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骗薪神话」的崩塌
骗薪者徐玲玲，一个职场「海王」。
她的一天如此度过：
6点起床化妆，7点出门。白天，游走于上海各大写字楼，到不同金融公司打卡签到，或参加新的面试。晚上，穿梭于酒会交际应酬。奔碌的一天往往结束于凌晨，有时半夜3点才到家。
三年里，徐玲玲和丈夫入职过300多家公司。
最高纪录时，一个月内，她同时入职28家公司，和丈夫的月薪超过60万元。夫妻俩只花了三年，用骗来的钱在上海宝山买了别墅。
被警方抓捕时，她还在杭州面试。
徐玲玲，在下沉的金融圈如此腾挪，一路风生水起，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是在一则新闻里看到这些信息的。
生活中，年轻人都在讨论工作如何痛苦，内卷、失业、「狗屎工作」，这是当下人们对打工的普遍感受。
——然而徐玲玲，在下沉的金融圈如此腾挪，一路风生水起，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来到上海，找到了破获这起案子的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支队。我一度以为，这只是一个猎奇的个案，是像电影《猫鼠游戏》那样的高智商犯罪。
随着采访深入，这起骗局的辐射范围越发壮大，我相继见到听闻过此案的律师，受骗公司的老板，还被拉进一个有40个受害成员的「反职业混底薪联盟」群。
虽然最终没有见到囹圄之中的徐玲玲本人，一部完整的上海滩金融圈行骗实录，逐渐丰满起来。
可是，除了匪夷所思的犯罪手法和受害公司的荒唐遭遇，好像总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包裹着这一切。
直到我在上海的最后一次采访。那是在陆家嘴金融中心的一座高档写字楼里，距离黄浦江只有1公里。江风一吹，都是金钱流逝的声音。
就像有人形容，在华尔街，贪婪可以算是一种义务，而问题出在那些制造贪婪的激励机制上。这句话挪用在此，也不为过。
一些面过徐玲玲的人还记得，她个头不高，打扮普通，人倒是十分健谈。
陆凡是上海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和徐玲玲第一次会面是在2022年3月。当时他公司的新电影项目需要融资，急招12位销售，希望他们能找来客源、拉来投资，并且不用打卡坐班。徐玲玲是应聘者之一。
如今回忆，陆凡会形容徐玲玲「油嘴滑舌」。但在当时，无论谈吐表现，还是业务能力，面试官们都认为她非常适合。陆凡问起工作计划，她对答如流，细致地描述了如何制定客户的资产配置方案。
在徐玲玲面试的另一家公司，一位基金经理对她的印象是，「非常有底气」——当公司要求一个月做出500万的销售成绩，徐玲玲主动加码：500万太少，我要签3000万。
一年多以后，徐玲玲出现在法治节目《东方110》上，已经是在看守所里了。她扎着短马尾，面部糊着马赛克，侧对镜头重演如何在面试中反客为主。她自如地吐着「台词」：
马云是怎么实现自我价值的？宁可当鸡头，不可当凤尾。我是要跟你共同创业的，没有我，你的格局就那么小。
为完成对老板们的理论激励，她会抛出杀手锏：
5万、10万你融到什么时候去，我可以帮你融到一个亿。
一位招聘者坦言：
招销售嘛，文凭和谈吐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你能给公司带来利润。
凭借能为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底气，在那个影视业被疫情重击、资金流潺如游丝的早春三月，徐玲玲顺利进入了陆凡的公司。
同批招进来的还有其他9名销售，简历上商业银行、信托、资本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经验起步，行头打扮一副「背景」过硬的样子：
有人开着100万起步的保时捷卡宴来面试；
也有自称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女面试者，穿着正装，一身的LV和Gucci；
还有一个着西装的中年男人，留小分头，自称家里是做生意的。陆凡看他派头十足，挺像个有资源的「富二代」。
有背景、自带资源，这大概是身为销售最大的职场美德。后来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向我介绍，这些骗薪者惯用的一招是，提前准备一份所谓的「高净值客户名单」，面试时向公司老板们「亮剑」。
这样的名单通常异常详细，包括客户的名字、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甚至还有「家里有房子几套、存款多少」。言下之意：我手握「高净值大鱼」，就看你要不要一起赚钱了。
