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页纸换2500万经费?这个百亿科研新基金做法不一般
两页纸,换来五年2500万的经费支持。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终审答辩现场,大多数答辩人在简介和过往荣誉上,只用了一页PPT的笔墨,他们更多是展示自己对科学问题的设想与思考。
一位最终获选的答辩人说,他准备这个项目申请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感觉比申请其它项目轻松很多。“比如未来研究计划,只需要把我长久以来正在考虑的一些问题写下来,基本上就完成了。整个格式也非常简单,正文就限制两页,多了还不行,那就在两页范围里面,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
当然,要赢得“六亲不认”的评委们的认可,并不轻松。
哪怕申请人是年富力强的院士,有过杰出的研究成果,也可能被评委们否决。“前面你可能发了很好的文章,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接下来如果只是过去工作的自然延续,没有什么风险,评委会认为原创不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委员潘建伟说。
没有连篇累牍的论文罗列,没有节节拔高的引用因子,更没有精确节点的实施计划和结题考核。在这里,科学家们更纯粹地面对科学,不断拷问那些缠绕在心中多年的未解谜题。它是什么?怎样抵达?做出来会有怎样的影响 ……
一份拥有详细研究计划、文献综述、预算分配的“本子”,往往花费研究者一两个月的准备时间。而多位入选者表示,准备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申请“一周的时间就够了”。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二期,583位科学家提出申请,其中100多人进入终审答辩。一位答辩人说,自己把有些疯狂的想法带到了项目申请,假如是其他项目申请,应该不会提这个想法,“因为别人会说有点像吹牛,但这个问题我已经思考了十来年”。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支持的正是那些“最有潜力、最有胆量、最有抱负”的科学家。
2023年10月30日,来自28家机构的46位科学家,成为新一期新基石研究员。此前的2023年1月,已有58位科学家从近千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期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将给予这些科学家大力度的支持,实验类每人5年资助2500万元,理论类每人5年资助1500万元。而且,项目5年后可申请续期,通过评估的继续支持5年,也就是可以有10年的稳定支持。
这是一个聚焦原始创新、鼓励自由探索、公益属性的新型基础研究资助项目。项目设置数学与物质科学、生物与医学科学两大领域,并鼓励学科交叉研究。截至2023年10月,腾讯已将100亿现金全部捐赠至新基石科学基金会。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它会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什么?
全球都在寻找一种新的科研资助范式
“我就想看看,我们中国科研人员的胆儿究竟有多大?”在项目的一个视频短片中,西湖大学校长、“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主席施一公发问。
当前,我国对科技发展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经费也连年增长,2022年突破2000亿元。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一年经费达326.99亿,资助了5.16万个项目。政府经费是基础研究资助的主流,发挥着巨大作用,特别是一些目标导向的攻坚项目,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成绩。
同时,基础研究,尤其是自由探索型的基础研究,具有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施一公提到,不少“从0到1”的原始创新很难计划、很难预测,而这些优秀的科学家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
对科学史略有涉猎的人都知道,激动人心的成就很多都是“偶然”发生的,唯有人的创造力是有迹可循的。
实际上,寻找新的科研资助范式,正在成为全球潮流。对于变革性、高风险的研究,已经有机构开始“下注”,“赌”一个科学社会的未来。
最典型的,莫过于非营利性的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在美国,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的主流支持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等国家层面的支持。而HHMI会支持优秀科学家完全凭兴趣自由探索:“我们相信,当才华横溢的科学家能够自由追求大胆的想法时,最具变革性的突破就会到来”。
“HHMI研究员项目”平均每三年组织一次评选,2021年33人入选。入选研究员第一个聘期7年,可获约900万美元资助,而且有充分的研究自主性。曾经有研究员将课题从青蛙的进化发展转为青少年糖尿病研究,HHMI评估后的结论是,“很有趣,去做吧”。这种看起来无厘头的跳跃并未让HHMI的研究迷失。自1978年以来,已有30多位HHMI支持的科学家获诺贝尔奖。
英国知名的慈善机构威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也从2010年起对资助模式做出改革,将腾出的资金转为重点关注少数优秀科学家,支持他们提出最好的想法。
