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媒体的假新闻之困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宋忆博

5年一次的印度大选将于明年上半年开锣。总理莫迪今年以来已经不止一次放出豪言，要在未来“第三个任期”带领印度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印度国内外对莫迪的“印度增长故事”的叙事都表现出浓厚兴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尔西（James Dorsey）不久前甚至预测称，“未来世界可能会出现三大强国（美中印）鼎立局面”。

作为印度“全球叙事”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印度媒体在西方知识界一直不乏追捧者。西方主流杂志《经济学人》近日刊文敏锐地提醒外界，要关注印度媒体的“世界观”正在发生微妙而重大的变化——“国际视野空前提升”，开始大量出现外交政策和战略优先的激烈讨论。

但这种外界的高期待很快遭遇现实的当头一棒。

卡塔尔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副教授马克·欧文·琼斯（Marc Owen Jones）专门研究数字时代的假新闻，近年给国际媒体撰写了不少“打假媒体”的时评。最近，他关于印度媒体的分析文章《为什么如此多的反巴勒斯坦假信息来自印度》引发了空前的关注，不少国际学者、媒体人纷纷跟进发声警告，对印度媒体行业在冲突报道中的职业操守及其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表达极大担忧。

中青网此前发表文章援引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研究领域的教授巴纳吉（Shakuntala Banaji）的话说，绝大多数印媒报道中“没有留下真相或者负责任的迹象”。

作为深入理解印度国家和社会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逻辑、趋势的窗口，印度媒体无疑举足轻重。但恰当评估和论断在当今数字时代愈加困难，印度媒体尤为引人注意。

集体的沉默

卡塔尔学者马克·欧文·琼斯在其文章中引述印度知名“事实核查”网站BOOM的结论，认为在哈马斯10月7日突袭以色列南部之后，一些来自印度的右倾、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交平台账户大量扩散虚假信息，“大多数负面性针对巴勒斯坦，或支持以色列”，成为了“反巴勒斯坦假信息行动”的“主要创作者和扩音器”。

图表 1 印度知名公益律师Prashant Bhushan在X平台转发了《为什么如此多的反巴勒斯坦假信息来自印度》一文，获得13.5万的阅读量，但与爆款帖文的数据相比，根本不在一个等量级

一个被反复提起的典型案例是，获得X社交媒体平台（前“推特”）认证的一个账号发布了一则视频，宣称一名“哈马斯武装分子”绑架了十几个小女孩，“将她们当作性奴”。视频像素很低，但稍加仔细辨认，不难看出有些女孩儿在愉快地聊天，还在使用手机。显然，这是一则有意编造的劣质虚假信息。

但这则新闻要素交代不清的视频帖文却迅速成为了网络爆款，获得成千上万的用户转发和X平台600万的曝光量（impressions）。对这些分享视频的账户进行分析后发现，大多数账户都在印度。

在追踪和梳理最大流量的爆款帖文后，琼斯发现，大部分出自印度媒体记者的账号。令外界更为担忧的是，这当中不乏印度资深媒体从业者。印度资深的冲突报道记者、TV9网站执行编辑Aditya Raj Kaul在以色列遭袭事件爆发后不久的10月10日发布了一则帖文称，一名孕妇在以色列南部“被哈马斯恐怖分子解剖”，“让未出生的孩子慢慢死去”。迄今，该帖浏览量已达1034万次，转发1.6万次，其中包括美国右翼媒体Daily Wire新闻网主编、网络大V兼时评人本•夏皮罗(Ben•Shapiro)的转发。

图表 2 印度资深记者Aditya Raj Kaul发布的消息迄今仍未得到证实，但已获得上千万的点击

然而，“这个故事仍未得到证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分析师、前《印度快报》编辑Antara Chakraborthy和研究同事Yasmine Wong日前刊文写道，记者Aditya Raj Kaul显然带有亲印度人民党的立场。

欧美主流媒体开始陆续跟进“印度造假新闻”，但加沙冲突爆发已过去半个多月。美国《大西洋杂志》刊发了特写稿件“印度的印度教极端分子正在煽动以色列冲突”，法国24小时电视台推出报道关注“大量虚假信息在印度的制作”。

