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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13年，新加坡上映了一部电影“德士当家”。主人公原型是1952年出生在中国的蔡明杰。

01

谁是蔡明杰？

1973年，他考入南京大学生物系，硕士毕业后，成为南京大学一位讲师；

1985年，他前往斯坦福大学读博；

1990年，他获得斯坦福博士学位的同年，Cell上发表了一篇名为“Yeast centromere binding protein CBF1, of the helix-loop-helixprotein family, is required for chromosome stability and methionine prototrophy”的研究论文，而蔡明杰正是除了通讯作者之外的唯一作者。

后来，蔡明杰先后得到了华盛顿大学遗传学系著名的博士后奖项、担任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类似于中科院）下属的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

名校学历傍身、顶刊论文加成、入职高端研究所......蔡明杰的求学之路放到现在，也是令无数科研人艳羡的存在。

转折发生在2008年。彼时，拥有教授头衔、有着16年独立领导实验室经验的首席研究员蔡明杰，被所在单位没有任何补偿地炒了鱿鱼。究其缘由，不过是56岁的他在产出上已经跟不上年轻学者。因为新加坡整个国家都是一种「不养闲人」的心态，这一点与现在国内流行的「非升即走模式」极其相似。

56岁在职场属于高龄，而且2008年全球又爆发经济危机，很难找到工作，他只能找到开出租车的工作。2009年，可能是史上最高学历的出租车司机上线了。他一边开车，一边记录所见所闻，2013年写了一本书：《出租车司机的日记》，后来还拍成了电影。

02

非升即走，争议不断

从清华大学部分院系试点“非升即走”，内地高校的这项人事制度改革，已经断断续续走了二十余年，其间争议不断。是去一所省级高校做一个有编制的讲师，还是去一所985高校做一名承受非升即走压力的副研究员，成为了很多科研学者面临的难题。

这个初衷良好的改革设计，当下面临的困境也亟待解决。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曾表示，问题并不在“非升即走”制度本身，而在于许多高校目前还未建成完善的教师评估体系。教师升与不升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评价，遇到不公正评价如何申诉，流动的渠道是否通畅等，都需要明确。

而评估标准的不完善，也造成了当前许多高校的年薪制不是给教师“减负”，而是“加负”。实际操作中，不乏一些“无厘头”的考核方式。陈芒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某些学校涉及“非升即走”的考核标准，要求被考核者3年内甚至1年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这种考核方法，实际上是违背科研规律的，科研成果的生产一般是波动的，而非每年或者每隔几年平均“产出”。

而关于“谁升谁走”，国外大学普遍采用“评审制”，对“升”没有名额限制，只要达到一定水平即可。而国内高校则多采用“名额制”，指标有限，有人升，就有人走。而关于近些年围绕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争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早前曾撰文论及。

他的总结是，此项改革的难点在于，一方面，改革者在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理念和方案方面存在差异——大学与企业的差别、学术标准与行政程序之间的矛盾等，都是争论的焦点；另一方面，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如何落地的实际问题。全国各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试验大多数是在现有体制之外引入一些“新人新办法”的增量尝试，很少有系统性的整体改革。

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盘活高校教师流动的市场机制，最终实现高校的依法自主办学，具体到“准聘-长聘”制度，亦是如此。但是，任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适性，高校体制改革也不例外。

在这条制度探索之路上，希望高校能够站在青年教师的角度上，将心比心地展开制度设计，不辜负有能力、有才学的教授的辛苦付出，也能让更多优秀的年轻教师脱颖而出，才尽其用。正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导龚炯所说：“大学要有大学精神，要用人文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员工，要善待科研人员和大学老师。“青椒”确实很辛苦。他们在科研和教学上有很多工作，学校至少要给他们一个体面的生活，让他们不要为了生计而去奔波。给他们基本的生活方面的满足，他才能安心去做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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