教师，他在教书之余喜欢听当地人讲故事。
他白天听各色人物绘声绘色地讲各种奇怪的鬼神故事，晚上，这个落魄书生在昏暗的油灯下把自己听来的素材开始构思、加工、打磨......
《聊斋志异》就是这样写成的。
你可能会认为，能写出4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这个作家必然会大红大紫吧。
然而并没有，在“交流基本靠吼”的“弱连接时代”，他的作品初期主要靠手抄本传播，但也仅局限于山东本地极小的范围。
一直到他去世的50年之后，他的书才变得畅销。
可以说，蒲松龄本人几乎没有享受到《聊斋志异》这部巨著的任何红利。
第二个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故事
迈克尔杰克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
他是世界上拥有粉丝最多的人，80年代，他在全球大约拥有20亿粉丝，那时候地球上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
他的最畅销专辑《Thriller》狂销1.51亿张，是目前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销量破亿作品。
在他去世的时候，震惊了全球，总共有超过10亿观众通过电视和网络观看了他的追悼会。
这些空前绝后的记录几乎不可能在未来被打破。
为什么?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迈克尔杰克逊和他同时代的众多巨星，其实都受益于中心化的媒体。
没有媒体的时代，一个人的影响力不可能放大到如此程度，而媒体如果像互联网时代变得去中心化，单独的个人也不能能获得如此多的关注。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记录只可能在中心化媒体电视、广播最发达的年代可以做到。
第三个是许剑侠的故事。
有人说，“许剑侠是谁？我不认识他”。
没错，我也不认识他，不认识就对了，因为他太普通、太不起眼了。
然而他的故事却是今天“去中心化连接”的一个典型代表。
河南信阳的90后农村青年许剑侠原本是一名保安，但他却不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
2019年，一无所长的许剑侠通过互联网的线上培训，用接近一年的时间掌握了一门最普通的手艺——P图，成功从保安转型成为“P图师”。
随后，他签约了一家电商店铺，平时通过微信接单，并通过群聊来沟通和维护新老客户关系。
通常接单成功后，他会跟客户对接沟通诉求，完成设计后再提交给客户，有时候也会在朋友圈展示自己满意的P图作品。
现在，他平均每天要处理100张左右的图片，忙起来连年三十都在工作，月均净收入过万。
线上就能接单、在家就能工作、收入也比较可观，许剑侠很满意这份“P图师”的工作。
尽管今天的他已经接过无数单，但许剑侠至今记忆最深刻的，却是他做成的第一单∶一个简单的调色需求，成交价5元。
“这是我凭自己的技能，而不是靠出卖时间赚的第一笔钱”。
这是我在中国劳科院最近发布的《数字生态就业创业报告》中看到的一个最普通的案例，普通到我们每个人身边都能举出一两个这样的例子。
然而他却反映了“去中心化连接时代”是如何提升社会效率的。
正是有了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连接，信息的不对称可以最大程度上被抹平，一个河南信阳的普通青年才可能接到远在郑州或深圳的大型影楼的P图单子。
这正是互联网连接的力量。
蒲松龄、迈克尔杰克逊和许剑侠的故事分别代表了“弱连接时代”、“中心化连接时代”、“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的价值创造是如何运转的。
在蒲松龄所在的“弱连接时代”，财富并不属于有才华的人，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个人的才华和技能完全没办法传播和对接。
一个优秀说书人只能对着有限的一部分听众讲故事，一位有才华的口技表演者只能对着有限的一部分观众表演，个人的作品和技能没办法触达更多人。
而在迈克尔杰克逊“中心化连接时代”，是一个“巨星吃肉，普通人无汤可喝”的时代。
没错，这个时代造就了无数伟大的、空前绝后的巨星，而在这些巨星的背后，是无数落寞的普通创作者。
中心化的媒体塑造了“中心化的连接”，与此同时，也塑造了无法被超越的巨星。
一个国家的电视台、电台、报纸在数量上都是有限的，它们的档期极其有限、版面极其有限，这决定能登上这个舞台的人都是这个领域经过层层筛选的最杰出、最有才华的人。
今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带来了“去中心化连接”。
在今天的时代里，很多平凡如许剑侠这样的年轻人也拥有了平等的参与机会——
如果你上不了春晚，你可以去拍短视频;
如果你没办法上院线，你可以去试镜网络大电影;
如果你没办法出书，你可以开始写微信公众号;
如果你出不了专辑，你可以打开摄像头、拿起吉他开始直播;
比起电视时代、报纸时代，普通人有了更多被看到的机会，人们有了选择的余地，每个人都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1000个铁杆粉丝。
这就是“去中心化连接”的力量。
某种意义上，我自己也是“去中心化连接”的受益者——
2017年11月，在微博做广告产品经理的我像往常一样在做一个关于视频广告的竞品调研。
不过这次调研和之前略有不同，因为结束后我顺手将自己写的一篇调研总结文章贴在刚注册不久的微信公众号上，这是这个不起眼的公众号的第一篇文章。
