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好的喜剧，看于和伟当爹

太久没有在国产电影院遇到能看的喜剧了。

伍迪·艾伦曾说，喜剧的秘诀在于“不要写笑话，而是要写故事。”与其他题材的类型电影一样，故事的精神内核，讽刺和冒犯的对象，决定了这是不是一部好的喜剧。

于和伟、郭麒麟新片《二手杰作》于上周上映后，毫不意外地，收获了对诸类电影几乎成为惯性的批判声。观众主要讨伐的重点，围绕故事悬浮、厌女等等，也在意料之中。

但如果按照伍迪艾伦对喜剧的阐述，光是在有所表达这一点上，《二手杰作》其实就并不差。至少，与近年来多半乏善可陈的国产院线喜剧相比，是值得说道的。

曾经的国民喜剧梦工厂开心麻花，近几年院线表现大都乏善可陈。要么是堆砌廉价笑点，以丑角为主的闹剧。要么走励志或温情风，用一个滥俗的、迎合庸常情感的商业套路，调动观众在笑声和眼泪中间走一遭。

但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喜剧。作为戏剧的一种，喜剧不能只停留于表面只让人发笑，不能让人留下的廉价流泪，感官上的刺激，充其量只是情绪安慰剂。

工业时代的电影世界里，鲁迅先生那句对喜剧的阐释仍然适用：“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古今中外经典的喜剧电影，越是起调“轻”，落地越是“重”，是在现实主义基底上搭建的马戏台，是用极端化的符号与肢体语言，撕破现实的伪装，露出世界残酷或龌龊的真相，这就是现实主义喜剧惯用的支点，荒诞。

而荒诞的外显形式，最常是讽刺。

《二手杰作》，讽刺面足够铺张，瞄准噱头至上、炒作为王的网络现状，以年少无知作掩护的道德下行者、名利场里低俗自大的商业嘴脸、道貌岸然的文化掮客、空洞悬浮的文艺青年……一一讽刺了个遍。

有梦想的人，被迫卷入其中。

是的，在部分观众看来，于和伟饰演的“失意作家”“危机中年男”，这样一个范进式的小人物，作为怜悯和精神拔高的对象，已经并不新奇了。

但或许，恰恰因为主角从事的是一份有关“表达”的工作，其作家梦，也是与这个时代的意义焦虑最为贴合的一种外显形式。统而言之，于和伟的角色，并不会让人感到厌烦。

电影的内核，是对这个意义虚无的时代的露骨讽刺，是对杰出与虔诚者在这个时代得不到尊重，甚至反被玩弄的极尽悲凉呈现。

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被巨大喜剧包裹的悲剧。对我们造成冒犯的，并不是这短短两小时的电影。

饰演憨豆先生的英国喜剧演员罗温·阿特金森曾说过这样一句话：“Every joke has a victim”，每一个笑话背后都有一个受害者。

被冒犯是最常见的一种受害情况，而喜剧感的发生，就来源于被冒犯者出于善意、稚拙，或仅仅是自我接受，对伤害做出一种滑稽的应对。

譬如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玩笑。

郭麒麟饰演的马墨，虽然自己对女性也造成了冒犯，但他同样受到了来自同学们的欺负和嘲笑。“玩笑”是最好用的掩饰，一次“玩笑地”栽赃，一次推攘，一次不耐烦，都是一种冒犯。

而出于恶意或是冷漠——在普遍的人群基数里，“冷漠”较之恶意更为常见——由于大多数人冷漠的，伤人者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给他人造成的伤害，或是单纯将取乐目的放置在他人的感受之上。

因此，不论长短，一次喜剧效果的完成，至少应该包含两个必要元素：善意和冷漠。

小范围的、隐秘的冷漠情态，可能会催生一个滑稽且孤独的喜剧角色，比如马墨。而弥散在整个社会的，普遍、大面积的冷漠，则可能滋生一种悲剧的人生，比如马墨他爹马寅波。

于和伟饰演的马寅波，一个平平无奇的中年语文老师，不受学生欢迎，不受儿子崇拜，甚至连夫妻生活也力不从心。马寅波心中有个作家梦，梦想和人一样走向落寞夕阳：写了几十年，就被退了几十年稿。

郭麒麟饰演的儿子马墨，在偷拍女同学过程中意外坠楼昏迷。为帮儿子掩盖“流氓”行为，马寅波决定伪造遗书，将儿子打造成一名“作家”。

遗书发出来后，因为其文采、文意，与马墨平常不学无术、憨头憨脑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加之“作家”本人正面临变成植物人的风险，马墨立刻名声大噪，被媒体和网络塑造成一个被世俗埋没的天才少年作家。