HHMI研究员资助计划中,第一大准则便是“资助人,而非资助项目”(people,not project)。“它资助有创新的、敢于冒险的一流的科学家,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研究方案。”曾拿到过HHMI资助的一位研究员此前向《知识分子》解释,“如果是很成熟的方案,创新性会很差”。
同样在行动的还有日本的“登月计划”(Moonshot),德国的联邦颠覆性创新机构(SPRIN-D),美国的“ARPA-everything”等多个资助项目,都是聚焦那些不易获得现行基金体系资助的“大胆激进想法”。
这些野心勃勃的宣传用语是一种修辞,而科学家视角的大胆是茫然局面的坚定探索,是一种定力。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委员、“无痛产前检测之父”卢煜明在第二期新基石研究员名单公布时回忆起自己的经历,“那时孕妇想知道她的胎儿是不是正常的,主要用羊膜穿刺术,每次做会对胎儿有一些危险。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发展出新的方法,可以从母亲的血液诊断胎儿DNA。我当时20多岁,很勇敢地去找一些教授问他们可不可以给一点实验室的空间给我去做。我不知道这一做就是20多年。我想年轻人有这个动力,勇敢去尝试,我们应该给他这个机会”。
这样的情况下,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成为基础研究资助体系一个有益的补充和尝试。2022年,腾讯宣布10年内出资100亿元人民币,长期稳定地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
施一公表示,像腾讯发起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对一些科学家进行每年500万、5年共2500万的资助,进行基础研究,是社会力量资助基础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科学委员会委员袁钧瑛表示,希望有更多的民营企业来支持原始创新、基础研究。
如何找到最大胆的科学家?
有了腾讯100亿资金支持,要找到那些“正确的人”,那些真正杰出的、有潜力有胆量的科学家,也并非易事。
从一开始,“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就坚持科学家主导。两期研究员评选下来,项目对于希望选到什么样的人,画像变得愈加清晰。
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甚至鼓励抛弃既往包袱的科学基金。候选人必须要有过去的成绩,但必须说明未来计划做什么,是否做好了准备从事最前沿的探索。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监督委员会主席王志珍介绍,项目按照“原创性”“重要性”“突破性”三个标准来评审。“原创性”指候选人已经取得公认的原创成果,未来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特性和引领性;“重要性”指提出了重大的科学问题,其研究具有不可替代性;“突破性”指勇于突破自我,未来研究具有拓展学科边界的潜力。
对项目的申请者们而言,那些长久以来脑子里想不通的问题,时不时像翻书一样拿来想一想的问题,终于能大大方方地写进申请书。
申请者年龄是考虑因素之一。同等条件下,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会优先考虑年轻人,不过,年龄与经验还需要达到一种平衡,年龄越大相对而言经验越足,走过的路越长,对科学问题的看法也可能越深。
最终,项目把申请年龄上限定在55周岁,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青项目的45岁后延了10岁。第一期新基石研究员平均年龄48岁,而刚刚揭晓的第二期,获选研究员的平均年龄为47岁。两期项目最年轻的研究员都是38岁。
同时,项目希望新基石研究员心无旁鹜,把工作时间几乎全部用在科学研究上。申报指南中明确规定,每年投入科研工作时间不少于9个月,担任所在机构主要领导,申报资格受限 。此外,新基石研究员在资助期内也不能再接受新的企业委托项目。
如何评选新基石研究员?这一方面需要功成名就的资深科学家评委们依靠自身经验和见识做出判断,需要他们科学品味的加持;另一方面,需要确保公正,滤去评委的个人好恶和利益冲突。
从第一期开始,项目便设立“断开式评审”的原则,初筛、初审和终审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由不同的专家评委完成,避免同一批评委 “一评到底”。
“初筛的时候哪些人被筛掉了,科学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不知道。初审的时候哪些能通过,也完全不知道。到最后谁来答辩,只有到了开会现场才知道。这么一来,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评选公正、公平。”潘建伟说。
项目还采取严格的评审专家回避制度。例如,评审专家与申报人存在亲属关系,则回避当年全部评审;如存在师生关系、同一法人单位、最近五年内科研项目、学术论文或商业合作、直接竞争关系和其它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关系,则须回避相应申报人的评审。
项目到了第二期,初选阶段实现了100%的海外评审。潘建伟解释,这样做的优势是,从全世界范围内找专家,找到小同行的概率就更大,科学品味更加多样化,评审专家与申请人之间的冲突和人情关系也更少。
“新基石研究员不是一个奖励”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资助之下,做科研的感觉是什么?获选科学家们高频提到的词是:“自由”。
