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年女性的婚姻，正在被明码拍卖

每逢节日，男男女女从工作地奔赴老家。团圆之宴热闹非凡，酒过三巡，老话常谈。

“还没谈恋爱吗？”这是话题的起点。

提问者或许满脸关心，年轻人回以尴尬地笑，若是话不投机，免不了不欢而散。

34岁的邱华梅，应付了不知多少次这样的场合。哪怕在世俗意义上，邱华梅已足够成功。

作为律师，邱华梅游走在理性与人性之间，谈笑间杀伐果断。可每次回到老家，她经常被指责到抬不起头。

“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不结婚的话，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来嘲笑你。”

她称自己的生活是“战斗的生活”。敌人有千军万马，四面八方都是议论的嘴巴。

抵抗如同飞蛾扑火，邱华梅只能投降。

2015年，北京。

地下通道里熙熙攘攘，没有人注意到人群里默不作声的邱华梅。她34岁，要去赴一场约会。

餐桌旁坐满和她同龄的女孩们，都没有结婚。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这些女孩被贴上一个刻板的标签：剩女。

“剩女”没有其他社会属性。无论她是企业家、科学家、大学教授、医生，只要没有结婚，任何女孩都可以套上这个带有奚落意味的称呼。

邱华梅深受其害。

因为没有结婚，邱华梅的外甥在邱华梅姐姐的指使下叫她“光棍姨”。姐姐甚至试图把她和村里的单身汉凑成一对，尽管对方年纪要比她大出许多。

      邱华梅     

听完邱华梅的这些讲述，同桌的女孩们无比愤怒：“如果谁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会毫不留余力地呛他。”“我不能接受他们绑架我的人生。”

反观邱华梅本人却充满矛盾：“我觉得那是他们的忧虑，那确实是因我而起的，我应该去解决。”

若干年前，邱华梅拼尽全力考进北京的大学。那时，她以为长大的代名词就是逃离。

可无论她走到何处，一条无形的线始终紧紧束缚着她，让她无力逃脱、无法呼吸。

山东滨州的农村，有一种婚俗。

女儿出嫁，家里要陪嫁新被子，名为“喜被”。喜被的数量少则六到八床，多则二十床，大张旗鼓地摆在新房里，陪嫁的被子越多，这家人就越有面子。

邱华梅每次回老家，第一眼就看到炕头上的棉花。几大袋棉花塞得鼓鼓囊囊，那是母亲给她攒的，用来做喜被。

尽管家里的旧被子已经不再暖和，母亲也没有动过这些棉花。它们堆在这里的时间长达六七年，表达着家人对她无声的谴责。

邱华梅家里，堆积如山的棉花

邱华梅是北京一家港资律所的律师。

工作场合中，她飒爽干练，舌战群儒。律师是与人心打交道的工作，看见过太多人情冷暖，她处理得游刃有余。

可回到家庭的角色中，哑口无言才是邱华梅的常态。

      工作中的邱华梅     

34岁还不结婚的她，被家人视为异端。

婚恋话题像是一颗定时炸弹，红线是好久不见的团聚，蓝线是日渐衰老的父母，亲戚邻居再一登场，引线立刻就被点燃。

战争从一句“还没找对象呢”开始。

父亲以理服人，搬出他理解的《婚姻法》作势：“法律上都写着20多就要结婚了。”

母亲以情动人，用前年那场大病做筹码：“我身体不好，总是生病，什么时候你结了婚，我也不用再惦记你了。”

坐在一旁的姐姐再添把火，话说得一句比一句扎心。

“你一天不成家，咱爸爸妈妈就一天不放心，始终在心上挂念着你。”“咱爸咱妈说实在的，哪里惦记过我们这一帮了（指成婚的姐妹们）。”

邱华梅反问父亲结婚有什么好处，父亲回答：“不是好处不好处，就是应当结婚的年龄。”邱华梅又问已经结婚的姐姐，觉得自己哪里幸福，姐姐岔开话题。

顶嘴的她再次引起一波指责，往常让家里引以为傲的高学历成为她的原罪，亲戚们开始摇头叹气：“唉，学傻了。”“不正常了你都。”

没有人再把她看作是家里的小女儿，不结婚的她成为家族之耻，让父母在村里抬不起头。

邱华梅问：“不结婚判刑是吗？”

“不结婚就得判刑！”姐姐冷酷地回，“不结婚，再幸福也不叫幸福。”

可幸福的定义是什么，感受又如何，这家人统统讲不出口。话说到最后，姐姐说了一句：“是，成了家心累，可哪一个不成家啊。”

