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布特：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扳倒了柬埔寨朗诺政府，波尔布特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

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两百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

然后，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这些刚刚迁出城市的居民到乡下，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

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不准商品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由于这种粗暴的生产方式，造成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

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和城市居民。

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不愿离开城市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大清理，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

“新人”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被迫学习农活，种地修渠，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白天必须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活。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因为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去。

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亲自出任政府总理，从此党政大权都转入波尔布特一人之手，他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了内部清洗。

1975年10月红色高棉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清洗中被处决。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得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一次杀害了近十万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代号S-21的监狱内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

1976年1月，红色高棉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很多人最后下落不明。

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时间里，民柬处于极度的自我封闭状态，国门被关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到1978年底，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与之互派外交人员。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十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仅仅两周时间，红色高棉就兵败如山倒。1979年1月7日，越军占领了金边。翌日越南拼凑成立韩桑林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红色高棉溃退到柬埔寨西北和西南山区，建立根据地，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斗争。1981年12月红色高棉宣布自动解散，1985年波尔布特宣布退休。然而实际上，红色高棉仍然存在，“退休”的波尔布特仍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

从1992年2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2.2万工作人员，花费近28亿美元来帮助柬埔寨实施和平协定。而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

1994年7月7日，柬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

1996年8月，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柬埔寨首相洪森马上与他达成和解协议，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

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但柬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则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

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八个子女。红色高棉的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领导人。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终为部下抓获，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

波尔布特1998年4月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临终前仍不思悔过地宣称“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诚浪潮。

红色高棉的兴盛和衰亡，构成了柬埔寨当代历史的重要篇章。那段时间发生的一切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