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夸她是美女，真悲哀啊

新一季《令人心动的offer》里，一位女律师被问到职业生涯的最大障碍。

她坦言被质疑最多的，一是性别，二是年龄。

“在同一个水平上，你需要比男性优秀很多，你才能得到同样的机会。”

回忆起毕业前恩师说过的话，她有些哽咽。

这位律师名叫刘思远，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节目四位带教老师中，她是唯一一位女性，更是唯一一位出身四线小城，三十岁就晋升顶级律所合伙人的女性。

讽刺的是，在一档女律师谈论职场歧视的节目里，性别偏见又是随处可见。

比如刘律做事雷厉风行，在节目里被评为带教律师“四大恶人之首”，嘉宾在评价刘律时，则试图给她贴上一些“小女人”标签，好让她显得不那么强势。

“刘律好可爱啊”

“刘律很少女心的” 

“刘律生活中超级小女人”

比如这档综艺拍律师一共拍了三季，每季四个带教老师，每季都只有一位女性。

这似乎也印证了一位网友的评论：

“甚至她出现在节目里，可能也是形式上需要一个女性角色，这就是现实。”

现实中，律师行业如何不欢迎女性，我们也听过很多的说辞。

比如以性格不适合作借口。

要么矮化贬低，说女生不够理性、没有逻辑。

要么美名“保护”，称女孩太娇柔，吃不了苦。

比如，以体力不支持作托辞，判定女孩不方便喝酒应酬、不好开展业务。（但轮到公关行业又会说女人上酒桌有天然优势，好开展业务）

还比如“结婚生子”的原罪。

仿佛只有女性需要将家庭与事业放在天秤两端，小心兼顾。

有一千种莫须有的理由，将女生拒之门外。

于是落到现实中，如刘律一般优秀的女法律人，仍需一路跋涉，逆水行舟。

这是众多女性律师的困境。

招聘启事上，律所“招男不招女”知法犯法并不罕见。

迈入职场后，又需付出更多的额外劳动。

男律师往往穿着西装、平底鞋就被称作得体。

可绝大多数女性，却要身着并不方便走动的裙装、高跟鞋才算礼貌。

她们精力被耗费在无关紧要的地方，不仅因为情绪劳动、服装规训而更为辛苦。而且在危险时刻，这些装束还会加大逃生的难度。

律师并非是一个全然安全的职业。

前不久，浙江嘉兴一庭审结束后，一当事人男子持榔头袭击对方代理律师，致头部骨折，现场视频触目惊心。

这样环境下，崭露头角的职业女性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与心血。

仍难以得到专业上的认同与尊重。

“玻璃天花板”悬于头上。

刘律分享过一组数据:“某省律师中女性占比58%，可合伙人中女性占比只有8%。”女性更难触及核心，上升到管理层。

社会对职业女性的轻视、性化也无处不在。

当事人对女律师的称呼，往往不是“X律”而是“美女”。

某地官方下场颁奖，对女律师、女法官、女民警.....的褒奖仍然是以“最美”为名

某市律协开办女律师培训课，内容竟然是“模特训练”。

大多数的影视剧，又在加重这些性别刻板印象。

甚至会遇到女冠男戴、偷梁换柱。

譬如，电影《毒舌律师》，演绎了男主林凉水律师智斗权贵的故事。

片中不乏边缘化、矮化女性的情节，仍口碑票房双丰收。

据称该片受到一起真实旧案的启发。

但在当年，面对权力倾轧唯一敢站出来的是女律师翁静晶。

这些遭遇，不仅是律师行业的女性困境，而是大多数职场性别问题的缩影。

那么普遍，又历史悠久。

历史长河中的绝大多数时期，法律都是独属男性的叙事。

在律师职业在刚进入中国时，就已经被划分成男性专属——

1912年《律师暂行章程》中规定，执业必须为“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

直到15年后，这条性别限制才被取消。

条例变了，文化难改。

那个年代，职业女性本就是稀罕物种，职业女律师就更另类了。人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们。

面对既是律师又是法院推士的周文玑女士，硬生生造出来“女青天”“女老爷”这样不伦不类的称呼。

这样的称号背后，是女性不被信任的处境。

当女性出现在法庭、走进权力中心，只被看作“青天大老爷”的代行人。

譬如1927年上映，改编自《威尼斯商人》的黑白电影《女律师》——因为男律师突病，人选空缺，所以女主才得以女扮男装站上法庭。

譬如北平第一位女律师纪清漪初次开庭时，众多男人围过来，争抢着考验一番。一位北大的男律师还“好心”提出上庭帮助被婉拒。

人们等着看笑话，而纪清漪优秀到他们挑不出一丝纰漏，才能全身而退。

今时今日，这样的“让我考考你”仍在上演。

相较于其他职场歧视，律师行业更特殊之处在于，这是需要公共言说的职业。

一向以来演说是男人的特权，说教是男人的勋章。

历史中的女性总是被迫失语。

当一个女性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那是石破天惊的，也是常被扭曲与消解的。

但，从来如此，就对吗？

我看到，在职业女性举步维艰年代里，无数女性先辈也未曾向偏见低头。

她们知难而进、逢山开路，夺回话语权，谱写从0到1的女性叙事。

那个中国第一位的女博士、女律师。

她叫郑毓秀。

曾代理过梅兰芳离婚案，在那时已经有了为离婚女性争取应得赔偿的意识。

她还是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留下了一夫一妻、平等继承权、自由结婚离婚等性别平权的遗产。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性别平等观念更深入人心。