然而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名为《细思极恐的YouTube可跳过广告》文章莫名地火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阅读超过了3万，多个平台的数据都爆了，同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于是，这个名为“卫夕指北”几乎0粉的微小公众号三天积累了8899位读者。
几个月后，《罗辑思维》的制片人找到我说希望以这篇文章为核心做一期节目，我欣然同意。
一周后《罗辑思维》第242期“什么是高级控制？”上线，一夜之间又给我的公众号带来了2万读者。
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媒体或许也可以成为我的职业。
于是我在业余时间开始有意识定期地将自己对产品和对行业的观察发布在公众号上，尽管更新频率不高，但很重视文章的质量。
2022年3月，积累了19万公众号读者的我决定辞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
今天距我离职已经快半年了，这半年我自由而充实。
而这一切的起点源于我四年多前随手在公众号里贴上的那篇调研报告。
这其实就是“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的独特的地方，我那篇文章其实讨论的问题非常窄，在传统的媒体时代，很难有被发表的机会。
然而互联网的价值在于能从最细的维度连接最小颗粒度的人和内容。
而这种“去中心化连接”对于经济和就业有着特别的意义。
二、互联网到底是创造工作还是减少工作？
理解了“弱连接时代”、“中心化连接时代”和“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的价值创造方式的差异，我们再来讨论今天的核心——
互联网到底是创造工作还是减少工作？
很多人可能会很直观地回答——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互联网当然会减少工作啊！你看电商网站发展起来，中关村的卖场老板就失业了；资讯APP和公众号一来，纸媒的记者就失业了；打车软件一来，大量出租车司机就失业了；短视频应用一普及，不少电视台员工就失业了。”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答案其实忽视了硬币的另一面——
有了电商网站，更多的老板可以上电商卖东西，如今的3C从业者必然多过当时中关村卖场的售货员；
有了资讯APP和公众号，更多有才华的人可以写真正有人读的内容，如今的以写作为生的创作者必然多过当时的纸媒记者；
有了打车软件，更多闲置车辆可以参与到市场中，不仅乘客更方便，现在的司机总量必然多过彼时的出租车司机；
有了短视频应用，观众可以看的更多了，如今的短视频创作者必然多过原来的电视台员工。
不要看这几个例子简单，它们的背后其实揭示了互联网对就业市场的深刻改变，具体是——
1.互联网存在替代效应，即它的确消灭掉了一些旧岗位；
2.互联网也存在创造效应，即它能有效地创造出新的岗位；
3.由于互联网“去中心化连接”在效率上的优势，通常它的创造效应要大于其替代效应。
以上三个逻辑概括了互联网对整体就业市场的影响，而不少人往往只看到了第一点。
互联网归根结底是一种新技术，而从大的历史逻辑上讲，“新技术导致失业”这一命题其实并不存在——
根据英格兰银行长达250多年的统计数据，当前英国的平均就业率和失业率与18世纪并无太大不同，经济危机跟失业率的关系更加显著（例如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飙升）。
所以，从数据的角度，三次工业革命在长期范围内并没有大幅改变就业比例。
这背后的核心逻辑就在于以上三点。
没错，技术通常在短期内会对就业市场造成某种结构性影响，但从长期的角度，其因为效率提升带来的新工作岗位又会抵消这种结构性影响。
从18世纪的纺纱机，到20世纪50年代的装配流水线，再到如今的数字技术，过去250年来，技术进步无不改变着工作和职业的性质。
事实上，数字技术并非特例，工业革命是体力活动的自动化，是对人体力活动的替代和增强；
数字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部分类型脑力劳动的自动化，是对脑力劳动的替代和增强。
二者都在替代一些工作的同时又创造出更多的岗位和机会，而正是这些岗位和机会在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
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数字经济已经逐渐发展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中国劳科院最近发布的《数字生态就业创业报告》数据显示，微信生态2021年衍生的就业机会达到4618万个。
其中小程序的开发、产品、运营等工作机会超过839万个，视频号视频拍摄、直播带货等方面带动了1341万个就业收入机会，而在公众号创作、私域运营等其他领域带动2438万个就业收入机会。
根据美团研究院《城市新青年:2020外卖骑手就业报告》：
2020年，有471.7万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77%的骑手来自农村，骑手工作已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
