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乞力马扎罗山上的日本人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372 篇文章

2011 年，是我在美国读完博士之后，进入咨询公司麦肯锡工作的第 6 年。也在那一年我成为了麦肯锡的合伙人。那个夏天我把 1 岁的孩子寄托给妈妈，另外几个朋友从美国和中国飞到坦桑尼亚，开始了第一次非洲之旅。

旅行一共三周，前一半是在 SERENGETI 国家公园 SAFARI，在开放的吉普车上看动物，轻松舒适。SAFARI 的游客里有很多亚裔面孔，大部分是中国人。后一半是爬乞力马扎罗山，需要五天走上山，最后一夜早上两点起来，去山顶看日出。缺氧，痛苦，但可以看到海明威笔下的“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山上的亚裔面孔要少得多，但几乎所有和我们打招呼的人，第一句话都是：Are you Japanese ?

这个体验，让我对那并不在场的“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能吃苦，爱冒险。大概是这样一个形象吧。

2023 年，我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来日本看教育，是带着这样的印象和好感来的。

在日本四个月的时间，我看了 8 个地区的 20 所学校，做了从文部科学省官员到一线教师的多个访谈。我看的有最普通的公立学校，也有各种创新学校。很多学校和教育者都让我兴奋，感动和敬佩。

但在这些学校参访之外，我也在东京坐了无数次电车，在大街小巷路过了无处不在补习私塾和广告，看到了晚上和周末在各种为进入“好学校”而在补习塾里补课做题的孩子们。

这些拼在一起，说实话，我对日本的教育和日本的未来，担忧多过了赞叹。

不过我要先说明，我的担忧，不是因为日本教育有多“糟糕”，而是因为我对日本有更高的期望，对亚洲最发达国家的期望。

2016 年，我接受了盖茨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的职位，举家从美国搬回中国。那时候我们有了三个孩子，最大的六岁，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和先生无知无畏地在北京做了一个小学校，一土学校。第一年有 33 个孩子，5 位老师。

做这个学校是因为那时候从美国加州硅谷回到北京，对中国教育的观察和反思。我以为 21 世纪对“什么是好的教育”已经有了共识：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方式。但发现那时候的中国主流教育和我们长大的几十年前的应试教育并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因为有了技术，甚至更糟糕，我那时候见过几个所谓的技术创新教育产品，一个是放在学生头上，让老师监控打瞌睡的电子头环，还有某大科技公司成立的 10,000 人的教育团队做的一个产品叫“大力神灯”，就是可以让家长通过手机监控孩子写作业的一款台灯。这些能写进荒诞小说的场景，就在中国上演。

为了看什么是好教育，我在 2018 年去了芬兰三次，知道为世界瞩目的好的教育体系是怎样的。70 年代芬兰就开启了教育改革，出发点就是意识到人力资源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源，从 NATION BUILDING 的角度开启教育改革。改革的目标是“让家门口的学校成为最好的学校”，在体系上减少教育不均等，教育里注重独立思考，项目制学习，和团队协作。更重要的是，教师是最受优秀年轻人追捧的行业，最好的师范大学录取率在 8:1。这样 50 年下来，芬兰的教育改革的成果世界瞩目。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芬兰只有 1-2% 的学校是私立学校，而且这私立学校也是不收学费的，只是一种不同于公立的选择。

这些当然离中国的现实很远，我们只能在自己出钱做的学校里做一些非常困难的推动。

来日本之前我对日本的了解很少，但不需要是专家也会知道，日本老龄化严重，出生率降低，国家相对富裕，但自然资源缺乏。这让我很容易把日本和芬兰做对比。但我来了发现，日本不仅和芬兰不一样，更糟糕的是，日本更接近中国的样子：补习班，和为了上补习班要上的补习班；每周考试，按照成绩调座位；为了孩子的补习班学费和无处不在的竞争而劳累奔波的家长；利润丰厚，网点遍布的私塾公司；大街上 XXX 个学生去了东大的显眼的广告牌。

2023 年春天，东京都有近 18% 的孩子参加中学受验。18% 单独看似乎不高，但是英国美国的私立学校，不过 10% 不到。而且这些私立学校大部分是不需要考试的（很多是教会学校，不同选择学校）芬兰就更是了，只有不到 2% 的私立学校，而且是免费的。

如此对比，18% 是出奇的高！我在 SAITAMA 的一所普通公立小学和老师们座谈，问有多少孩子上私塾。回答是 80%。接着是教师们的一声叹气。这些数据，让人感到日本的公立教育在隐形崩溃。

学生疲惫，家长疲惫，家庭支付昂贵的费用，如果教育“结果”值得，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那结果怎样呢？