话里话外都是矛盾。

  邱华梅与家人争吵，字字诛心

挑挑拣拣，无需恋爱

“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不结婚的话，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来嘲笑你。”邱华梅承认，正是因为“不结婚”这件事，把她原本顺遂的人生搅得一团糟。

无奈之下，她把自己摆上婚恋市场，让人挑挑拣拣。

回到北京，描好眉眼，邱华梅走进一家婚介中心。

“红娘”应声走来，寒暄之后，问起邱华梅的择偶条件。邱华梅耸了耸肩，说自己要求可能比较高。再追问一下，发现要求也不过两点：一，受过良好教育；二，尊重女性，承担家务。

金钱、职业、家世、样貌，邱华梅统统没有提，但就因那句“尊重女性”，红娘犯了难。

红娘对邱华梅说：“我说话可能直接一点。我看你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年纪又真的很大了。”言外之意，邱华梅的条件在市场处于劣势，并没有挑选资格。

邱华梅反驳她：“我觉得我年龄很好啊。”

“你那是自欺欺人。”红娘语重心长，“如果你现在谈恋爱，最起码要一年吧，再怀孕的话就是35岁。36岁生孩子就算是高龄产妇了。”

邱华梅干脆说：“如果我选择不生孩子呢？”

对面的红娘被吓得语无伦次，似乎邱华梅争取的“生育自由”像是什么忌讳一般。她赶忙告诉邱华梅：“既然你选择婚姻的话，你就不能够选择不生孩子。”

最后，她嘱咐邱华梅，现在的性格有点硬，“还是希望你柔一点”。

就这样，邱华梅的相亲生活，开始了。

第一位男嘉宾，同样来自滨州。

刚一见面，男方就开始查户口，问邱华梅家在哪里，层层盘剥下来，直到听说邱华梅来自农村，他露出自信的微笑：“我县城的啊。”

“滨州那地方太小了，发展不起来的。回老家的那些朋友们同学们都结婚生子了。”男人评价着自己的家乡。

谈到出来相亲的理由，男方说是因为家里催得紧，自己又是独生子。在听说邱华梅家里有五个姐妹之后，男人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

邱华梅问他，如何看待“家庭里男人是一家之主”的大男子主义。

男人辩解称，家庭地位由经济基础决定，比如他的父亲原本掌握话语权，但当他母亲的收入支撑起家庭的大部分支出后，“腰板越来越直”。

“那你成家后会不会延续这样的模式？”邱华梅直问。

“我还是希望我占主导地位的。”男人回答，“我不希望女生比我强太多。”

第二位男嘉宾，是邱华梅在相亲大会上认识的。

一排排桌子整齐排列着，桌子两旁坐着男男女女，两两相对，面面相觑。

在主持人的带领下，配对的男女做一些活跃气氛的小游戏。在来往路人的好奇打量中，邱华梅和男人开始互相了解。

男人一开口，就说自己现在的年龄已经不适合恋爱，想直接进入婚姻。邱华梅尴尬地笑了。

相亲的过程中，一见钟情是童话，一面否决才是现实。

邱华梅在餐厅里和新的相亲对象见面，对方一听她来自山东，就说：“交个外地女朋友我的压力会很大。”

她去了相亲角，这个身处公园角落里的相亲圣地，更像是现实中的市场，明码标价。

一页页A3纸张贴在墙上，或整齐地码在地面上，身份、年龄、收入等标准罗列其上。纸张后面，站着满脸焦灼的父母。

邱华梅一一走过这些“招聘信息”。

有的要北京户口，她不符合。还有人一听说她的律师身份，吓得连连摆手：“律师多厉害啊，拿几条法律我就完蛋了。”

人像商品一样被交换着，年龄、长相、收入都是商品的增值属性。相亲角里鱼龙混杂，唯独找不到邱华梅想要的尊重与爱情。

“就像中国女人之前裹小脚一样，好像鞋子就是小一号，你脚多大都得钻到那个鞋子里面。对于鞋很小的那些女人，穿上去可能比较舒服。但是对我这样喜欢到处乱跑的，对自己的人生还有很多梦想的，我就觉得我的脚太大了，穿上去夹脚，疼。”