据拼多多数据，截至2021年10月，平台的“新新农人”数量超过12.6万人，而根据其官方披露，每一位“新新农人”则可带动5-10位95后参与电商创业。
根据国海证券的测算，快手内容生态带动就业包括以下三类——获得长期稳定收入创作者与主播人数、团队就业人数、机构就业人数，再加上快手公司的员工数，总计2030万。
因此，我们看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绝不能只看企业本身的就业人数，而是要看其生态带动的总体就业人数。
以大家最熟悉的微信为例，小程序、企业微信、微信支付背后有着一大批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服务商。
这些服务商深入到了商家和个体经营者的最末端，指导商家如何接入企业微信、微信支付，如何运营和维护好私域流量，如何通过小程序优化流程和提升效率。
仅这一部分，2021年就共带动超过600万就业收入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数字经济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连接”提升了效率，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到了整体的经济体系。
三、“数字就业时代”的生存法则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让连接无处不在，大幅提升了社会运行效率，同时增加了社会中的变量的规模以及更新速度。
尽管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互联网所代表的数字经济在长期而言对整体就业市场的创造效应更明显，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在“数字就业时代”可以放任自我、高枕无忧。
事实上，互联网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今天的职场人：一定要更新自己的技能。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最先应用的是纺织业，蒸汽机驱动的纺织机以压倒性优势完胜手工作坊。
1779年，莱斯特郡的一名织布工奈德·卢德摧毁了当地两台蒸汽织布机，以此为起点，英国各地相继爆发失业纺织工人捣毁蒸汽机的“卢德运动”。
这些人后来被社会学家称之为“卢德份子”，用来泛指用粗暴手段对抗新技术的人群。
很显然，“卢德份子”的反抗无济于事，而作为数字时代的职场人，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卢德份子”。
为此，我总结了三条在数字经济的“乌卡时代”(VUCA )的三条生存法则——
一、彻底放弃“追求稳定”的执念
中国人对稳定的追求是根深蒂固的，然而，今天急剧变化的时代本身就让稳定这件事不复存在了。
“如果你对上个时代适应的越好，对这个时代的适应性就越差”，追求稳定的结果大概率就是不稳定。
还记得那个36岁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大姐吗？
没错，一个真正有安全感的人是他对自己面对不确定性时的那份自信，而不是一份一成不变的工作。
二、让自己变成一个“U盘”
“U盘化生存”是罗振宇在一次节目中提出的一个当今年轻人的生存策略，总结起来，就是十六个字：“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
它的内涵是一个人其实可以不完全依赖固定的组织，而倚重自己的技能可以灵活地参与多元化市场主体的生存方式。
具体到每一个人，我们需要问自己，假如自己离开了现在的公司和组织，没有了大厂的光环，我还能独立地体现自己可迁移的价值和技能吗？
这个“可迁移的价值和技能”就是“U盘化”生存的最大意义。
三、制造稀缺性：选少有人走的路。
在工业时代，为了让流程和效率更高，每一个螺丝、每一个环节必须严丝合缝，因此彼时对人的要求是同一，即你不需要有个性、你只需要做一颗螺丝钉。
然而，今天的数字时代是后工业化时代，是一个服务的时代。
服务的时代就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人的兴趣、偏好、感知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差异化和稀缺性就变成了核心竞争力。
从开发一个应用到拍一个短视频，从策划一次活动到写一篇文章，独特性和稀缺性成为影响成败的关键因素。
只有选择少有人走的路，才可能在“去中心化连接时代”独树一帜。
写在最后
200年前，当英格兰土地上蒸汽机刚刚开始轰鸣的时候，担心自己的手工纺织机会被机器替代的作坊主们不会想到——
200年后，尽管当年的作坊早已消失，但自己的子孙后代会坐在伦敦宽敞的现代办公室里从事他们那个时代永远无法想象到的眼花缭乱的新工作。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押韵。
数字经济大潮创造的新连接、新范式、新工作，会让每一个愿意参与其中的平凡和不平凡的人，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创造独一无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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