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打700个骚扰电话,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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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九京
电话销售,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失业者的退路。
对于那些遭遇了裁员或中年失业的人来说,电销岗位是他们最能把握住的转行机会。换句话说,除此之外,他们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有人觉得它上手快、门槛低;有人看中它的稳定、双休;也有人在试岗的第一天,头疼、反胃,最后逃离了公司。
瞒着父母入职
9点一过,会议开始了。颇富经验的老员工站在写字板前,向大家传授开单心得,“一定要多打电话!”小李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多打电话”几个字,底下又重重划了三条线。
小李参加的是电销公司的培训,每天一早听产品内容讲解、企业文化、电销经验,口号喊得震天响,“加油”“很好”“非常好”“yes”。到了中午,大家又凑在一起,继续问好,继续喊口号。
作为职场新人,小李以观察者的视角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人开单成功了,所有销售组成员举起手中的鼓掌道具,哗啦啦摇晃一阵,嘴里喊着“恭喜某某到账xx元”。领导也在耳边鼓劲儿,“本周目标还差一单,大家加把油。”
眼下赶上双11,所有人都在冲业绩,所有人都是疲惫又亢奋的状态。小李坐在工位上,四周是连绵起伏的打电话声,她也戴上公司配备的头戴式耳机,拨了几个电话。
就在一周前,小李还在为工作苦恼。她今年24岁,东北人,是武汉某211大学的法学生。2021年毕业后,小李想要考研深造,期间还参加了法考,“屡考屡败”。
这两年租住在武汉,也主要靠父母的资助。她不想继续麻烦父母,急于寻找一个稳定的、有双休的岗位,看来看去,居然只有销售符合。
小李在众多销售工作中挑了相对满意的一个,做电话销售,底薪2000元,交六险一金,周末休两天。“除非是体制内,在武汉,这样的工作是很难得的。”她有些庆幸。
至于工作内容,和想象中有很大差距。
“每次打出去电话,想好了要说什么,刚说个,你好,我们是……就被秒挂,接下来的话根本没有机会说。”在小李拨出的20几个电话中,只有一个人的接听时间稍长,但她听不懂对方的湖北方言,只好挂断。
讲述者柳丁的工位,格子间是电话销售的标配。(图/讲述者供图)
小李的工作,是向企业售卖广告位。按照公司规定,实习员工有三个月的考核期,三个月内只要成交一单,就可以转正,否则只能离开。正式入职后,要求每天有80个接通、25个有效通话。有效通话是指,通话时长至少在一分钟以上。
小李和人打听过,这个考核标准在业内并不算高,“很多公司200多个电话都很常见,相对来说这里还可以。”
工作尚可,但提起父母,小李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小时候,因为成绩好,她是父母在人前的骄傲,现在,反倒成了父母的一道压力。“他们身边的同事总是问,你家姑娘在做什么工作。我爸妈其实有点说不出口。”
她的初高中同学,大多考了老家的编制,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家里都给买了房和车,加上一份稳定的工作,“其实幸福感挺高的,所以我爸妈心里的差距感会很大。”
小李的妈妈毕业后就进入体制内,享受了编制带来的一切好处,经常劝她回老家考公考编。小李不乐意。她想继续和法学死磕,边工作边参加法考,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律师。
和她同级的大学同学,有的已经做了执业律师,但却因接不到案子而苦恼。小李选择电销岗位,也有为此后铺路的意思,“做销售可以加很多人的微信,方便以后拉客源。”
现阶段,小李没跟同学朋友聊起过自己的工作,“除非我真的赚了钱。如果月入过万,超越了我在体制内工作的同学的收入,我可能才会说。工作嘛,要么听起来体面,要么收入体面,如果两者都达不到,就很难说出口。”
她也没有告诉父母。她盘算着,假如自己能够稳定下来,收入也可观,就等父母退休后接他们到武汉,一家三口在新城市定居。她有一个80后的堂哥,大学考到了北京,之后恋爱、结婚,双方家庭助力他们在北京安家落户,实现了东北人到新北京人的跃迁。
小李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也是为了自己和父母考虑,这里的教育、医疗都比老家好。”