根据东京大学铃木宽教授和我分享的材料，如果用 PISA 作为衡量，日本学生在小学和初中都很出色，15 岁以下年龄组，在发达国家里排在首位。但是在 22-23 年龄组，就在发达国家里垫底了。其中评分最低的三个方面，是“逻辑写作的能力”“清晰地与他人交谈的能力”和“说外语的能力”。

而这几个方面，可以说都是在全球化环境中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从 15 岁到 23 岁到这个明显下降，恐怕不是在这 7-8 年间发生了什么，而是使得孩子们在 15 岁取得好成绩的因素：大量学习，做题，记忆，这些占用了可以发展这些能力的时间，破坏了相关的能力。（比方说大部分做题和考试是选择题，不需要逻辑写作，英文的口语不受重视，没有时间，和人清晰交谈就更不会被考到了。）

所以，这一场从八九岁到高中毕业的补习班轮回下来，日本年轻人更优秀了么？更创新了么？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更强大了么？似乎没有吧？那这一圈，为了什么呢？

我和日本学者探讨这个问题，他们都觉得比较无奈，认为这是市场的力量，是家长的选择。2023 年 6 月，我和在芬兰的美国教育学者 Samuel E Abrams 有一个对谈。他出了一本书《教育市场化的边界》。我和他说起我看到的日本教育的现状，他听了以后用了一个比喻，说这些私塾广告，就好像是体育比赛里兴奋剂的广告。这是政府监管的缺位。并不是民主国家就无法约束市场，民主国家都在约束香烟的广告。奥运会不可能有明目张胆的兴奋剂的广告。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恰当，私塾是教育的兴奋剂，这个兴奋剂能卖出去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大家参加的是一场比赛，要排名，要比你的邻居好。第二，比赛胜出要靠吃兴奋剂，第三，这个兴奋剂用起来是合法合理的，有交易市场。

所以首先要反思的就是，教育是不是一场比赛？其实这种“竞争”与其说是一场比赛，更像是一个剧场效应。本来大家坐在那里看戏，一个有资源的人买了一个板凳站了起来可以看得更清楚，剩下的人为了看清楚，不得不也去买个板凳站起来，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并没有看到更好的戏，除了卖板凳的那个人，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在中国，很多人有一个预期，就是中国人口降低了，教育就不这么竞争激烈了。但我看到日本就理解完全不是这样的。日本在 2009 年大学学位数就高于适龄人数了，但是这些年竞争不降反升。我认为核心原因是体系的设计是“限制入口”，所以在入口就形成了竞争的市场。东大是入口，为了进东大，要进这几十所高中，为了进这几十所，要初中就进去，为了初中，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准备考试，为了进好的私塾，需要二年级就开始上私塾。如此一步一步把整个基础教育和孩子们的童年卷进了绞肉机。

好的教育体系，应该是“宽进严出“的体系。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所有的学习知识都是可得的，教师资源短缺也是可以通过技术缓解的。日本在这方面也是有基础的。但其实核心难题永远不是技术，而是对教育体系的思考和重构。

我在从美国看中国教育的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中美的不同，当然有文化、政策和体制的问题，但说到根源，中国教育里那看不见的深层驱动力，是恐惧，上千年的科举制度，没有保障的社会，随时可能发生的灭顶之灾，带来的中国人的集体恐惧，使得教育成为大家认为的可能摆脱某种厄运的工具。

而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和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二战之后有了真正的民主宪政， 70 年代开始创造了世界奇迹。我在萩市看过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也看过福泽谕吉一百多年前的文字。这样的历史在百年前的中国也有类似的发生，但都被后来的一次次运动覆盖了。和日本的自由学园，同志社中学的创办者同时代的中国人，胡适、陶行知、蒋梦麟、晏阳初在百年前在中国做过类似的事，但当时建的学校现在都早已无处可寻。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在日本矗立百年，仍然蓬勃发展的学校的时候，可以说无比羡慕，感慨万千。

而可悲的是，在 2023 年的日本，这些学校和教育思想并不是主流，在一个有了 80 年宪政民主经济稳健的日本我还是感受到了这种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在电车广告的那些虚假笑容里，在为孩子的私塾和学校奔波的父母的脸上。而通过这一切，这恐惧也传递给下一代，使得教育像是只为了找一个稳定的饭碗，而无关创新，解决困难的问题，和面对日本真正的外部和内部的挑战。同时作为一名女性，我看到的日本教育和职场里的性别不平等，也是让人深深担忧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日本的有识之士醒来和发声，为更好的日本，更好的亚洲，重塑日本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