或许是受西方主流媒体纷纷“介入”的影响和压力，印度主流大报《印度斯坦时报》创立的商业日报Mint在11月刊发了一篇解释印度和以色列关系的综述文章，文中提及莫迪政府及之前历届印度政府对巴以问题的政策演变，将当下“假新闻泛滥”现象置于更复杂背景之中，但对于“假新闻”却寥寥数笔带过。

印度知识精英并非都保持沉默。经常给西方媒体和印度主流媒体撰写专栏文章的知名作家、记者马努·乔瑟夫(Manu Joseph)同样借Mint平台，撰写了时评文章“巴勒斯坦冲突关于人性讲述了什么”，竭力从人文视角弥合“印度虚假新闻现象”给巴勒斯坦人及“印度人国际形象”带来的伤害，但也避免了将矛头直接对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

马努·乔瑟夫曾任印度新闻周刊《开放》（Open）主编，出版的《靠谱男》（Serious Men）等多本小说在国际上广受欢迎，一度被改编为电影作品。英国《金融时报》将他称为“这个国家最有讽刺力和最非传统的声音之一”，他常年在西方主流媒体上以轻松诙谐的笔触将印度社会政治生活的敏感议题带入国际知识界的视野，但此番涉及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冲突等议题，马努·乔瑟夫也显得格外小心。

但非盈利事实核查网站Altnews的创始人普拉蒂克·辛哈（Pratik Sinha）要用实际行动“对抗”印度主流媒体的“轻描淡写”。辛哈不久前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写道，印度现在为了支持以色列，在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上输出虚假信息，希望世界现在“能认清印度右翼是如何使印度成为世界‘假新闻之都’的”。

“印媒的狄更斯时代”

印度媒体业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充满活力”的叙事，也常常见诸西方同行对印度媒体行业的描述之中。

从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自由化改革开始，印度纸质和广播媒体迎来了一个长期的繁荣阶段。在2014年现任总理莫迪赢得当年大选前，印度的电视台频道已经增加到250家；电台从唯一一家官方电台“全印广播电台”已经扩大到250家私营调频电台；印刷媒体数量更是爆炸式增长，刊物数量以万计，且印度引以为傲的全球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日发行量已超过300万份（仅日文报纸创造过更高纪录），广告收入年增长保持10%以上。

尽管同样面临线上和数字媒体崛起的全球性趋势，14亿人口的印度市场中的印刷媒体和电视频道依然保持了增长态势。

“印度市场能够同时容纳传统媒体和新媒体。”2022年10月，德国亲执政党基民盟的阿登纳基金会联合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SDS）发布的调查报告评价道。这是该西方机构首次在印度开展全国性的民意调查，19个邦的超7400名印度市民和农村居民提供了自己对印度媒体的看法。

“从好的方面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印度媒体都已通过内容的本地化，成为自由表达、创新、思想分享、相互连结和包容多样性的载体。”报告写道。

今年5月，谷歌联合印度市场数据及分析公司Kantar联合发布的报告称，印度2022年有超过约7.29亿活跃互联网用户，其中，有52%（约3.79 亿）互联网用户通过各种新闻应用程序/网站、社交媒体、即时消息工具等在网上获取新闻。

报告称，调查中有45%的人表示，用网络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消费新闻在同龄人圈子里比观看传统电视频道更受欢迎。调查也显示，约80%的网上新闻消费者遇到过“可疑新闻”——即难以辨别其真伪的信息。近一半的受访者明确认为，信任是推动他们进行新闻消费的关键因素。

“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Facebook、WhatsApp、YouTube受众，而且这些受众还在增长，因为该国拥有大量的年轻人口，他们日益精通数字技术，英语流利且拥有全球化视野。”出生于印度的香港浸会大学全球传播教授Daya Thussu日前告诉笔者，他于2013年出版著作《传播印度软实力：从佛陀到宝莱坞》。

印度的年轻一代几乎完全依赖移动数字新闻媒体，Daya Thussu教授认为，“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消费者能够获取即时信息和广泛的观点，另一方面它使这些年轻人接触到未经编辑和未经验证的信息，可能并且确实被既得利益者操纵以促进特定类型的政治或文化议程。”

