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姐，打出来的最佳女主角

惠英红，遗憾错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在近期收官的金鸡奖上，中国香港演员惠英红凭借主演的《我爱你！》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最终却与奖杯失之交臂。不少人为之感到遗憾。

实话讲，作为三金影后，红姐早已获奖无数，金鸡奖于她而言更像是锦上添花，更直白地说，她不是差这一个奖项的认可。

但不知怎么，还是令人生出几分心疼的情愫。

惠英红在微博里用堆满表情“emoji”的语气感慨：“说不遗憾那是假的，但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有心理准备的，放心。”

红姐的前半生实在丰富，3岁开始养家，22岁就成为影后，从穷困起点到金像奖女主，只花了不到二十年。中年时跌入低谷，四十多岁又从配角重新出发。她是香港影史上前无古人的“打女”，打出来的影后和天地。

也有人说，惠英红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余晖里最后的女主角。但如今已63岁的惠英红却说：“蛮骄傲自己这个年龄，还可以驾驭很多东西。”

近几年，在“港影式微”的嘘声下，惠英红主要将演艺事业转战内地。这也是不少仍在拍戏、仍想拍戏的香港演员的选择，只要有戏可拍，还有关注认可，他们就“好开心”，就仍有生命力。

就在金鸡奖举办的同期，惠英红与张小斐主演的悬疑片《拯救嫌疑人》也在大陆上映。在这部由张艺谋女儿张末导演的电影里，女性作为母亲的力量被强调渲染。戏外，惠英红在电影宣传期这么说：“我会用行动告诉你，不要惹一个母亲。”

国产电影一次又一次单向度放大“母亲”的刚强和无所不能，其实有些审美疲倦了，但“别惹母亲”这种话，被惠英红说出来，倒是更显信服力，容易让人联想到她曾经演过的《心魔》《血观音》里的母亲。

只不过，后两者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牺牲式母亲，反而是带有极烈危险性的、内心阴暗罅隙明显的母亲。

压低道德的光谱，无限逼近人性暗面和私人情感的极致，是惠英红不少银幕角色共享的一种灵魂底色。

近几年，即便电影的时代和市场已经发生改变，红姐也似乎总有戏拍。她不是不挑，而是总愿意尝试。出道46年，不似年轻时那么“能打”，但她还是离不开电影，离不开希望和鼓励，需要被认可，需要观众。

惠英红不是一个需要靠“撑”来抵达高山的人，但在外界看到的那些刚强，坚硬和不屈背后，她自有一条柔软灵动的溪流。

2017年秋天，我在香港油麻地影院看了一部现代权斗题材的台湾电影《血观音》。这部风格偏向文艺片的悬疑片，竟从头至尾看得人心惊胆颤。结束后，从冷气逼人的影院走出来，扑面而来的闷热，都丝毫不能驱赶那股遍及全身的寒意。

主角惠英红的脸久久浮现在我眼前。那双投向幽深无底洞的眼睛，那从始至终暧昧不明而城府老练的笑，在故事讲完后，如一把刀子不疾不徐地剜着人的感官，后劲持续蔓延。

这是一部以三代三个女性为主角的电影，作为母亲棠夫人的惠英红，看似是八面玲珑的高官遗孀，内里藏着血面獠牙的蛇蝎心肠。她暗中操控着两个女儿的一生——光是“将孙女变成女儿”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操作，就叫人不可能忽视这个魑魅女人深不可测的城府。

这号人物的复杂性和嗜血性，并非呈现表面的心狠手辣和精于算计就足够。拍摄期间，饰演棠夫人女儿的文淇被惠英红凌厉的气场吓得不敢说话，后来才知道，这是惠英红为了不出戏故意制造的距离感。

惠英红那张脸——我们决不能否认，那是一张更适合反派而非慈母的脸。凌厉，眼角上扬，廓形内收而气场外放。其实气质不怎么似岭南的那种柔和与明媚，反而多了几分北方式的硬朗和英气，有点像她老家山东常见的那种“青衣”。

