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故居”落成北京:中美关系呼吁实用主义回归?
民智漫谈
作者:曾继儒,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原标题:《美驻华使馆官邸更名“布什故居”:中美关系呼吁老布什实用主义的回归》)
(正文约2000字,预计阅读时间6分钟)
2023年10月23日,北京光华路17号美国驻华大使馆官邸被命名为“布什故居”(Bush House)——在国际冲突频发,国内社会新闻、娱乐新闻满天飞舞的当下,这件小事鲜为人知。这场命名仪式由现任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olas Burns)主持,并由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见证。
用美国著名人物的名字为美国驻外使馆官邸命名是美国外交界的传统。例如,美国驻希腊大使馆官邸——“杰斐逊屋”(Jefferson House),美国驻北约使团驻地——“杜鲁门邸”(Truman Hall),美国驻英大使馆——“温菲尔德舍”(Winfield House)。而伯恩斯,这位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的驻华大使,从180年来所有驻华全权使者的名单中选中了乔治·H·W·布什,以他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布什的名字为官邸命名。
▲ 10月23日,北京光华路17号,美国驻华大使馆官邸被命名为“布什故居”。
乔治·H·W·布什,也被称为“老布什”(Bush Senior),是美国第41任总统,曾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副总统等职务。他在尼克松访华后的1974-1975年任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工作于中美外交僵局的破冰前线。2018年,老布什去世之际,中国国家领导人向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致悼信时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老布什在担任驻京联络办主任之时,由于时常骑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被称为“自行车上的大使”。
正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史蒂芬·诺特(Stephen Knott)在米勒公共事务中心撰文所指出的,老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呈现出“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老布什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对华采取了“接触”(engagement)战略,而老布什总统本人也成为在就任后最快访问中国的总统。
▲ 老布什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期间经常骑自行车穿行于北京街头。
1989年1月27日,老布什在访华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美中两国间“牢固而重要的战略、商业和文化关系”,并提及了其和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间的友谊。访华期间,其在答复新华社采访时提到,美国应寻求扩大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文教等领域的合作;同时提出,虽然中美关系中的分歧“不可避免”,但双方应该以“建设性”的精神对待分歧,使两国人民获益。在会见时任中国副总理万里时,老布什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天空才是极限”(the sky’s the limit)——这一美国成语的意思是“无限的可能性”。而更有意思的是,2023年6月,该成语也被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用以描述美印关系。
▲ 老布什访华期间,曾在天安门广场向民众挥手致意。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美关系的低谷中,老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这不是做出感性回应的时候;当下应采取理性而谨慎的行动,既要考虑到美国的长期利益,又要考虑到对中国复杂内部局势的认识”。在后来中美外交关系几近冷冻的时期,即便被国内舆论界批为“软弱”,老布什也坚持了其“不想看到这段关系完全破裂,也不会鼓励这段关系完全破裂”的说法,并派出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伯格(Lawrence S. Eagleburger)秘密访问中国,以防止中美关系彻底破裂。这使得老布什与美国国会关系变得紧张。老布什给国会的解释展示出了强烈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逻辑——他认为,中国是世界的“关键角色”,并在地缘政治中处于重要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他希望美国与中国改善和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回应质疑时,老布什指出,斯考克罗夫特访华取得了“实际的成效”。
然而,正如《南华早报》的一篇评论所述,虽然在老布什领导时期,美国的积极参与为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营造了有利环境,但这好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领导人几乎“颠覆”了上一时代的中美关系。该文章写于2018年中美两国国家领导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面前夕,作者还对中美关系的回暖有所期待。然而遗憾的是,传统实用主义策略在此后的中美关系中面临着极大挑战,双边关系也持续动荡。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将中国视为其“生存威胁”,中美关系呈“螺旋式下降”。2019年7月,90余位美国学界与政策界人士联名致信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认为“许多中国官员明白,与西方采取温和而务实的合作方式符合中国利益,然而白宫的强烈敌对态度削弱了这些官员的影响力”。该信件还提出,美国政策的成功必须基于对中国的“现实评估”而非夸大。而拜登政府虽然在对华态度方面与特朗普有言辞上的区别,但仍延续了多项特朗普时期的“遏制”策略,并在较大程度上采取了以价值为导向的行动和强调意识形态对立的政策。同时,拜登政府也积极加强与盟国间的制度化关联,将中国重新定义为所谓“战略竞争对手”,使得中美关系被纳入到新一轮体系化竞争中去。
▲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延续至现在的拜登政府,“遏制”策略已经替代“接触”策略成为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主流。
当然,所有人都明白,世殊事异、情随事迁,中美关系也不可能回到曾经。然而,面对当前战争风险、生存发展危机、性别平等、气候变化、全球健康、数字治理等与30年前相同或不同的全球性问题时,今天的国际社会却再次陷入了全球领导力的匮乏当中——当前的世界史无前例地联系在一起,而分裂世界中的各国恐难独自承担起领导全球发展、应对全球问题和风险的责任。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乃至于全球局势也正呼吁实用主义在全球合作中的回归。
正如10月中方在会见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时所说的,“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全球治理要求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的中美双方,在承认差异的同时,共同采取更加务实合作的措施——美国将驻华使馆官邸命名为“布什故居”似乎蕴含着对那个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时代的追念;然而,如果中美想要重新以务实合作的精神在全球治理的紧迫问题上发挥领导力,还仍需双方的共同努力。
▲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美合作对于解决目前迫在眉睫的众多全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人自己也对这个不再务实合作的美国感到困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国际商务研究首席研究员威廉·莱茵施(William Alan Reinsch)在10月10日发布的文章中表露出了这样的困惑。作为一个经历过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时代,而又及至今天的前国会山和白宫官员,他写道:“偏执狂的来临源于恐惧…过去,美国人不害怕任何人;现在,我们似乎恐惧每一个人。”
参考资料
撰稿:曾继儒
编务:杨逸飞
责编:王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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