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回国的原因终于搞清楚了

无意间，我读了小学课本中一篇文章，名叫《祖国，我终于回来了》。文章讲述的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导弹之父钱学森，他在美国拥有金钱、地位与名誉，但是他一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便决定放弃美国的事业回国工作。但美国当局不准钱学森回国，并将他关在小岛上，钱学森并没有屈服，他坚持斗争了五年终于回到了祖国。

事实上，这篇文章被选入小学课本由来已久，在我还上小学时，也在老师的指导下，充满激情地朗读过，甚至也被钱学森先生的爱国热情感动过，对美帝的亡我之心憎恨过。

合卷之后，环顾四周，一片宁静之中，是夜的深沉，时光仿佛并未荏苒，它凝固在了这篇文章之中，让我恍惚地觉得，这外在的一切的变化都是虚幻，我们仍在一个谎言的迷宫中原地踏步。

关于他回国的决定，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但是，当他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立即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有关他回国的经过，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美国当局听说钱学森想回国，十分害怕，害怕他带回航空新技术，使新中国的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就采用了卑鄙的手段迫害他。

当他历尽艰辛回到中国后，文章饱含深情写道：

1956年9月17日，钱学森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10月8日到达广州。他含着幸福的泪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博士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可以说，文章渲染了一种浓烈的“爱国主义”，且在字里行间都浸透着钱学森的爱国情怀。它在告诉我们的小学生，钱学森是因为“爱国”才毅然决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并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到新中国的火热建设中。

然而，事情真是如此吗？

有关钱学森回国的真正原因，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大量史料和档案的公布，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比如张纯如女士在她所写的《钱学森传（蚕丝）》中，就对钱学森回国的真正原因有过详细且较为可靠的描述和分析。

通过查看大量的档案和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师友、同事做的访谈，张纯如女士为我们勾画了一幅钱学森回国前的生活景象。

事实上，当钱学森在1949年夏天抵达加州理工学院之时，种种迹象均表明，他准备在这里永久居住下去，他不仅接受了这里的终身教授的职务，出任了设在此处的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主任一职，而且据他的朋友回忆，他还准备买个房子。

甚至在被怀疑为是共产党员，接受美国政府调查期间，钱学森仍然希望通过努力让自己能够留在美国，甚至在遭到逮捕前，他还向美国政府递交过希望入籍美国的申请表。其实，从本质上说，钱学森是一个羞涩、内向、天资卓越的科学家，他毕生都渴望在和平环境中工作，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美国无疑是他最佳的选择。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决定离开美国呢？用他的恩师冯·卡门的话说，是自尊心受到伤害让他做出了这个重大的决定。

在冯·卡门眼里，钱学森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其骄傲的人，而一连串的成功又助长了他的傲慢，使得他有些时候甚至表现得令人无法忍受。他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而被剥夺了保密许可证，从此无法参与美国军方的机密项目，这件事对他造成了巨大的侮辱，他觉得自己“丢了脸”。

而父亲的催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就开始收到父亲钱家治的来信，一封比一封哭泣更急迫。父亲催促他尽快回国，因为自己将接受一个胃部手术。很显然，他也希望能够与从未谋面的孙子孙女共享天伦之乐。这个因素对钱学森的影响可在他与移民局官员的谈话中得到证实。

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对他所造成的伤害，比如监控、限制人身自由，逮捕，甚至驱逐出境，都在内心深处让他感到愤怒和失望。

因此，可以说美国政府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犯下的愚蠢的错误，才是逼迫钱学森离开美国，回到中国的真正原因。这当中的掺杂着那个时代的政治因素、民族因素、国家情感，个人现实等等，岂是一句爱国主义情怀能够道尽的？

可以说，钱学森的回国是冷战的一个绝佳反讽。他在美国接受教育并成长，留美经历长达15年，甚至想过为这个国家效忠毕生。但因冷战爆发，他才被强制遣返回中国，无奈地成为了中国核导弹与卫星的缔造者。

在这里，我有必要提一下张纯如女士。有关她，许多读者也许并不陌生了，她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以及她的自杀，都曾在国内引起过强烈的震荡。国人对这位36岁就英年早逝的华人女作家报以了深度地关切和崇高的敬意。南京市政府甚至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立起了她的塑像。

《洛杉矶时报》形容她是“最好的历史学家和人权斗士”，是“在美国成长的华裔青年模范”。她一生中共完成三本书，除了《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外，还包括《中国导弹之谜》和《华人在美国》。而这本《蚕丝钱学森传》正是她的第一部作品《中国导弹之谜》的中文版。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张纯如女士做了扎实的材料搜集。从美国政府和大学的档案、公开出版物和学术杂志中，从联邦调查局、美国海关，甚至陆军情报部门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中，她尽一切可能地收集有关钱学森的材料。

为了掌握一手材料，她不辞辛劳地采访钱学森在美国的同学、老师，以及同事，远赴中国采访钱学森的亲友和同事，甚至走访了每一处钱学森曾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因此，从这点上来说，我相信，张纯如女士在这本传记中所揭露的有关钱学森回国的真正原因是比较真实可靠的。

当然，我也丝毫不怀疑钱老的爱国之心，但倘若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钱学森作为一个科学家，想留在适合自己事业的地方发展，也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

只是，在那个政治为上的时代，他从一个追求个人价值的人，在政治的裹挟下，最后成为一个为集体背书的“英雄”，怕也不是他的所愿。

如此，我便实在不明白，我们的教材编写者，为何还将一篇充满曲解，烙印着深刻的冷战思维、敌对情绪的文章选入小学的课本？倘若不是他们的无知或是闭目塞听，便是他们的别有用心。

他们大约以为，这是一篇绝好的培养孩子爱国主义精神的文章，能够帮助培养“爱国”的情操。只可惜，历史证明，这种建立在曲解上的爱国教育，注定是培养不出真正爱国的国民的。

人性中某些好的品质，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是相通，对美好事物，比如对自由、诚实、平等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的追求。世界的进步正是根植于这些人性中美好的共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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