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县中继续败给“超级中学”

▲ 2017年2月12日，贵州剑河县第四中学。（视觉中国 / 图）

责任编辑｜吴筱羽

近年来，县域教育作为一个整体，逐渐进入学术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视野，成为受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最新的热议话题，是乡村小规模学校究竟应否继续存在及投入资源。

县域教育正是2017年5月至2023年6月期间，我和我们的华中村治研究团队伙伴们在全国多个省份的县乡调研的内容。此前，除了少数调查会访谈中小学教师，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很少触碰到乡村教育问题。直到我们的研究拓展到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学，乡村教育也就成了调查和撰写村治报告的重要内容。2017年前后，乡村教育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我们的研究视域也从乡村扩展到了整个县域。

这几年里，我们的调研对象包括县乡学校、家庭、教育管理部门及基层社会，试图剖析一系列新出现的现象：县城陪读妈妈现象为何盛行，她们会遭遇什么？手游、网络小说给县乡的孩子们带来什么影响？超级中学在县里扮演什么角色？学校的非教学任务为何会大量增加？

将这些现象剖析之后，我们必须思考，县乡教育的出路在哪里？我想在开头先说出我们的结论。走过了这么多地方调研之后，我们始终认为，最终还是县中承载着县乡大多数孩子的希望。

相比于城市，县域是一个弱势而复杂的空间，在教育上表现为资源薄弱和环境复杂。

从县域教育的端口来看，县中，即县域高中的发展状态是县域教育发展最重要的关切。如果县中塌陷，当地的百姓会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教育信心，从而加速人口的外移。

当前的县中的确面临着发展危机，其中一个最大的威胁来自“超级中学”。超级中学依靠自身的办学优势，形成对县域优质学生和优质教师的吸引。

一些超级中学，会在中考前提前组织对全省县市优秀学生的摸底考试，进入到村社向优秀学生家长进行说服工作，或委托一些中小学教师提前做学生工作，通过高薪吸引县中经验丰富的教师离职高就，等等。超级中学的跨地区招生，更是逐渐侵蚀了县中学生培养的基础结构——县中办学被裹挟其中，不得不被迫通过不断地自我剥削，选择采取一些短期策略行为，比如在时间上极尽投入，将优质资源向少量种子选手过度倾斜，甚至将学生送到某些知名高中“代培”。

这些县中的选择是不当的，也是无奈的。其无奈之处在于，超级中学依靠自身的多重优势对县中进行了降维打击。然而这种打击却产生了“双输”的结果：县中因优质资源流失压力越来越大；超级中学因优生云集形成过度内卷的局面，学生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多，竞争形态从合理范畴转向竞争极化。

在县域高中教育的另一端，县域中职教育的发展同样面临着重重困境。一方面，“普职分流”政策愈加引发家长们的焦虑，大多数家长普遍仍然不能接受孩子上中职，为了避免中考落入后50%而想方设法提高成绩，而上了职校的学生，家长则对学生的发展不抱太大希望。另一方面，中职学校因学生基础薄弱、缺乏专业师资、设施设备配套不齐等因素，导致学生培养质量不佳，难以回应市场需求和社会质疑。

尽管国家逐步加大了对中职学校的投入力度，但限于结构性困境，中职学校尤其是县域中职学校的发展举步维艰，一些中职学校在困境中苦苦探索生存发展之路。

在人口流动大背景下，农村家庭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顺着高中向下看，县域初中和小学的发展呈现出“城挤村空”两个极端，在政府“教育新城”建设和社会教育竞争压力之下，教育城镇化的步伐加快，乡村学生不断向城镇学校转移。县城接纳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学生，但是因农村家庭“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未见改变，而县城无法承载农村学生进城就读后的生活照料任务，这一任务不得不由家庭自身承担，从而加大了农村家庭进城就读的成本。另一端，大量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学生人数过少，已然难以维持正常的学生培养，同辈之间的正常交往都无法保证，何谈教书育人、成人成才，且分散的资源布局牵制了县级政府对县域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

乡村中小学不仅面临着资源是否应该整合以及如何整合的问题，还面临着乡村家庭破碎化带来的问题。留守、离婚、“跑妈”等问题使得乡村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缺失，并对学校教育带来一系列挑战。学校面对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时，需要花费比来自正常家庭的孩子更多的时间和心力。