藉藉无名写了一辈子的马寅波，竟因为儿子的一次坠楼骗局，作品生平第一次得到世界认可。文艺阶层，或者说，精英们，徒有其表的虚浮和荒诞，整个名利场世界的荒诞性由此拉开。

即便文字出自同一人之手，但马寅波唯有借助儿子才有机会被看见。因为儿子有话题度，有噱头，有流量，哪怕他是个傻子。

没有人关心真相，没有人关心书到底是谁写的，内容不重要，话题才重要。

至于内容，无人在意。它所需要的理性和独立，决定了它能够影响的始终是少数，而缔造社会文化氛围的，永远是多数。

这份难以撼动的无力感，构成了这部喜剧片最核心的，也是不可或缺的悲剧性。

的确，看上去，片中有不少细节设定，都是那种对现实简单解构后符号化的抖机灵。比如改编自《锵锵三人行》的三人谈节目《铿铿三人行》，比如演员高叶主持的访谈节目叫“高夜”。而主演于和伟，也从外表形态、言行举止上赋予了马寅波一定的喜剧性格，以便与电影整体气质相配合。

但现实主义喜剧天然具备一样优势：即那些放在寻常类型故事里觉得虚浮、夸张的情节，可以用喜剧的类型和形式，予以一定程度的合理化。

本质上，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马寅波，都是悲剧。他的可怜、可笑，甚至到最后被赋予了那么一点点可爱，都是为了完成这份悲剧的诠释。

莎士比亚如此形容自己的悲喜剧：“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目，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产出过不少真正的贴合社会现实的荒诞喜剧。在巨变的时代，笑，几乎是一种必需的社会单品，用以调和个体所不能承受之轻，用以激发反思与内省。

现在热衷转向类型化的张艺谋导演，曾在1997年拍过一部都市喜剧《有话好好说》，原本一件无伤大雅的小事，就因为人人都不愿意坐下来好好说，理性对话与协商，最终演变成无可收场的局面。

当社会放下了常识，屏蔽了智识，道德失序，意义匮乏，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就会变成一面巨大的喜剧舞台，而被少数人决定、由多数人来演绎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出荒诞的黑色喜剧。

不过，荒诞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一种表达的方法，但它不是目的。

作为喜剧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人”。更准确来说，是底层小人物，以及他们荒诞而具有真实阵痛的生活。

更常被改编成喜剧的王朔，在当年无数故事里恣意地嬉笑怒骂，1988年的《顽主》，对社会转型时期弥漫在市民中间的浮躁和虚无，意义焦虑与价值危机，嵌入了一副看似荒诞不经的喜剧图景。

包括十年后冯小刚以此为基础重新拍的《甲方乙方》，都是直接放大社会某一层面的荒诞性，同时却又保留，或者说保护，作为主角的草根小人物的尊严与人格底线。

这些故事里几乎都有一个执著到让人不解、谑笑，同时又带着几分怜悯的主人公，我们不知道他为何如此荒唐、愚蠢，但会为他所处的荒腔走板的社会唏嘘警觉。

十几年前以黑马之势出世的宁浩，擅用喜剧方式将类型元素与个人表达结合。他在电影里塑造了许多具有强烈主体性的喜剧小人物，比如在其代表作《疯狂的石头》里，专业刑侦的主人公沦落到做保安，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那些于社会世俗层面见不得人的缺陷、笑话。

本质上，《二手杰作》里绝望之后打算自尽的于和伟也和这些小人物一样，都是在维护自己作为人的最后的尊严。

可编剧没有将它扭成一个彻底的悲剧故事。故事最后，马寅波见义勇为，从高楼坠下，却大难不死。和开头的儿子一样，他脖子带着固定器，躺在床上，看着一双双殷切、抱歉的眼神。父子俩的命运，以一种无助的黑色幽默方式，完成了呼应和互文。

马寅波终于“火”了，却是因为见义勇为，而不是因为他的写作才华。

荒诞性延续到了最后一刻，没有被和解与温情消解，因为这就是贯穿我们现实世界的真相。生活就是没有答案的，就像周星驰的至尊宝，像上世纪末游荡在新城市的“顽主”们，看去自己一片茫然的未来。

喜剧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但失落，离别，逝去，这些永恒的主题，构成了生活的韧性。

马寅波仍然不会变成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他的书依然不会被这个浮躁的名利世界所认可，他身边还是会有小人以己度人，没事找事。

但也许，他并不再那么在乎了。

他也许会把写作之外的心思更多放在妻子和儿子身上，放在可触可感的现实生活之中。因为写作，以及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可以产生影响且真切影响着自己的，而那些来自外界的纷扰、评价、否定与嘲讽，都以另一种消解一切的方法被自己踩在了脚下。