自由,意味着不因经费限制而放弃自己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想法。首期新基石研究员、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胡海岚说,项目在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内提供了非常稳定的支持,就不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申请一些短期项目,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写各种进展汇报,可以更专注在自己感兴趣的科学本身。
自由,也体现在经费的使用上,社会资金的灵活性给予了研究员们完全的科研资源支配权和研究路线选择权,一切从科研工作实际需要和基础研究客观规律出发。
第一期入选的新基石研究员已经拿到首笔资助,各自所在机构也纷纷挂牌成立新基石实验室。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严格限制入选者将经费用于个人收入,但只要经费是用于原创的基础研究本身,他们拥有最大程度的自由。
“传统的资助项目对仪器设备的占比和人员费用的占比,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则给了我们很高的自由度。”胡海岚说。启动阶段的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经费,她优先用于购买仪器,未来则会更多用在人力和实验开销方面,用在课题组年轻人身上,“帮助这些年轻人沉下心来,没有后顾之忧”。
“用途非常灵活,可以买仪器、聘用员工,又可以参与海外学术会议”。首期新基石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教授刘仁保这样评价。
自由,还体现在科学交流上。首期新基石研究员、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陈鹏说,除了稳定的经费支持,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还在组织交叉学术活动。他特别期待的正是思想碰撞,希望互动不只发生在研究员之间,也可以面向研究生博士生和博士后。
经费使用方式自由之外,还有更灵活的学术探索自由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们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调整研究课题和研究目标,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完全支持。
这样的设定,是为了给创新研究充分的试错空间。“做的领域越创新,越可能遇到路不通的情况。”卢煜明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对此做了说明:“像我做无创性产前检查,做了22年,中间走过差不多十条路都是死胡同。”
不管是研究者,还是科研基金,都要学会面对试错中的“此路不通”,从碰壁中寻找真正的出路,要微调方向,甚至大掉头。对于这些情况的容忍度,考验着每一个希望真正支持原始创新的科研基金。
西湖大学讲席教授、副校长的许田曾谈及当初拿到HHMI研究员资助五年后这样“交账”:“对不起,五年来我们实验室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没有成功,但是我还想做。”没想到,评委们的回复是:“这个人足够疯狂,我们要继续支持。”又过了三年,许田领衔的哺乳动物的piggyBac(PB)转座子研究终于有了成果,目前这项研究相关的多项发明已在全球广为应用并实现了产业化。
首期新基石研究员、复旦大学物理系特聘教授张远波,将致力于突破二维材料研究瓶颈,实现分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探寻长程关联量子多体基态中的新物理。他并不清楚到底哪条路能走通,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便利在于,可以换新的方法来实现目标,或者有更好的目标,甚至去切换研究项目,“这就给了自由探索非常大的空间”。
项目不给入选研究员设置明确的研究任务,也不做项目的进度考核。“这是充分信任新基石研究员,信任他们自觉、自愿、完全靠内在动力进行前沿基础研究。”施一公说。
他介绍,“选人不选项目”并非不看申请阶段的项目,而是一旦选中新基石研究员之后,“要看的是他们被资助的5年甚至10年期间,能做出什么样的原创性突破。只要世界领先,能够在人类未达之境做出一定的成绩,我们就认为是非常优秀的。目前来讲,这种做法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
“我觉得,新基石的资助并不是一个奖励……它其实是个科研任务。因为信任你,希望你在之前的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好的工作,于是给你一个更大的科研任务让你去完成。而领到了这个任务,更多的是责任,拿到了这些钱(经费),不是用来‘奖励’过往的,而是需要真正好好工作才行。”第二期新基石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物理系讲座教授戴希告诉《知识分子》。
目前,两期共产生了104位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计划在2025年再次开放申请,并形成每两年开放一次的长期制度。这背后,是科学委员会的认真讨论和经验总结,对科学人才成长规律的尊重,以及对入选研究员高标准的坚持。
这个项目也正在参与促成新的基础研究文化氛围:资助对未知的大胆探索,种下创新的种子,给予肥沃的土壤,让种子有足够的自由。施一公表示,民营企业用慈善基金会形式发起项目,不带功利目的地支持原创研究,非常值得提倡,也希望这棵幼苗能够在大家支持下长大,5年、10年以后对中国的基础研究带来一些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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