图表 3 谷歌和Kantar的调查显示，48%的印度受访者认为信任是推动新闻消费的关键因素

谈及印度媒体的整体生态，知名出版人、领先商业日报《商业标准报》前主编T.N. Ninan用“印度媒体的狄更斯时代”这一提法予以概括，广为流传，他引用了《双城记》名言：“这无疑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印度媒体可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它们开始失去信誉。”2013年，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曾发布过一份获广泛引用的报告，集纳了多位知名印度媒体人的调研撰文，触及印度媒体行业重点隐忧和挑战，颇具警示性。

此时是莫迪赢得总理宝座前一年。报告涉及到的印度媒体行业其他“弊病”还包括：媒体的“小报化”趋向（娱乐化、充斥八卦），腐败，操纵收视率以吸引广告，付费新闻（有时刻意隐瞒读者），编辑视野和议题狭窄——狭隘地限定在仅仅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喜好和偏向。

10年过去了，以上一线资深媒体人的现身说法，仍得到印度读者调查的呼应。“暗淡的一面是，即使印度的媒体数量增加，相伴而来的是信誉、品质和（新闻）伦理的重大危机，为争夺眼球和广告收入的竞争导致了内容的‘低智化’。”德国基金会2022年的最新报告写道，“不仅如此，印度媒体还成为某些既得利益者传播分裂性宣传、仇恨和虚假信息的工具，对该国的社会结构造成了严重打击。”

在印度，大集团、大家族控制是媒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如1838年创立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所属的时报集团旗下不仅坐拥印度最大的财经类日报《经济时报》，还扩展到电视、电台和24个新闻网站。

“一个在高度政治化语境下的国家，有着社群暴力（communal violence）的历史，同时人们接触新数字媒体的机会呈爆炸性增长，却对新闻的信任度较低，虚假信息在印度已成为一个紧迫问题。”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2019年调查发布的《印度数字新闻报告》写道。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争议

与面对“虚假新闻之都”的批评时普遍选择“静默”不同，不久前围绕“印度成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是否是伪命题”的争论，印度主流媒体“火力全开”，纷纷加入比拼。

争论由一本新书引发，作者是出生于印度的美国经济历史学家阿绍卡·莫迪（Ashoka Mody），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经济政策客座教授，曾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他的新书《印度支离破碎》一经出版迅速在国际经济学界获得好评，被评价为理解“印度模式内在弱点”的重要著作。

图表 4 印度裔美国经济历史学家阿绍卡·莫迪著作《印度支离破碎》封面

对于西方媒体及外交政策分析圈内持续多时的“印度经济驶入快车道”的追捧热情，新书犹如一盆冷水。

“2023年印度有可能终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量级国家。”《华尔街日报》首席经济学评论员叶伟平（Greg Ip）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今年早些时候他在深入印度古吉拉特邦撰写的观察文章中写道，“这要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合力，包括该国稳健的经济增长和微观经济改革，以及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西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希望将印度拉进自己的阵营。”

阿绍卡·莫迪持不同看法，直言“印度成为‘下一个巨人’有吹捧之嫌”。7月，他发表时评文章“印度无法像中国那样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先在国际媒体中获得广泛转载，后引发几乎所有印度主流媒体的跟进报道。

阿绍卡·莫迪给出了两大主要理由：印度缺乏卓越的人力资本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近期数据显示，印度超过60%的人口年龄在35岁以下，40％以上的人口在25岁以下，每年新增1200万人的年轻劳动人口，在缺少熟练劳动力的情况下，更难获得与之匹配的就业机会。印度近年来每年仍有近半数人口靠农业为生，制造业的发展不见起色。

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2022年，印度的劳动参与率（活跃劳动力和正在找工作的人）仅有49.5%，是亚洲最低的国家之一。女性的就业情况更糟糕，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为22%，而印度经济监测中心2022年10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这一比例仅有10%。

这种“疑印派”的论调，迅速引发印度右翼数字杂志“Swarajya”的猛烈抨击，批评阿绍卡·莫迪“学术界的预言家看见印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便坐立不安了”。