史良女士担任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参与制定《婚姻法》，并一生积极推进准确施行。

到了2010年，联合国国际法院出现了首位亚洲女主席、首位中国籍法官薛捍勤。

去年，联合国上诉法庭首次出现亚裔女性，高晓力女士当选首位中国籍法官。

事实上，女性被允许进入法庭辩护的历史，也不过短短百年。

但好在，而这一路女性已经越走越远，步履不停。

女性看见女性的伤痛

回顾历史上女律师的事业历程，会发现她们大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奋斗方向：

为受压迫的妇女辩护，保护妇女权益。

比如郑毓秀在开办律师事务所后，“专攻女性维权。”

比如“以女子执律师业在华北为第一人”的濮舜卿女士，她还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电影编剧，写剧本时就专注探讨妇女问题，后来更是“弃笔从法”，转行当起了律师，帮助妇女去处理实际的婚姻和财产问题。

女律师史良也曾表示，在1942-1945年近三年的时间里，她一共接了332件案子，一半以上都是妇女案件，其中有关财产的不到10件，大部分是婚姻问题，169件都是女子求助——

要么是已婚男在外面找小老婆了，要么是生完孩子才发现被已婚男骗了.....

甚至还有丈夫怀疑妻子外遇，直接把对方打死。

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

规定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几千年来受封建婚姻制度压迫的妇女，从此拥有了法律武器。

而促成这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关键人物之一，正是史良。

那时，她已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

      史良在司法部办公       

千百年来，女性几乎完全被排除出法律相关活动之外。

“男尊女卑”的封建法典，不是正义的天平，是套在女人脖子上的绞索。

被压迫、被伤害、被侮辱的遭遇，在任何公共领域，都是如此的难以言说。

是那些强势闯入法庭的“女子第一人”们，在属于男性的领地里，争取到为女性辩护的话语权，让那些被忽视的女性生命隐痛，以及弱势者的命运，被更多人看见。

也让那些被剥夺已久的平等权利，一步一步，重新交还给女性。

直到今天，这场战斗仍在继续。

2005年8月，“禁止性骚扰”首次写入法律。

律师李莹在第二天便为一个遭遇性骚扰的女模特提起了诉讼，最终获得赔偿。

这就是著名的“京城第一性骚扰案”。

但彼时，案件只能以“侵权纠纷”立案，因为当时还没有“性骚扰”这样的案件名称。

      图源：网络       

直到2018年12月，“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终于首次成为独立案由。

随后李莹代理的“刘某诉社工明星性骚扰侵权案”胜诉，成为国内法律史上首例以“性骚扰”为案由判决的胜诉案。

反性骚扰这场硬仗怎么打，李莹再次率先做了示范。

再后来，越来越多胜诉的“首例”慢慢开始在各地出现。

      图源：网络       

还有2010年轰动全国的“受虐妇女李彦杀夫分尸案”。

李彦长期被丈夫毒打，找过妇联，报过警，想离婚被丈夫威胁，手指还曾被剁掉一节。

最后一次被家暴时，不堪忍受的李彦杀死了丈夫。

一审，法院认定李彦因家庭纠纷而故意杀人，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审，还是维持原判。

李彦反映在婚姻中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被认为证据不足。

      图源：界面新闻-李彦被家暴后曾拍下的照片       

在李彦即将沦为死囚的关键时刻，两位专业反家暴律师郭建梅和徐维华及时介入，她们发现了被忽视的关键证据，也是李彦本人最难以启齿的婚姻苦痛——常年遭受的性虐待。

2015年，终审判决还是死刑，但因认定了家庭暴力的部分，判决缓期两年执行。

      图源：网络       

李彦案跨越5年，这五年里，恰逢国家起草《反家庭暴力法》，郭建梅、徐维华、万淼焱等律师们持续为受虐妇女发声，呼吁家暴纳入司法考量，为我国第一部反家暴法的设立提供了重要参考。

      《家暴、死囚和一部法律的诞生》       

女性看见、理解女性的伤痛，这是属于女性的，最普遍的生命经验之一。

性骚扰、家暴、性侵、拐卖、农村外嫁女的土地权益......还有大量了不起的女律师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妇女权益奔走。

平权之路还很漫长，因女性之名的苦难还有太多。

      图源：抖音      

在一个本身存在诸多不平等体系里，更多女性的参与，更多女性视角的介入，才能给更多女性带来公平。

而正是这种对公平的不懈追求，最终决定着——

“我们能否真正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不附加性别、财富或任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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