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高分台剧，差点错过

2023-11-15 05:11

经济下行、职场内卷、社会原子化……时代的普遍困境，落在具体的个人身上，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人渴求安全感，选择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儿女”。但一个骨感的现实问题是，家庭能否承托住时代的焦虑，让自我得以安放呢？

台剧《有生之年》构筑了一个现实中的乌托邦，为观众提供了微小的安慰和精神寄托。在个体无法撼动的大环境之下，它沉入生活细部，探索家庭和生命的肌理。豆瓣上有超过3万人，为它打出了8.8分的高分。

💡本文含剧透，请酌情阅读

01.
卡在墙缝里的人

《有生之年》的主角和剧眼都是高嘉岳（吴慷仁饰），一个传统东亚家庭的非典型长子。年轻时他逃也似的离开台北，去远方小岛创业打拼，几年也不回一次家。结果人到中年，事业爱情双双落败，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一心求死之际，他忽然想知道自己的家人过得好不好。

疲惫的候鸟归巢，本是个调转方向的动作。但高嘉岳还没来得及感受家的温暖，就先意识到家里似乎没有了他的位置。这个位置既是有形的空间——年迈的父母在同一屋檐下分居，他失去了自己的房间；也是无形的责任——一贯懂事的二弟为家操劳一切，还没成家的三弟在家庭早餐店帮工，他一时间找不到用武之地。

出走已然失败，回归难免失落。高嘉岳就像个拙劣的崂山道士，总想潇洒地穿墙而过，却总被卡在墙缝里。这是个很尴尬的位置，所以回家后的高嘉岳，常常表现得不合时宜。他会为了表现自己的存在，给家人制造点小麻烦；又会在家人表示关心时背过身去，讪讪离场。

不过，这个尴尬而边缘的位置，反而是个难能可贵的观察视角。以高嘉岳为坐标，可以校准和定位高家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处境。高嘉岳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没有一个落听的家庭身份。他是有名无实的长子，卡在墙缝里。但其他人也没有比他好太多，他们被困在围墙里。

传统东亚家庭深受儒家文化牵绊。一方面，它具有鲜明的等级结构，以父权和夫权为主导。子女需要孝敬父母，母亲需要照顾丈夫和家庭。另一方面，它要求个体为集体让位，隐忍克己。每个人要先扮演好自己的家庭角色，然后才能做自己。

高家的电视背景墙上，一直贴着大大的“忍”字。高爸爸早已和妻子相看两生厌，更喜欢和年轻的护士待在一起。但他无意建立深度的亲密关系，更不会为此和妻子离婚。他需要的是一扇向外眺望的窗子，“三不五时看它一下，人生好像就有希望”。

高妈妈觉得自己是高家的外人，有很强的牺牲感。但当她有机会出去旅游，第一反应是担心家里每天营业的早餐店人手不够。撞见丈夫和护士举止亲密，她生气归生气，照样盥洗丈夫的衣物。她习惯了吞咽委屈，实在气不过就吵几句，然后让家庭维持原样。

二弟是家里的养子，懂得知恩图报，也渴求归属感。他努力成为让父母省心的“别人家的孩子”，上学时成绩很好，找的工作体面离家近，还早早结婚生子。他像蜡烛一样两头烧，事无巨细都要管，因为不管就是没良心。“爸妈对我那么好，我有权利说不吗。”

三弟是唯一留在家庭早餐店的儿子，方方面面都无法与父母脱钩。他羡慕高嘉岳自由洒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当他拥有了选择的自由，才发现自己的心之所向是早餐店，是吵吵闹闹的一家人，是家人对他人生选择的认可。

处在家庭边缘的高嘉岳，把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都看得清清楚楚。在他看来，他们都“过得乱七八糟”。跟他相比，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

02.
答案之外的余味

全剧始终保有一个悬念，那就是“高嘉岳还会决定去死吗”，它可以等价替换为“高嘉岳找到活着的理由了吗”。在故事的最开始，人人都能看出来他的回家之旅多少带点告别的意味。但随着故事往下进行，高嘉岳的意图越来越暧昧不清。他的求生欲和求死欲时有搏斗，每次求生欲都好像更胜一筹。但与此同时，他又喜欢频繁地提及“走”和“离开”的字眼，不知道是否暗藏深意。

这其中当然有东亚传统家庭的痼疾，家人之间很难讲出真实的想法，总是在言语上互相打躲避球。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高嘉岳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导演许肇任无法替他作出回答，于是保留了暧昧的空间。因为在真实的生活中，一个确定的答案，会抹除其他所有的可能性。

实际上，答案之外的余味，可能比答案本身重要得多。就像影评家唐纳德·里奇在解读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美学时，所引用的“无”的概念。“空无和沉默是作品的一部分，各有其积极的作用。沉默在对话完了之后出现，赋予之前的对话以意义。空无在动作完成之后出现，赋予之前的动作以意义。”