此刻，小人物因脆弱而发的喜剧感，被外部世界的悲剧感灼烧出了一层顽固的生命力量。

令人意想不到但又某种程度意料之中的是，《二手杰作》上映后面临的最大争议，不是好不好看，而是是否厌女。

女性视角，以及创作者对女性的塑造视点，已成为今天观影市场里存在感强且较为敏感的评价领域，已有不少电影都因在这方面处理失准而受到诟病。因而，对于创作者来说，女性视角不可不重视。

《二手杰作》里的确有不少细节，似乎可以佐证“不尊重女性”的印象：马墨偷拍女同学，却最终没能得到惩处；刘美含饰演的杰西卡想出书，写的却是被污名化的“玛丽苏”；倪虹洁饰演的妈妈，不仅是全家的厨房担当，而且说了一句疑似对女性带有偏见的台词：“一个姑娘写了篇文章，还能上热搜？”

观影前半截，我也总是悬着心，担心导演喂给女性观众一只苍蝇。毕竟，这种以现实主义为基底的父子故事刻画，的确容易陷入那种父系权威争夺式的“爹味”范式。而这也恰恰是今日观众的一大雷区。

但看到电影最后二十分钟，我却想为它做两句辩护。

写玛丽苏的女作家杰西卡曾经做陪酒女的经历被曝光出来，她立刻被推上风口浪尖，被身边人、家庭辱骂和谴责，成为自己所处世界的众矢之的。

女作家无法承受，打算跳楼自杀。

出于一种本能的善性，原本也打算自我了结的于和伟拦下了她。然后又在对其本能的苦口婆心劝导过程中，渐渐梳理清楚了自己的内心：

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渴望得到认可，我们在乎外界的眼光和他人的评价。而我们在乎，是因为内心的虚荣心作祟。可当我们看清那些评价者的丑恶嘴脸，又何必浪费生命去在乎呢？

“审判”创作者对待女性命运的核心态度的关键，就在于这十分钟。

之前在KTV里看见杰西卡，的确会让人下意识地相信，创作者是在矮化写作的女性，将她们塑造成大脑空空的虚荣轻浮之辈。

但请别忘了，这是一部喜剧片，其核心要义在于讽刺，而完成讽刺效果的一大关键，在于夸张。

无论是对文坛那帮势利嘴脸的夸张塑造，还是对文青、猥琐少年的塑造，其实都是存在溢出正常值部分的，包括马寅波为了作家执念，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倒卖自己的书那一段，剧情也将他塑造成了短暂失去理智的“疯子”。

一部喜剧片，究竟有没有厌女，取决于讽刺的外衣撕下后，里面有没有表达。

杰西卡这号角色也一样，承载着她必要的讽刺任务。最后这场跳楼风波，将她放置到了与全片统一的社会学框架里，即被充满世俗偏见与标签噱头的舆论海啸吞没。

电影给她的视点，从贯穿前半段每个角色的轻佻与戏谑，扭转成了怜悯与同情，说尊重也许很多观众不大同意，但至少，它直面并重视了这个扭曲社会对女性的一种压迫和剥削。

“呈现现实”与“表达态度”是两码事，表达的基础是直面现实，我们不能指望每一部文艺作品，都站在价值观正确的制高点上美化现实。

要分辨什么样的讽刺和喜剧是真正不尊重女性的，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努力去站在女性视角看这个世界，是否尝试还原她们的主体性，哪怕只有一部分，也是国产电影的进步。

今年一月上映的一部国产喜剧片《绝望主夫》（豆瓣评分4.4）里，设定男女性别对调，而男性的“女性化”，是通过矫揉造作，嘟嘴拍照嗲声嗲气来完成的。而女性变成男性后，却被设置成强硬、自信，有担当。

另一部马丽、常远主演的豆瓣4.8的《哥，你好》，女人同样被塑造成固化和物化的产物，对现实充耳不闻，沉浸在自己全男视角的封建想象中。

从这方面看，《二手杰作》好在两点：其一，将刻板印象框定在反讽的范畴内，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现状有所直面、反思与批判。

女作家杰西卡最后还是在父亲的刺激下想冲动跳楼。马寅波拦下了她，自己则从高楼不慎坠落。

编剧让这个可怜的中年男人受尽欺负了整整两个小时，最后花十分钟送给他一个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结局。

不过，在历经这个男人之前漫长的可怜遭遇后，观众并不会为这一英雄主义之举感到抵触，反而会松一口气：他终于被接住，被看见了。

这是该片善意和温柔的地方。

有梦想的人不会成为真正的丑角，也许，这也是一个表达者，对意义和内容本身的温存。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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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吴擎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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