找不到工作
行政、文员、新媒体运营、短视频运营、电话销售……
赵阳对照着招聘方的要求,在招聘软件里寻找学历匹配的工作岗位。只要写了“经验不限”,她都会试着去聊。4月底开始,赵阳前前后后沟通了近2000次,只收到199条回复,面试机会更是寥寥。
赵阳今年27岁,老家在河南农村。大专毕业后,她不满意自己的学历,到上海读了个自考本科,之后的几年,在上海一家公司做UI设计。
失业是骤然降临到她身上的,确切地说,她被裁员了。提起那段经历,赵阳有些不好意思: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她突然被人事告知,有同事举报她接私单。解释无果,赵阳顶着接私单的“罪名”,拿着一点赔偿离开。
“我没有接私单,也不想跟他们扯,索性拿赔偿走人了。”
那时,赵阳还不知道求职之路会有多艰难。
一连四个月,她没有收到一个面试邀请。8月起,她陆续面试了同类岗位,接连受挫。回想起总挑剔设计“不对劲”却给不出具体意见的客户,赵阳打定主意转行,找一个“没有对错”的工作。
失业后想转行的,不仅是赵阳这样的年轻人。
失业后在街头拍的照片。(图/讲述者供图)
人到中年的柳丁,也为谋得一份新工作而劳神。她今年40岁,家住辽宁沈阳,过去10年,一直在当地一家物流公司工作,“有点半国企的性质,挺正规的一个公司。”
她颇为上进,一路从统计做到出纳又做到会计,目前比她职位更高的,只有一个大她几岁的财务经理。
柳丁以为,能在公司待一辈子。即便行业不景气,公司也连年亏损,但她没想过,为公司做出很多业绩、比别人努力的自己会被裁掉。
但坏消息还是来了。九月底,公司裁掉了大部分员工,柳丁所在的财务部门只留下了经理,承担财务方面的所有工作。
办完离职手续,又陪家人过完国庆假期,丈夫出门上班,孩子去了学校,独自在家的柳丁“觉得空落落的,想要干点啥。”
她习惯了有序的生活,急需投入工作中,把每天的时间填满。柳丁打开了几款求职软件,有意寻找门槛较低的、去了就能干的工作。
“因为女性求职是有很多限制的,35岁以上就很难找到工作了。”
由于喜欢孩子,她很想做幼师,但和对方沟通后发现,缺少的不只是资格证,“如果只需要个证书,我就下决心考一个,但对方直接回绝了,因为我的年龄和没有经验。”
柳丁投递过不少岗位,全都没有回音。百般无奈,她在搜索引擎中输入“40岁的女性还能做什么”,敲下回车键后,网页中跳出了“月嫂”“保洁”“后厨”等字眼。
以前做会计,柳丁月薪6000元,有五险一金,周末双休。在沈阳,算得上一份好工作。失业后,这样的待遇不会再有了。
一天就跑路
上海求职无果,赵阳瞄向了郑州。那是她读大专的城市,有很多同学留下就业。假若以后能在郑州落脚,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赵阳当时这么想。
她先是面试了一个短视频运营的岗位。每天至少制作三条视频,标题、文案等都要自己写,如果网上搜不到产品图,还要自己去拍。一个人运营两三个账号,对数据负责,底薪却只有3000元,没有业绩就没有提成。
“其实就是网络销售,有人在视频下问,就引导他私信,给他发链接,或是在评论区提到商品的关键词,让人家去购买。”
郑州的工作是相似的,工资不高,但“文案、拍摄、设计、剪辑、账号分析等,都得自己干”,面过4家公司后,她又逃回了上海。
赵阳还试过摆地摊,5点出摊,12点才收,但工作日几乎是零收入,只有周末好卖一点。收入最高的一天赚了200多元,最低的一天是15元,算上摊位费,一个月下来赔了800多块,“没卖掉的饰品还有很多,只能自己留着了。”
赵阳的小摊。(图/讲述者供图)
十月底,同小李一样,赵阳成了一名电话销售。
那是上海的一家律所,入职第一天,赵阳走进一个近20人的办公室,屋子里格外嘈杂,大多人都戴着耳机讲电话。
她花了2个小时,浏览领导事先发来的视频,里面详细讲解了打电话时的步骤、话术等内容。目的只有一个,尽可能地把对方约到律所来。
培训话术,如何应对客户。(图/讲述者供图)
赵阳反复看了几遍,掌握基础操作后,从后台系统里拉了一些客户的电话进来。手机是自己的,电话卡是由律所提供。每打出一个电话,要做好相关记录,“打通了或没打通,对方说了什么,都要写进去,方便后续跟进。”
这天,赵阳共拨出80多个电话,大多无人接听,或是接听后及时挂断。零星几个打通的客户中,主要是想咨询工伤、离婚、公章等事宜,但当提出约他们来律所聊时,又都委婉表示了拒绝。
提起做电销的体验,赵阳叹息,“入职前我做足了心理建设,不要怕拒绝,脸皮要厚,被人家骂也没事,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行,但没想到生理上会先出现反应。”
下午4点多钟,赵阳感觉屋子里闷得难受,所有人“都在吵”,她只好中断工作,守着饮水机喝水,“喝到4点30分,又继续打”。这时,脑袋开始微微疼,之后不断加重,“就像有针在扎我的脑子。”