高嘉岳和家人真正的情感交流，有时候反而在正面交流之外。高家是个位于老城区的小公寓，狭小逼仄到房间完全不隔音。晚饭后高嘉岳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写“遗书”，耳边不断传来家人在客厅和天台聊天的声音。

他写得很卡顿，一边从家人的聊天中获得灵感，一边在信纸上反复涂改。突然间，在天台纳凉的侄子看到一棵很丑的释迦树怪叫。父亲解释说“没有下肥料，能长这样不错了”，“不要摘，那是阿公的心血”。

言者无心，在高嘉岳听来却是一种宽慰。也许自己的一生，就算不堪也值得被原谅。他动手划掉“遗书”，划掉“漫长的告别”，写上“有生之年，能长这么大算不错了”。情感的羁绊，化为对人生的感悟，冲抵了高嘉岳对死亡的童稚化的意气。

日常生活往往是静水流深，越是看不见的，才越是汹涌。倘若用戏剧化来矫饰，会损伤生活的真意和表达的力度。《有生之年》有个极具张力的桥段，高嘉岳在家人的爱里得到治愈，决定剖白自我，把“遗书”拿给妈妈看。

在原本的剧情设置中，母子两人的情绪达到高点，一起抱头痛哭。但导演许肇任偏偏让妈妈因为眼睛老花，看不清信纸上的文字。一边是终于鼓起勇气向妈妈告解的儿子，一边是看不清文字但竭力想了解儿子的妈妈，他们最终不依靠任何媒介也敞开了心扉。

高嘉岳隐去了“遗书”上有关告别的信息，为自己的玩世不恭和一事无成道歉。妈妈则表示只希望他能对自己负责，认真生活，幸福就好。整个过程中，高嘉岳因为紧张一直蹲在地上，蹲到脚麻。妈妈走后，他回过神，连站也站不起来，慢慢腾挪、瘫倒在床边。

正如小津安二郎所说，“减少戏剧化的东西，在内容的表达中自然而然地积成余韵，成为物哀之情，让观众在看完电影以后，感到极好的余味。”电影以余味定输赢，生活也是如此。

03.
后疫情时代家的回归

高嘉岳最终还是决定不死了。他在家里找到了自己的身份，找到了活着的理由，选择回归而不再出走。这与其说是个人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推动。《有生之年》虽然讲述的是家庭故事，但也用家庭内部结构的变化，来展示社会的变化。

后疫情的时代背景，在剧中隐晦地出现了多次。比如高嘉岳创业的小岛是旅游胜地，但疫情后人流稀少。他开的餐厅本就经营不善，顺势也就倒闭了。还有二弟高嘉扬所在的出版业，因为疫情而严重受创，高嘉扬因此被裁员。

时代种下的因，会结出不同的果子来。《原始的“附近”：在地困境与家的回归》一文的作者指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传统家庭受到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双重夹击，让人忽视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而在疫情爆发之后，家庭成为“恢复社会联系和责任的基本安慰场所”，人们才重新想起这个原始的“附近”。

对高嘉岳来说，他当年的出走是为了逃避“长子”的家庭身份。这个身份被附加了过多的期待：做表率是应该的，识大体是应该的，甚至背黑锅也是应该的。他感到不自由，所以逃走了。而现在，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他的生活如浮萍摇摆，未来则缥缈虚无。只有长子这个实实在在的身份，才能承托住他，让他不用独自面对世界。

在重新面对这个身份时，他因为自卑和歉疚而犹疑，让自己成为卡在墙缝里的人。但就在那张他缺席的全家福里，弟弟专门为他空出了一个手臂的位置。家庭的羁绊一直都在，只要他愿意，家里永远有他的一席之地。

《有生之年》并没有止步于家的回归，它找到了一种重构家庭的可能性，把传统家庭转变成灵活多元的共同体。剧集的最后，高家的爸爸妈妈选择离婚但仍然共同居住，其他人也可以按照意愿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家庭成员之间保持联结，但不必为了家庭这个集体主动牺牲自己。

这当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人处在身份之中，就难以脱离身份的捆缚。而在另一重维度，人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就可以好好活着吗？《有生之年》想要用圆满温情的结局来表态，给所有人一个希望。

《有生之年》的英文名living，意为“活着”。剧中有一句台词：“当我抬头看到那个瓶子要砸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一点都不想死。”“活着”有时候很荒谬，一味追寻活着的意义会让人显得无助又狼狈。因为活着本身，就是活着的意义。

“有时候生活当中就是会带给你一点感觉，然后那个感觉，会赋予你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很有意义。有时候感觉到了，就会想紧紧地抓着它，记住它。才不会活到最后，在你死掉之前什么都不记得，留下遗憾。”

有生之年，希望我们可以专注于活着的感觉。

参考资料：

1.原始的“附近”：在地困境与家的回归丨IPP评论

2.《小津》丨唐纳德·里奇

3.家庭、身份与东亚气质丨杨惟媚

撰文：布里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配图：《有生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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