老板们只能惊鸿一瞥，很难有当场核实的机会，一番宏愿却被似有若无地撩拨起来。
于是陆凡把这批看起来不错的销售招了进来，试用期底薪8000元，转正后15000元。对方主动提出先不用交社保，「他们说试用期万一过不了，转进转出很麻烦，对自己的征信也不好」。背调也做得很粗放，「学历很多是大专或者三本，我们也懒得去查」。
陆凡回忆道：
我当时想的反正招的人也不多，先试用一个月，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人是鬼。
后来真相还是让他打了寒颤：这批招来的12个销售里，11个都是「鬼」。
去年12月，上海浦东警方接到报案，一家金融公司称遇到了骗子，说发现有试用期将满的员工，同时也在其他公司上班。
那是徐玲玲的「同行」，一个叫洪凯的求职者，31岁。他同样能说会道，有着某大银行工作的光鲜履历，手握不少人脉资源，多是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也应聘的销售岗。
后来，洪凯同样在《东方110》上披露了他的面试秘笈：
我一下子能够讲十几个产品，从一级讲到二级，怎么从A轮到B轮，到pre-IPO上市，我都能讲清楚。行家一张嘴，就知道有没有。
几乎每位受访对象都会承认，这些人称得上是「面试高手」。一位受访者更是没好气地说，他们应该开个培训班，给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传授面试经验。
很快，洪凯带着另外8个销售人员以团队形式入职。洪凯的底薪3万，外加20%的销售提成。公司对他很是倚重，直接将一个2000万的融资项目交给他的团队负责。
平日里，他们9人不用坐班，只参加例会，其余时间都在外面「跑客户」——至少工作日志是这么写的，「今天见了10个客户」，「客户有多少资金」，「资金什么时候到位」。蒙在鼓里的老板总觉得那叫「希望」，一种让人心甘情愿等一等的美丽东西。
「其实并没什么很复杂的作案手法。」经侦支队四大队民警黄迪诚对我说，这些销售表面上在「跑客户」，实则去了下一任公司面试，还能顺手拍张照片给现任公司说，「你看，我在走访这家公司」。
又等了一个多月，洪凯们进一步夯实希望，带回来20多位「客户」。喜迎客户大驾，公司办了一场隆重的产品推介会。老板注意到，那天客户们十分捧场，将会场的果盘、瓜子大把塞进口袋。
陆凡的公司也有过类似经历。
虽然刚招来徐玲玲们就碰上疫情，工资白发了3个月，但去年6月8日复工后，12位销售相继带投资「客户」上门了。客户年龄在30-60岁之间，有男有女，大多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他们似乎对陆凡的电影项目很感兴趣，又不会提太多专业问题，有的甚至连项目标的也不关心，爽快地拿走合同，说要投1000万。唯有一位瞻前顾后——事后证明，只有他是真客户。
陆凡察觉到不对劲，又鬼使神差地打消了念头。
可能是销售的业务能力比较强，他们自己把投资人搞定了。
这位影视从业者自我安慰着。
直到某天早晨，他的助理走进办公楼，瞧见一个销售躲在楼梯下，低声训斥一位「客户」。助理悄悄上楼告诉了陆凡。
陆凡的头脑突然亮堂：可能遇到「倒江湖的」了。
而在洪凯就职的公司，虽也看似宾客盈门，三个月试用期过去，该团队实质业绩为0。说再见的时刻到来了——他们的「盈利模式」就是快速滚动迭代，同时骗取多家公司的试用期工资，到期走人。
就在老板打算辞退他们的时候，洪凯的手下误给HR发了一张离职证明——他及时撤回了，还是被看得一清二楚——是另一家公司开具的证明，入职时间却和本公司一致。
老板联系上对方公司，双方一碰，原来洪凯他们同时挣两份工资。
不久，陆凡通过朋友拿到一份「行业黑名单」——是一些金融企业私下汇总的「混底薪」员工名单。名字一对，公司好几个「销售」赫然在列。陆凡这才晓得，徐玲玲和那个梳着小分头的「富二代」原来是夫妻，一对「骗薪伉俪」。
黑名单牵出了更多的受骗公司，也说明徐玲玲伉俪背后，藏匿着一个浩大的「骗薪江湖」。
浦东警方调查取证时，有的老板大吃一惊，毫无意识原来之前被人骗了。也有较真的老板选择报案，结果骗薪者魔高一丈，闹事、耍赖，还有人为了追讨工资扬言在公司跳楼的。
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解释说：
企业举证很困难，需要证明他入职的时候，是伪造的简历、学历、客户资源，还要证明他入职以后请的群众演员不是真实的客户，等等。
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类刑事犯罪案件都被装进了普通劳动纠纷的范畴。
徐玲玲的丈夫就被告过13次，也打过13次劳动仲裁官司，回回胜诉。