大约5点半的时候,领导开始给大家发钱,上个月业绩好的员工全都领到了现金。赵阳还听到,领导曾“小小的骂了一下人”。
伴随着一种反胃感,她熬到了6点。走出律所的那一刻,赵阳决定,明天不会再来了,“但凡有一点好,我也不至于当天跑路。”
原本,赵阳觉得这份工作很“靠谱”,“律所起码是给人提供服务的”。类似助贷、卖保险、银行催债相关的销售岗位,她压根儿没考虑。
赵阳拍下的后台系统。(图/讲述者供图)
她问过正式员工,坐她旁边的那位,入职半个多月,由于运气好,第一天就约到了客户,自然获得转正资格。对面的同事,来了不到两个星期,“也是约到了人”。
她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有同样的好运气。
某种程度上,对求职者来说,电话销售几乎是最后的退路。
屡屡碰壁后,柳丁入职了沈阳一家体检公司,岗位是电话销售,负责卖体检卡。
她每天从早到晚,拨出300-600个电话,情况好时能加上几个微信,运气差时,一个人也加不到。入职二十几天,柳丁说,最多的一次,一天打了700多个电话。“我比较勤快,除了去厕所,每天的工作量都是饱满的。”
柳丁一天的电话数量。(图/和作者的聊天截图)
公司规定,每天通话时长达到2.5个小时,补助200元。柳丁算了一下,除去吃饭、休息、上厕所的时间,她大概要打够20个小时,才有机会拿到这笔钱。
入职前,领导告诉柳丁,接下来三个月是试用期,第一个月卖出3000元才算达标,第二个月6000元,第三个月10000元。柳丁在15号之后入职,本应卖出1500元,“领导看我工作很认真,就说,卖出一半就行了。”
可怕的是,一分钱都没卖出去。为了达标,柳丁自掏腰包买了一张价值750元的体检卡。她有些无可奈何,“其实不买也行,但我就是觉得有点窝囊,毕竟已经很努力了。”
“咱先打扰人家的”
这些天来,柳丁联系客户的成功率很低,“10个电话中大概只有3个人会接”。接通后,有秒挂电话的、直接骂人的、甚至有进行言语骚扰和业务骚扰的。真正听她把话说完的,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她最感激的,是被人秒挂电话,因为可以节省彼此的时间。那些口出脏话的客户,柳丁总是耐着性子劝慰,“大哥,你说咱都是打工的,没必要这样。”而后,有些人会改变态度,冲她道句歉。
言语骚扰,柳丁也遇到过几次。电话接通后,一连串问题向她抛来,“你在哪儿?叫啥名?长得漂亮不?”被问烦了,柳丁怼两句,再好言好语地致歉,“要是打扰到您,我跟您道个歉,如果您不需要体检套餐,咱把电话挂了就完事了。”
其他同事看到,只会觉得不理解。“他们都是直接挂电话的。”柳丁做不到,说到底,她没有那么心安理得,“因为是咱先打扰人家的。”
在数不清的通话中,她最怕遇到的是业务骚扰。对方通常不说买,也不说不买,追着她询问套餐里的每项内容,细致到一聊就是一个小时,“也不能贸然挂人家电话。”
每天和人打交道,情绪很容易被影响,柳丁也不例外。但她觉得,自己算是个乐观、阳光的人,恢复能力极强,上一通电话中的低落、恼怒与崩溃,不会转移到下一通电话中。工作中的坏心情,也绝不会带回家。
“也是我做电销的优点,心理素质好,情绪比较稳定。”
柳丁拍摄的后台系统。(图/讲述者供图)
在公司给出的薪资条件中,柳丁的底薪是1800元,提成分为三个等级。当月卖出3000~6000元,则有3%的提成;卖出6000~12000元,提成为8%;12000~16000元,提成升为10%。
“其实工资很少的。”相比过去的财务工作,柳丁失去了太多。
她想起刚入职那天,领导拿着合同让她签字的情形。厚厚的一沓,她根本没时间细看具体的条款,旁边还有领导给她递话,“我们都是这么签的,你要想来就得签。”
一个比柳丁早来一个月的小姑娘说,她签合同时后背直冒冷汗,好似“签了卖身契”。
“没办法。”柳丁叹了一口气,“想挣这个工资,就得遵循他们的游戏规则。”比如,她所签署的合同协议书中,有自动放弃五险一金的条款。
底薪过低,提成难以企及。细算上个月的收入,一半底薪是900元,算上买卡花的750元,再扣除些其他费用,到手只有100多块,“差点倒贴”。
这个月的指标是要卖够6000元。她沉默片刻,觉得遥不可及。比她早到一个月的同事,已经成功卖出了好几单,都是熟人,嫂子、邻居、弟妹,“没有一单是打电话促成的。整个电销部好像只有我在打电话。”
领导也撺掇柳丁做熟人生意,比如在朋友圈发广告。柳丁拒绝了。“我想保护好我的朋友,总觉得这种方式是对朋友的束缚。也许等到有最合适的套餐,或者说我能拿到更高折扣的时候,再邀请他们来,那时候会不会好一点?”
这个月,如果业绩不达标,她依旧可能会被辞退,但柳丁决定,不再亲自掏钱买卡。
她坦然接受即将到来的一切。
(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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