家庭教育缺乏，学校要先改变学生们的生活习惯，再来引导学生学习。乡村中小学因家庭教育不足，使得学生基础要比城市学生的更为薄弱，优秀学生的数量也要更少。对于乡镇初中而言，一个非常具体又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是否应该分配重点班。教育公平是应该有教无类还是因材施教？若是有教无类，将所有学生均衡分班，每个班级为数不多的优秀学生可能会被习惯较差的后进生带偏；若是因材施教，将学生分类分到不同类型的班级，又会招致社会的质疑和政策的问责。

乡村中小学工作者，常常需要面对这样的两难。

学校还是一个江湖，县域中小学的江湖特质可以从校园欺凌现象中窥见。校园欺凌的发生，有家庭教育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同辈群体在学校结构中互动的结果。学校若形成校园正义秩序，就能够较好地抑制校园欺凌的发生；若学校的正义秩序瓦解，学生就只能依靠自建的丛林秩序进行人际互动，以强凌弱的现象就会发生。遗憾的是，大量学校受到严格的约束，不能轻易对违规违纪学生实施过去年代一些具有威慑力的处罚，校园秩序的重建难度由此更大。

网络技术的传播和智能手机普及，乡村青少年网络成瘾现象严重，又进一步增加了县域一线教育管理者教育治理的难度。例如，一个女生告诉我们，同学们之间疯传一本描写各式犯罪的网络小说。我们查了一下，相关的评论区里，“社会是阴谋黑森林”“他人即地狱”“罪恶也有理”的观念在该小说读者中相当普遍。这本书已经被学校列为禁书，但同学们私下仍然在传阅。即使不在学校看，假期回家也免不了看一看。 

青春期的孩子有着这个阶段独特的精神需求。我们发现，这个时期孩子们看小说，不是在吸收知识，而是在寻找自我以及成长的力量。他们很容易将自己以及对现实生活的体会带入所阅读的小说里。

在极为复杂的教育情境之下，县域各阶段学校的管理者和一线教师仍然在努力探索和积极改变。他们尝试引导、教育和改变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逾越规矩的孩子、心理脆弱的孩子，想为乡村孩子谋求安静的学习环境，却往往被僵化的规则束缚住手脚。尤其是，他们还需要抵抗自身的“被围困”，各种非教学工作挤压教育时间，使得他们不得不呐喊“请还教师一个安静的教书环境”。

至此，我们更多看到县域教育难堪的一面，但在一线调研中我们同样看到，县域教育也不乏积极和希望。

为了争分夺秒争取学习时间，有的孩子只给自己20分钟吃饭时间，有的孩子在吃饭的路上还带着笔记本，有的孩子挑灯夜读日夜奋战。当我们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他们时，他们却回以坚定的眼神。

还有一些教师，为了减轻学生家庭因素的负面影响，常常陪伴、倾听，给予他们关爱。湖南隆回县雨山中学优秀班主任黄华菊，根据乡村学生的特点实施了“陪伴式教育法”。她观察到一个成绩不好的女孩性格内向，之后了解到该学生曾经离家出走，原因是母亲的家庭暴力。黄老师就经常跟女孩谈心，并邀请她一起吃饭，特意表达出“偏爱”，通过种种方式帮助女孩建立自信。乡村学校中不乏黄老师的存在，他们会探索各种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教育方法。

一些学校管理者敢于改革，设法激活教师和学生，一改学校发展颓势。四川成都的一所乡镇学校曾在全市排名倒数，2019年上任的年轻校长通过改革重振旗鼓，使得一所垂死挣扎的学校实现“逆风翻盘”。

也不乏拼命为孩子创造更好教育条件的乡村家长。在政策难以回应诉求时，他们通过“自救”以求改变。有人放弃工作和原来的生活，在城镇租房陪读，有人花费巨资将孩子送进私立学校，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尽力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

尽管县乡教育存在诸多发展问题，尽管县乡教育资源更加稀缺，面临的情景比城市更加复杂，但向上的希望是不能破灭的。未来县域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政策倾斜弥补县域教育发展的短板，还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激活县乡学校已有资源和比较优势，培养孩子们获得未来选择的能力。

基于这些调研，我们写成了《县乡的孩子们》一书，以案例的形式呈现学校的运转、教师的想法、家长的诉求、学生的心态、政策的执行等教育一线状况，探寻县域教育的现状、问题、前途。

《县乡的孩子们》杨华 雷望红 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

针对问题，我们提出了县中、乡校、村小的教育发展模式，认为三者构成的县域教育体系，既公平又有效率。反对对小规模学校过度投入，也反对超级中学的跨区域招生——认为正是它们制造了教育竞争压力和全民教育焦虑。因此我们仍然认为，县乡大多数孩子的希望，最终还是由县中来承载。

（作者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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