为什么骗薪者总能胜诉？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元昌向我分析：现行《劳动合同法》偏重于保护劳动者，即使应聘者有欺诈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但只要上过班，工资还得发。
像掐住猫的后脖颈一样，这些骗薪者拿准了中小企业老板们的软肋：
渴望「融1个亿」；
喜欢主动提出「不交社保」的员工，能省一笔是一笔；
很少严格背调——即便调查，留下的前公司联系人和公章也是假的；
怕惹事，怕劳动仲裁的记录上了企业信息系统，留下「经营风险」的黑历史……
但这一次，浦东经侦没有放过洪凯这条「大鱼」。
警员对他们的社保信息做了初步排查，像是找到线头，轻轻一拽，蛛丝马迹浮出来：洪凯在三年里换了二十多家公司，其他人也是如此。往往是洪凯先入职一家公司，过段时间，他的手下跟着入职。
之后，警员们调查了洪凯等人的银行流水：过去两三年里，一共有百余家公司给他发过工资，平均每月十家左右，金额从几千元到3万元不等，时长最短的一个月，最长的半年。有时，团队其他人还会将工资收入的20%转给洪凯。
直到今年3月，警方总共查了七十多个嫌疑人的2000多个银行账户。最后，装证据的盘就有8TB。
——这一切，指向某种完美犯罪模型的浮现。
经侦支队四大队民警黄迪诚告诉我，上海警方目前发现最早的骗薪案例发生在2013年前后。嫌疑人的太太学过设计，包揽了假证制作。他流窜于上海各区，「闷声发大财」。
直到2018年左右，「职业骗薪」初具规模。随着金融行业不够景气，他们又转移到了互联网乃至实体行业，「侵蚀的速度非常快」。
他们甚至发展出一整条「产业链」，在上游伪造银行流水、简历证书等入职材料，在下游有大把「群众演员」，扮演高净值客户出席，全方位把戏做足。
到今年，被捕的嫌疑人也将骗薪自诩为「行业」了。像徐玲玲这种「经验丰富」、「能力强」的，还发展了下线。上线负责分享面试经验，提供机会，伪造材料；下线「假装工作」，再回馈工资的20%-50%给上线。
行业进一步繁衍细分。就连最下游的群演，也有不同的角色和定价。接背调电话的，5块钱一通；参加产品推介会的，站台费四五十块；出席洽谈合同的，一百块不等。群演大多是五六十岁的退休人士，「赚点菜钱」。
截至目前，包括徐玲玲夫妇和洪凯在内，上海警方一共抓捕了超过161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超过1.3亿元。有经营者向警方诉苦，不单是亏损了二三十万工资，还耽误了产品的销售时机，错失窗口期。
与之对应的，是超乎想象的离奇案情：
一家公司招聘，欲招80个销售，实招80个骗子——相比之下，遇见11/12骗子的陆凡，算不上损失惨重。
还有一个骗薪者，先让女朋友应聘某公司HR，入职后，再把他和同伙招进去。
陆凡进了一个有40人的沪上受骗公司群，听说群里的「榜一大哥」被骗了半年多，损失一两百万。
还有的公司已经倒闭了。它们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萧瑟寒冬里。
至此，我像是跟着办案的侦探走出了迷宫。可总有一块模糊不清：
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到底是谁？
陆凡接触过的「徐玲玲团伙」里，有两三个年轻人貌似底层出身，学历有限，像是经过培训的工具人。还有一些人，的确有学识和金融工作经验，看起来和正常从业者没什么不同。陆凡不知道他们究竟哪一步走错了。
直到警方来调查，上海某私募合伙人施孝春才得知一个离职员工的确是骗子。
他记得那人「履历很棒」，「专业度很高」，「形象很憨厚」。面试时穿了西装三件套，皮鞋锃光瓦亮，「一看就是外资银行待过的」。
施孝春现在仍然认为，那个骗子应该曾是一个正常的金融从业者，「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去诈骗的那种」。
在锒铛入狱之前，骗薪者曾和陆凡有过一场集体的「内心告白」。
那是陆凡拿到「行业黑名单」查清一切后，他决定摊牌。
那天，长桌上，每个座位前放了一份打印好的资料，是陆凡从别家公司获取的证据——劳动合同、会议纪要、工作日志，码得整整齐齐。
面对证据，一个「很会面试」的「男同事」吓哭了。徐玲玲面如死灰，但看不透她心底在想些什么。
那天晚上，陆凡接到好几通骗薪者的电话，无非是拜托老板放过一马。唯有一个女孩的电话让他印象深刻。
那女孩先前来陆凡的公司面试过，最后没有入职。她自述生于1994年，留学归来后，赶上P2P行业火热，便入行了。拉来亲朋好友一起投钱，结果筹款全打了水漂。她自觉走投无路，成了骗子。
陆凡记得女孩的声音有些颤抖，她低声下气地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