可红姐的角色大多并不开阔，尤其是中晚年不再“打打杀杀”后，她转向内心角斗，反而往人性狭隘的幽深处钻到底，到死。

《血观音》一年后，我又在影院看了一部以跨性别者为主角的电影《翠丝》，惠英红饰演跨性别男主角的妻子，在知晓丈夫的本性后，她不顾一切，立誓要死守婚姻。

《血观音》里的政治利益，《翠丝》里的婚姻，都是片中红姐执着坚守的某种执念。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她们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爱人与家人。艺术作品里被奉为至尊的爱情、亲情，在惠英红的角色里失色了。

她那些角色的存在，反而是为了颠覆，为了杀死理性。因为只有通过杀死理性，才能撬动一个暴露人物极端性的支点。

她们往往贴着道德甚至是法律灰色地带行走，永远执着于某种不可撼动的情结或欲望，甚至很多时候可以为此扭曲自我，将人性带引偏离所谓正常值。

比如母亲。惠英红尝试过各式各样大相径庭的母亲，但每一个母亲都不是“慈爱”的，都有着让人心惊胆寒的一面。她有那样的天赋：擅长将人性背后的某个暗面放大，同时贴着世俗社会的光景，如刀背滑过心尖，从不叫你痛，却叫你怕。

因此，在2023年初的一档综艺里，面对生涩坦言因为自己没有做过母亲而演不好母亲的年轻演员沈月，惠英红回应道：我演过这么多母亲，但她们都是不一样的母亲。

2009年那部替她拿下金像奖的《心魔》里，惠英红是一个偏执的、神经质的单亲妈妈，深陷一段畸形母子关系里，她与儿子相互之间不正常的占有欲，合力导致了最终的悲剧。

那个年代，还没有今天的“大女主”一说，惠英红也并不需要“大”，不需要处处强大的女主角，更不需要做道德和情感上的伟光正女豪杰。

但她诠释过的那些人生，赌徒、女鬼、杀人犯……从气质到命运都极具危险性与迷惑性，像外表朴素低调的食人花，一开口就要你命。深不见底的层次性是这些角色的共同特性。

这与二三十年前在TVB里打打杀杀挥汗如雨的打女是不一样的，但与如今那些追逐大女主或少女感的艳“红”，也是不一样的。

但曾经的惠英红和如今的惠英红，她们都是丰富的，层次分明且有着鲜明目标的。

最近几年，她演过一些温情的角色。2016年助惠英红再次夺得金像奖女主的港片《幸运是我》，以及今年那部让她错过金鸡奖的《我爱你！》里，惠英红都是在底层捱生活的孤寡老人，与另一个孤独的人相遇，年龄成为她诠释真情的另一种武器，穿透岁月，幸福落地。

到了2023年的《我爱你！》，惠英红换上一层更符合大陆商业片风格的人物外衣，情感更加直露。李慧茹依然是底层孤寡老太太，依然有刚硬的外表——这是任何一个导演都不舍从惠英红身上撇去的东西，但她可以毫无障碍地撕下坚强刚烈外表，坦裸出自己柔软细腻的本性。

此刻的惠英红，不是谁的“母亲”和“妻子”，而是一个涤去生活磨砺与命运捉弄后的，相信真情与爱的少女。

一股从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延续下来的生命力，在红姐身上总是醒目着。

在今年初一档“老带新”的演员综艺里，惠英红作为演员导师参加了节目录制。面对被称为“香港最后一个少女”的薛凯琪，她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41岁还扮少女，会很“尴尬”。

当时代开始吹捧少女，惠英红对这个身份始终保持朴素的认知，保持陌生的警惕。

这不仅因为她自己一路“打”过来，走过足够多的高山和坎坷，尤其重视“真本事”。更因为，惠英红曾在与薛凯琪同样的年龄，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

38岁那年，已出道十好几年的惠英红忽然发现自己无戏可拍。她整夜和朋友们通宵打牌，天亮以后开车回家，从倒车镜里忽然看见自己的脸，吓一跳，“这个是什么人呢？每天都是油油的脸黑黑的。”

