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最佳台剧：当遭遇中年危机的男人，逃向父母身边

2023-10-14 09:10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夏天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台剧《有生之年》火了，目前更新到了第十集，还有两集就将迎来大结局，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它所涵盖的议题远不是一句“中年危机”能概括的。随着故事的视角从男主人公身上推移到整个家庭的大全景，一幅日常生活的图谱逐渐显现，生命的不堪、挣扎与希望都缠绕其中，剧作的野心由此可见。

《有生之年》播出之初，很多人称它是性转版的《俗女养成记》。虽然二者都是将中年人作为主角，以琐碎平淡的日常为叙事线索，进而深入到家庭生活和个体成长，但两部剧的主题仍有本质差别。如果说《俗女养成记》是讲女性如何挣脱社会规训，与自己的普通和另类达成和解，那么《有生之年》就是关注丧失活力的疲惫中年如何重拾希望，在爱和情感的指引下找到新的人生方向。

中生代实力派演员吴慷仁演活了高嘉岳这个角色，一个人到41岁被女友抛弃、经营餐厅失败、与亲人疏远多年的失意男人。他表面看起来玩世不恭，其实将伤痛和细腻都埋在心底。一家人的晚餐时间，喝醉酒的高嘉岳突然闯进来，令父母和弟弟无所适从。一个十几年没回过家的人，已然成为家中的“局外人”。面对众人的不解，他以嬉皮笑脸的模样搪塞过去。没有人知道，这是他求死前的最后一程路。在人生一夜归零的打击下，他失去了目标和希望，自杀前发现自己还有放不下的心结——最后看看久违的家人。

家人无法接受这个不速之客，二弟质问他道：“你没有尽到养老的责任也就罢了，还想留在家里啃老？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很失败吗？”决心赴死的高嘉岳不愿多做解释，多年来他始终学不会向亲近的人敞开心扉，只默默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里写道：“有生之年，能长这么大，算不错了。”“身为家中的长子，一事无成，总是让你们担心。像我这样的人生，就不要再浪费社会上的资源了。”告别之前，高嘉岳只想安静地陪伴家人一段时间。

高嘉岳的心灰意冷，不只是事业和感情双双遇挫后的绝望，更是失去人生目标的深层次精神危机。这样一个一直靠激情活着的男人，人生过半时才发现脚下虚浮，找不到往前推进人生的动力。在外部的社会角色坍塌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内心的秩序也是一片空洞，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无所根植，于是“中年危机”宣告到来。

高嘉岳本以为自己才是最可悲的人，冷眼旁观一段日子后，才发现这个家早已暗流涌动、风雨飘摇。剧中不同年龄段和位置的人物，各自都面临着自己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比高嘉岳活得更容易。17岁的侄子因为好友跳楼而陷入哀伤，情感萌动却选错了对象。父母磨合了一辈子，仍因频繁的争吵闹到分房而睡。二弟结婚生子后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却还要兼顾对年迈父母的照顾和抚慰。小弟虽然是只听话的羔羊，却对家中的是非不管不顾，把自己摘出陷入两难的境地。

这让高嘉岳不禁感叹道：“当我在海里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是他们，结果一回来看到他们，生活过得乱七八糟的，过得也没我好。”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的全貌，展示出人生不同切面的体验，将家庭的烦扰与生命的难题混成一团。在这种彼此照见的过程中，高嘉岳渐渐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更客观的认知，也对别人的生命有了更清晰的体会。

《有生之年》越往后看，越会触及它试图抵达的复杂命题。家庭在其中扮演着镜像的角色，照映出每个个体的挣扎，缔结着每个成员的希望，从而让人产生命运共同体的感受。而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瓦解的家庭，又不得不在冷漠与疏离的氛围中重新寻求连接。

或许是因为放弃了生命的希望，高嘉岳也一并放下了对生活的执念，这样的他无意中成为撬开家中僵局的一柄楔子。看到父母因为感情不和而争吵不休，人到晚年还为经营早餐店而忙忙碌碌，他建议他们用离婚换取清静，索性关掉店面在家休息。高嘉岳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人生苦短”“还能活几年”“随便啦”，不如卸下沉重的包袱，各自放飞。看到二弟处处为家人奔忙，大事小情都放在心上，生怕堵不上危及家宅的漏洞，又因为面面俱到而让自己太累，高嘉岳便以自己的人生观奉劝他：你可以说“不”，只是你喜欢当孝子。