《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今日印度》在内的近乎全部主流刊物、知名电视和播客节目，竞相推出重点报道，严肃的争论占据了舆论场的中央。他们纷纷深挖书中描述的印度历届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细节和“纰漏”，向这位经济史学家严肃发问，反思当下经济政策，探寻未来之路。

对印度政府发布的GDP第二季度增长率7.8%的数据，阿绍卡·莫迪9月再度跟进一篇“印度虚假的增长故事”评论文章，引发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纳格斯瓦兰（V Anantha Nageswaran）就GDP计算方法进行公开回应。

图表 5 财经日报Mint整版刊发的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纳格斯瓦兰和财政部高级顾问拉杰夫·米斯拉对阿绍卡·莫迪质疑的回应

质疑印度GDP计算方法并不罕见，每隔两三年，印度经济学家、经济官员、政治家便会炒成一团。阿绍卡·莫迪熟知国际机构和发达经济体政府计算GDP的微妙差异，他的“质疑”更具分量。但他近期发表多篇文章直指印度经济问题，很快还是招来了印度右派网络媒体 “OpIndia”的炮轰，指责作者“有着清晰的目标日程，即在全球平台上抹黑印度”。

2014年创立的“OpIndia”是印度右翼媒体中访问量最高的网站，多次陷入报道假新闻的争议和漩涡。其在谷歌应用商店的产品介绍中也毫不讳言地写道：“站在现代印度信息战的最前沿，在这里进行叙述是要先于事实陈述。”

不过，与先前广泛报道阿绍卡·莫迪的新书不同，国际媒体对于印度媒体上如火如荼的“论战”兴趣索然。这也和印度媒体此前积极跟进欧美主流媒体设置的议题形成鲜明对比。

西方主流媒体近来对印度媒体的关注度在加大。今年6月总理莫迪访美之际，西方同行敏锐捕捉到，印度国内收视率最高的有线新闻频道连篇累牍地推出探讨国家外交政策优先的节目，在此之前，印度媒体常常因“过度关注”国内议题而被指视野褊狭。

“这代表了一重大变化。”英国《经济学人》8月刊文称赞印度同行的国际视野更加开阔了。文章将这种变化的原因归功于总理莫迪和外长苏杰生善于将对外利益和国内利益密切联系的能力。

“在很多方面，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正在为走向全球奠定基础。”今年5月，外长苏杰生在阿南特国立大学发表题为“莫迪治下的印度：一个崛起大国”的演讲，不断阐释印度外交大战略的勃勃雄心。他在2020年出版的《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的战略》一书仍然成为今年国际媒体和战略研究界的热议话题，通俗地被称为“苏杰生主义”，“要使印度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挥影响力”。

《经济学人》文章很快话锋一转，“然而，很难在这些（媒体的）变化中发现人们对世界的浓厚兴趣，或深入地了解。今天印度驻外记者的数量可能比二十年前还要少。”文章引述印度商业媒体一位资深编辑的话说，电视节目中充斥着无休止的对其他国家的“鞭挞”，“而新媒体对印度在世界上的角色的关注往往是极端党派主义、民族主义的，而且往往消息灵通得惊人。”

香港浸会大学Daya Thussu教授告诉笔者，西方媒体对印度的论述总体上仍然受到殖民历史的笼罩，表明“他们在情感和智力上都无法理解一个幅员达大陆级国家的复杂性”。

“印度新闻媒体对全球观众并不特别感兴趣，除了数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的电影业外。”他进一步说，印度私营媒体组织在吸引“大部分冷漠的国际受众方面”看不到太多的经济逻辑，而官方媒体在专业性或基础设施方面也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全球层面运作。

不过，“随着印度国际形象的提升，印度私营企业开始认识到媒体作为主要软实力资源的作用，”Daya Thussu教授说，印度最富有的两位富翁——商业巨头高塔姆·阿达尼和印度信实工业集团董事长穆克什·安巴尼——均经营着专门的新闻频道，雄心勃勃地要走向全球。

（作者系上海媒体人，长期从事国际事务报道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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