惠英红不焦虑年龄本身，不焦虑青春的流逝，而是恐惧自己被世界抛弃。这个从小就独挑大梁的“打女”，从来是靠自己撑起一片天，当外界不再能向她展现明确的、坚定的需求时，惠英红熟悉的不安全感猛烈回潮了。

那段时间，她和薛凯琪一样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症，整整五年没法出门，甚至迷迷糊糊中吞安眠药自杀，所幸被家人救了回来。

这个一路打进香港影坛C位、二十出头就拿了金像奖影后的女人，怎么会这么“轻易”被打垮？

其实这恰恰才是惠英红，争强了三十多年，不服输了三十多年。某种程度上，她需要克服自己骨子里的“刚”，才能放心大胆地去拥抱岁月带来的“柔”。

惠英红的大半生，与二十世纪末日新月异的香港社会紧密相连，与香港电影从黄金时期到转型时期的命运相溶。

早年的她，被视为与天后梅艳芳拥有某种相似命运：都天生带着汗与血，都从四岁开始养家，小小年纪就饱经磨砺，为生计洄游。

但长远来看，惠英红也许比梅艳芳幸福。梅艳芳在年少成名的枝头傲舞，美人易折，却也生如夏花绚烂；惠英红更像钢，要强，不折，出场就裹着铁衣，挺过烈火，淌过寒流，百经锤炼。

人生的苦和痛，惠英红都比同龄人更早体尝。上世纪五十年代，惠英红的父母带着8个孩子迁居香港，不幸被骗走了所有钱财，一家人沦落至贫民区调景岭寮屋。

年仅三岁，惠英红就开始帮衬养家，在湾仔街头向水兵乞讨，在红灯区卖口香糖与啤酒。十岁那年，还因为叫卖惹怒巡捕，被抓去监狱。

从小就肩负的生存重担，在惠英红性格里塑出一股长久存在的生存危机感。外显出来，就是毫不妥协的好强和不服输。

后来进入夜总会做舞女，别人压腿压到90度，她能压到120度。排练的时候，她不仅记得自己的舞步，还能记得别人的。

直到十七岁那年，惠英红遇到邵氏公司名导张彻的副手午马，出演《射雕英雄传》里的穆念慈，从此开启演戏之路。

也不能说时运待她好。彼时的香港电影，正值武打戏的天下，在李连杰等为代表的一帮武打男演员中，刚成年的惠英红，硬是一拳一脚打出来一条路。

她的骨头简直像是比普通人更多一层钢铸。二十岁那年，拍戏时从高处坠落，全身五处骨折。习惯了疼痛和危险，很多事似乎显得不足为奇，比如从16层的高楼用一条威亚跳下来，这一跳连惠英红的替身都不敢尝试。

“谁不怕死，可是你这一次不做，下次不做，你的位置就没有了。”惠英红说。

1981年，刘家良导演的《长辈》，让惠英红获得了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女主角奖，而且是电影史上第一个获得金像奖影后的打星。

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也受到新浪潮运动影响，惠英红出演导演翁维铨的青春题材电影《三文治》，女主角的是一个未婚先孕、深陷情感纠纷的底层女孩。

当时，影片海报上醒目地打出宣传语：“惠英红全新面貌，豪情演出”。

虽然是“打”出身的，但惠英红其实一直抗拒被安上什么巾帼、“武戏不输男人”等标签，她反复强调，且反复陷入困顿：“我是一个女生，我不是男生”。

对回归女性气质的渴望，没什么好丢脸的。惠英红一直认为，自己的性格其实很温柔，她喜欢居家做饭、做针线活，也会渴望爱情与婚姻。

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被打成“娇妻”的风险，也不会被一些变质的女性主义虎视眈眈地盯上。

为了展示自己的“女人味”，28岁那年，惠英红还自费到巴黎拍摄了一套写真，穿一身露肩吊带，身材婀娜，表情妩媚，“我身材还挺好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觉得我好看，从来没有。”多年后，她在采访里笑。