看起来，高嘉岳这种洒脱的人生态度似乎很奏效。母亲听从他的建议，不再去早餐店忙活，跑去旅行交友、报名老年大学学乐器，生活添了许多滋味，甚至将一纸离婚协议放到父亲面前，腰杆和姿态都硬挺了起来。也是因为他的鼓励，小弟勇敢地向家人公开自己的恋情，打破了多年来默默服从父母指令的局面，开始争取自己的权益。

然而高嘉岳带来的改变，并非只是朝着美好的方向扩散，他的“潇洒”哲学也开始冲击一个家庭赖以稳定的基石。高嘉岳从小生性淘气，渐渐养成了放纵自我的习惯。小时候，因为不满父母对弟弟更好，将满腔的愤懑发泄在家人身上，这种叛逆情绪在青年时期达到顶峰，最终发展成无限逃离家庭的动机。成年以后，高嘉岳依然将自我的感受置于高位，当他一意孤行决定自杀，始终拒绝向家人袒露心扉时，便将自己彻底隔绝在一个孤独的世界。

相比之下，高家的其他成员却始终重视对他人的责任，甚至不惜牺牲一部分自我。二弟为了养家自觉放弃了音乐梦想，成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小弟为了照顾父母，一直不愿离家太远。父母为了维持家庭，甘愿一辈子被困在小小的早餐店里。正是他们心甘情愿的付出，成为连接彼此的情感纽带，成全了这个始终充当着庇护所的家庭。这个小家虽然充满吵闹、时而疏离、摇摇晃晃，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守护所有人。

当高嘉岳看清他与家人的根本冲突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放纵或许是源于逃避，家人的强撑才是勇敢。在个体生命和家庭结构的激烈碰撞下，成长体验的复杂滋味随之涌现。而当象征着家庭支柱的二弟突然倒下，高嘉岳也迎来了他在颓废迷茫中的当头一棒，从自哀自怜的情绪中挣脱出来。摆在高嘉岳面前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跨过外在的困顿和挫败，更是如何寻找内在的意义支撑。二弟的离去，残忍地为他照清了前路。

二弟的养子身份，曾是横亘在所有人心中的秘密。高嘉岳因为这个秘密，对父母的感情产生质疑，不惜通过自毁的倾向来验证自己的价值。而二弟也背负着这个秘密，默默回应着对家庭的感情。两人的一退一进，昭示了亲密关系的纽带不是只能靠血缘关系维持，它背后的理解、付出与关爱都同样重要，能在人即将沉底时将他打捞上岸。

《有生之年》选择从家庭的场景切入，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展开叙述，挖掘普通人平凡而细腻的生命情感，这在宏观叙事退位的当下，尤其能引起观众广泛的共鸣。擅长操刀家庭题材的导演是枝裕和曾分析过背后的原因：“我觉得世界各地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同的家庭群体都在消退，日本社会也面临着这一问题。群体的消退，也造成了家庭的变化和瓦解，它浓缩了社会的变化。我认为这就是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将焦点对准家庭的原因。”

早在杨德昌于2000年拍摄的电影《一一》中，台湾文艺作品便显示出对家庭题材把控的功力。影片平实地描绘了一家三代人的人生轨迹，用婚礼、满月酒、葬礼等象征性的节点串联起岁月的漫长历程，横跨不同生命阶段的侧写，交织勾勒家庭和生活的真谛。小男孩洋洋总是对世界充满困惑和好奇，童年生活看似简单却也夹杂着苦恼。作为一家之主，洋洋的父亲习惯了用沉默应对压力，在生活不如意时转而在暧昧的情感中寻求安慰。洋洋的姐姐正值充满秘密的青春期，在初尝爱情的过程中磕磕绊绊。洋洋的奶奶独自居住时意外摔倒，沉默地躺在医院，却成为所有人倾诉的对象。所有人都暗藏心事，各自封闭却又寻求触碰，小心翼翼地摸索着生命的意义。

《一一》剧照

《一一》是杨德昌生前最后一部电影，他曾因为担心自己太年轻，不敢轻易拿起这个题材，将故事放置了15年，拍摄这部电影时他已年过五十，具备了足够的生活阅历以及情感体悟。他曾说：“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

排版：佐伊 /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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