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唱过《国际歌》
《国际歌》是我上小学学会的第一首革命歌曲。
今天我们所唱的《国际歌》，是1923年诗人萧三在莫斯科翻译的，第一版参与者还有陈乔年，他也曾经担任过这首歌的配唱。196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歌词加以推敲形成定版，传唱至今。有位师长曾经回忆，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台广播节目的结束曲是《国际歌》。余斌先生2011年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证明了这位师长的说法——
说我们是在《国际歌》歌声中长大的，就像说我们听着《东方红》长大一样，半点儿也不夸张。其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两个最重要的权威信息发布时段，早上六点半“新闻和报纸摘要”；晚上八点整“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两个节目都以《东方红》开始，在《国际歌》的旋律中结束。到这两段时间，整个中国内地的广播里便只有一个声音，因所有地方台都转中央台。
——国际歌是“党”歌？曾经的国歌变现代KTV另类时尚
《国际歌》的旋律有一种自然的雄浑，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这首歌始终伴随我们党的前进步伐，始终激励着我们的斗志。
讲几个和《国际歌》有关的故事。
1920年盛夏，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一位年轻人偶然间得到了一本诗集，是俄文的，名字叫《赤色的诗歌》，里面一共25首诗，每一首都激情澎湃。这个年轻人看过之后很激动，找到俄文专修馆的好朋友，商量着把这些诗都翻译出来，让更多的中国青年人能够读到这些激扬文字。
他们这么做了，先由俄文较好的一位把诗歌大意口译出来，再由中文较好的一位用中文来润色。其中一首诗《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就是《国际歌》最早的中文译文。
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是郑振铎，俄文专修馆的学生是耿济之。我找到了他们发表的原文，在1921年的《小说月报》——
因为当时是当做诗歌来发表的，并不适合来歌唱。不过，郑振铎在东单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认识的另一位好朋友完成了翻译并谱曲的任务，这个人便是瞿秋白。
那时正是“五四”之后，用瞿秋白的话说，启蒙思潮“起翻天巨浪，摇荡全中国”，其中一支赤色大旗，正是“英特纳雄耐尔”。1920年，瞿秋白前往苏联，途经哈尔滨参加俄国人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首次听到了这首歌。1923年第一期《新青年》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谱曲的中文《国际歌》。
12年后的1935年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被国民党士兵押送至长汀中山公园，公园八角亭内是最后的临行酒。瞿秋白饮毕，唱着自己翻译的这首《国际歌》，走向了刑场罗汉岭。在那里，他盘足而坐，回头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
瞿秋白就义前在福建长汀凉亭前留影
在翻译《国际歌》时，瞿秋白选择音译“英特纳雄耐尔”这个单词，这大概是希望在唱到这个词时，我们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发出的，是相同的声音。“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因为胸怀着“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所以才能如此从容饮弹吧。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烈士遗骨安葬仪式在北京举行。坑下抬棺者为周恩来和彭真等
唱着《国际歌》奔赴刑场的不止瞿秋白一人。
1928年3月30日，22岁的共青团昆明市委书记赵琴仙唱起《国际歌》，这位创办了云南第一份妇女刊物《女声》、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先锋在歌声中走向了人生的终点，这是在云南牺牲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1931年4月5日，一大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因叛徒出卖，在山东济南纬八路刑场上，他一人高唱《国际歌》，随后从容就义，年仅30岁。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邓恩铭绝命诗
1949年10月，重庆歌乐山，“红岩”烈士们在奔赴刑场的路上，拼尽全力传唱的，也正是《国际歌》的旋律。他们在狱中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正值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狱里，烈士杨汉秀（杨森的侄女）代表难友与特务们谈判，最终获得了监狱“春节联欢会”，第一个节目，便是难友齐唱《国际歌》。
《国际歌》是战斗的号角，也是革命的宣言。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最后一天，全体代表来到黄花岗烈士陵园，由瞿秋白、张太雷教唱《国际歌》。由此开始，在党代会闭幕式上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成为惯例。
有关《国际歌》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却是一对夫妇。
1920年12月，李季达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结识了周恩来，并且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几乎是同时，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进步女青年王贞儒有一个叫邓颖超的好朋友，邓颖超特别爱吃王家做的肉末炸酱和酱酥小鱼，她们并肩作战，参加天津当地的学生爱国运动。王贞儒是继邓颖超、江韵清之后中共天津地委第三任妇女部长。
1925年，李季达和王贞儒相识了，两年后的1927年元旦，他们决定结婚。但他们在一起的岁月并不长，甚至都来不及举行周年纪念。
8月9日，由于叛徒告密，李季达和妻子王贞儒不幸被捕，李季达受尽酷刑，板打、鞭挞、压杠子、灌辣椒水，李季达坚持一字不出。11月18日，李季达被反动当局杀害，年仅27岁。
被营救出狱的王贞儒一直忘不掉李季达，那个常常穿着蓝布大褂，每餐吃咸菜米饭就很高兴的李季达。仅仅八个月的婚姻生活，她却记得那么多细节，她记得自己患感冒，因为害怕带来敌人眼线，不去医院看病，每天吃烤橘子，烤过的橘子是苦的，她不爱吃，李季达每晚开会归来，总要给她烤个橘子，盯着她吃完才肯休息。
她还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季达多才多艺，工作累了他就拿起箫，我则以笙相伴，我们吹《国际歌》，怕人听到，不敢大声，只能小声地吹片段。我总觉得不尽兴，说什么时候能完整地吹《国际歌》就好了。季达说，“等胜利了吧，到时咱们痛痛快快大声地吹，让周围的人都听到。”那时我们坚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
等胜利了吧，咱们痛痛快快大声地唱《国际歌》，让周围的人都听到。这是一个多么朴素的愿望啊，也正是这个愿望，使得共产主义的火种，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在无数人的前赴后继中，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971年8月，毛主席在南方考察时曾经这样说：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
《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国际歌》就是要痛痛快快大声地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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