然而，这套写真不仅没有帮助惠英红成功转型，反而让当时的男友离她而去。

惠英红在爱情里受的伤，不比在片场受的少，要么无疾而终，要么被诱耍得团团转。一拳一脚打出来的惠英红，搞不懂那些搞艺术的嘴里眼里弯弯绕绕的圈子。

只不过，她依然不认命。想转型，想做女人，想拥有爱情。

“刚强”了一辈子的惠英红，似乎反而在老去之后，得到了一些做“少女”的机会。

电视节目、港影式微后，一些新玩意儿侵入了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比如微博。微博很奇妙，它可以让一部分公众人物异化成资本语境下的商业与流量机器，也会让另一部分原本离公众遥远的人“露出真面目”：下沉到生活区后的红姐，不再是恶女和打女，而是变回亲切生动的大姐姐，和粉丝说说话、互相分享生活。

她试着去听懂年轻人嘻嘻哈哈的表白。比如：“姐姐我做事十拿九稳，但就差你一吻。”惠英红回复：“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你只差一吻，该感恩啦。”

好像在同你演情景喜剧，全情投入，一板一眼，怎样都可爱。

对于人生经历异常丰富的人，我们总是在多一分好奇的同时也多一分敬意，他们似乎比我们多活了不止一倍人生，惠英红六十岁，仿佛已经走完了第一人生，现在从孩提时代从头开始，怡然自得。

这样的人，他们毫不吝啬袒露出来的单纯和孩子气，也显得尤为珍贵。

就像比惠英红年长六岁的林青霞曾说那句话：“六十岁以后才是真正的黄金岁月。”

不是什么反年轻焦虑的清醒语录，红姐没兴趣教后生做人，她只是想和年轻的灵魂做朋友。

除了电影里呈现出来的那些柔软的角色，人们发现，在社交平台上，“生人勿近”的红姐，快乐其实来得很简单。

去广州塔游玩，买到了更便宜的老年票，她笑得合不拢嘴；

为了买到打折的衣服，特地开车一小时跑到奥莱，买完后依然合不拢嘴：“好实惠，好实惠。”

不是快乐来得太容易，而是大大方方接受自己孩子气的所有情绪。

三十多岁的时候去算命，被告知“60多才有伴”，惠英红为此悲痛，大哭了一天。

她敞亮大方地渴望爱情，就像当年敞亮大方地反复强调自己“也有女性魅力”一样。

不多年前，一次采访里，她谈起自己的初恋。

那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惠英红在湾仔卖口香糖和纪念品。一天，她遇见一个十八岁的美国水兵。男孩每天都坐在河边的栏杆上，看着惠英红卖东西。惠英红没生意时，两人就坐在栏杆上聊天。

一连七天，他每天都在街上陪着她。

直到两人不得不告别那天，男孩请求惠英红教会了他用广东话说“我爱你”。

浑身是伤的岁月，也有少女的温情。

其实香港人是不惯用“爱”这个字的，广东话常说“钟意”，不直接言爱，听起来更朗朗上口，也更委婉。

但粤语又很喜欢用“好”这个程度副词来形容一切，“好喜欢”“好开心”“好伤心”，这么一讲出来，语调便总显得有些孩子气。

快七十岁的惠英红，依然愿意像十七岁的女孩那样，热烈大方地表达感情，对着可以发弹幕的短视频镜头笑嘻嘻地说“好开心”“好喜欢”。

在2019年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第五次举起同一只奖杯的惠英红对着镜头说：“我希望可以见到香港电影好似我当初出道，一年年产四百多部。各色各样的电影，以及见到好多新人。如果香港电影能够百花齐放，能够发放色彩的话，我觉得好开心，因为我有出一份力，我有参与，我觉得我好荣幸。所以我希望……好了，老前辈，多多支持年轻人吧。”

不仅是惠英红年轻人的寄予，也是她对自己、对那个逝去年代的表白。

纵便一生好似戎马倥偬般跌宕，仍然记得纯净的一部分。

这是如今多少人，多少刻意，怎么仿也仿不来的“少女感”。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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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吴擎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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