陆凡私下里打听，女孩家里的确有过那么一遭。
警方也表示，在已抓获的嫌疑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来从事P2P行业。
2007年，P2P进入中国市场，一度成了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标志。高峰时期，全国实际运营的P2P机构约有5000家。2015年左右，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一些公司相继垮台、爆雷。直到2020年11月，P2P行业彻底清零。
施孝春告诉我：
P2P之后，个人投资者对市场的投资信心受到影响，其他合规类的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股权投资等资产类型公司也出现了波动。
很难估量其间多少人被殃及，沦为「金融难民」。
P2P爆雷后，一些从业者的客户亏得血本无归，他们变成了徒有经验，却没有任何资源开拓客户的人。
施孝春说，过去，这些可能是底薪一两万，年薪50万往上的人。
经济势头好的时候，「高管」、「94年海归女孩」借着时代的光，在高收益的金融业顺风顺水，不惜加大杠杆，在上海背上昂贵的车贷、房贷，以拥有世人眼中符合身份的配置。
当潮水退去，高处的生活何以为继？曾经用来装点门面的一切，立刻变成巨大的负累。更别提那点脆弱的虚荣心了。
其中一部分人，最早也是两眼充满光和希望的打工人，并不是龙勃罗梭笔下的born criminal（天生犯罪者）。
接触过骗薪受害者的律师钱元昌说，「但他们最终拿捏了金融销售的漏洞，踏进深渊。」
施孝春最早在银行工作。赶上了金融业枝繁叶茂的阶段，他和同事相继离开铁饭碗，想在金融圈搏一把。2014年，同行们聚餐，坐满了三桌。酒桌上，一个友人问施孝春，假如客户投来200万，他一年能赚多少佣金。
施孝春回答，6000块。
友人的筷子朝桌上一敲，先比了两根手指，然后四根，看着施孝春的眼睛，说：「我们这儿，24万。」
谨慎的人心知肚明，收益如此，这类公司的金融产品一定有问题，但那友人却一脸笃定。
「他能不知道这东西是骗吗？」9月底的上海阴雨连绵，施孝春坐在办公桌前，沏了一杯茶，说，「只不过他有一个侥幸的心态。」
等到2019年再聚会，当年的三桌人只能坐一桌了——有人离开了，也有人「进去了」，包括那个200万能提成24万的朋友。
我在搜索引擎上查询，金融人应当信奉的第一定律是什么。答案不一而论，「利润最大化」，「时间的价值效应」，「保住本金」。后来，我在一本写华尔街的书《大空头》里找到一句很朴素的答案：要在众人皆醉的时候，保持清醒。
施孝春的办公室位于陆家嘴金融中心。这块占地31.78平方公里的区域，容纳了50多万金融从业者，区域经济总量超过6300亿元。窗外，是一片玻璃大厦的丛林，西装革履的人们行色匆匆。好像轮盘转起来，随便一指，某个门面背后就是数以亿计的生意。
「陆家嘴有很多优秀的金融公司，都没有牌面的。因为做理财投资，要看成本和利润。」施孝春继续说道，「如果把所有的成本都花在了包装上面，势必利润要高，风险也一定会大，对吧？」
这句话也是对骗薪案的映射。施孝春说，金融业向来不拒绝能「带单入职」的「资源咖」、「富二代」。而骗局得以存续的条件之一是，骗薪者借由精美的包装，让老板误以为低本高效地找到了对的人——譬如那个「可以帮你融到1个亿」，还不用交社保的徐玲玲。
「我其实很忙的，」被抓后，徐玲玲忍不住向警方自证，「我每天早上眼睛睁起来，我就出去面试了，晚上很晚回来，中饭也顾不上吃。」
她确实「敬业」，怀孕也没停下。她在A4纸上记录了自己每个月入职的公司，入职时间、岗位信息、简历资料，一个月一本文件夹，台账明明白白。
勤奋的「打工人」不止她一个。一位受骗老板纳闷，招聘刚发出去一二十分钟，就有人投来简历了，还那么对口——骗薪者整日盯着Boss直聘等招聘平台，以稳固的频率刷新着页面。到了旺季，「高手」一天能面试三五家公司。
就像一群在下行扶梯上奋力「攀登」的人，误以为只要「跑得快」，就能逆流而上，抓住幻梦。
施孝春有时和业内朋友聊天，说自己能坚持到现在不是因为条件多优秀，而是「胆子小」。
他的笑里透出一些苦涩，又说，「第二是运气好」。他幸运地顺应了潮水的正确流向。
他见过很多自信的金融人，跳槽时没看准，抑或出于某种「富贵险中求」的危险心理，进了错误的公司，做了错误的选择。
杯子里的茶叶打着旋儿沉在杯底。如履薄冰。
施孝春咂摸了一口茶水，最后说道：「这一行，一秒天堂，一秒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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