邱华梅回想自己这一生，好像永远在战斗。

小时候与重男轻女的思想战斗，她拼尽全力考进北京，给父母长了脸，证明“女儿不比任何小子差”。

长大后又要与传统的婚恋观战斗，敌人是看不见的世俗，一旦战败，就意味着过往的战绩全部清除。

她不再是父母的骄傲，不再是优异的学子，她只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不正常人”。

邱华梅投降了，她选择逃亡。

结婚前有趣，结婚后幸福

在中国，婚姻被赋予了很多含义。

结婚被称为“成家”。似乎只有结婚的形式，人们才能正式地从原生家庭中分裂出来，组成新的小家。

结婚背后，也不仅仅是感情的水到渠成，而是三个家庭的往后余生。

28岁的徐敏，就这样挣扎在家庭与家庭之间。

    徐敏     

徐敏是地道的北京女孩，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目前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在北京有房有车，长相清秀可人。

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她就走进相亲市场。她的问题不是“找不到对象”，而是长辈的催促带来的焦虑。

“我27岁都有你了，你看你28岁还没找到对象。”母亲时常挂在嘴边这句话。

她在相亲大会上认识了一个男生，中学在北京101中学就读，又在英国读的硕士，毕业后回到北京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徐敏对男生很满意，她在饭桌上提起对方的条件，母亲听完，第一句话就是：“他家是北京的？”

徐敏说不是，男生老家是黑龙江的，只是父母在北京工作，男生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北京生活。

母亲面露不满：“那先互相了解吧。”

      徐敏和父母     

在徐敏的恋爱经历中，因为母亲不同意而分手的，占据80%-90%。“我顺从惯了。”徐敏袒露。

事实上，徐敏父母的结合也是来自于上一辈的逼婚，母亲曾对徐敏说，自己与徐敏父亲从认识到结婚不过三个月的时间，而他俩能结婚的首要因素就是“家庭条件差不多”。

30年快要过去，母亲又将身上的枷锁，套在了女儿身上。

徐敏上一次和母亲产生争执，也是因为母亲的干预。

当时她开着车，和母亲聊起感情。她觉得对方的条件很好，但母亲不认同。两人大吵一架，母亲摔了车门就走，徐敏坐在车里，又委屈又生气，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

      徐敏母亲    

她想起自己两三岁的时候，和母亲去菜市场买馒头。中途母亲拉着她回家，她不想走，母亲直接放开小徐敏的手，扭头就走。

“不听话就意味着被妈妈抛弃。”这种感受深深地驻扎在她心里。

她去看心理医生，医生问她，当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成年人，回想那时的母亲，最想对她说什么。

徐敏想了一下，说：“妈妈我以后听话，你不要把我扔了。”

强势的母亲，压抑的家庭，找不到话语权的徐敏只能听从母亲的指示，在相亲网站上一遍遍搜索新的对象。

她输入自己的择偶标准：身高175cm以上，不接受农村家庭……

      徐敏：妈妈，不要扔下我     

28岁的徐敏还有选择的余地，对36岁的盖琪来说，情势则更加紧张。

盖琪成长于书香世家，学文学出身，在北京一所大学当助理教授。

多年前，她的父亲身患帕金森，为给父亲治病，家里几乎掏空了所有积蓄。被迫长大的盖琪挑起家里的重担，生活所迫，无心恋爱。

那时，她对婚姻有一个明确的指标：要有房子。房子对她来说，是一种生活上的保障，代表着安全感。

直到30岁后，盖琪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如果真的没有那个很合适的人出现，那么我到底是保持单身，还是对生活妥协。”

     盖琪    

通过后来的发展来看，她似乎是妥协了。

36岁这年，她火速与一个恋爱不久的男人结了婚。对方来自农村，比她小很多，成长的环境天差地别。

她曾问过丈夫：“我的年龄会不会对你造成困扰？”对方直白地讲：“会有困扰。我能接受未必别人也能接受，包括我的父母、家人。”

年龄一度成为两人交往之间的阻碍，可能否白头偕老的重要因素，却根本不是年龄。婚姻面对的危机数不胜数，更遑论人生。

既然如此，那就试着结婚吧。

    出门前的盖琪     

结婚当天，母亲对盖琪说：“这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习俗，咱们逾越不了这个旧俗，还是得走常人都走的路。”

婚礼现场没有感动落泪，也没有山盟海誓，新娘盖琪拿起话筒发言，脸上带着微笑：“我还是比我想象的要激动的……我就想跟你去拥有和创造，最世俗的幸福。”

      坐在新房里的盖琪   

结婚不到一年，她怀孕了。

那时，广州大学向盖琪发来邀约，再加上广州的气候比较适宜盖琪的母亲休养，她有些心动。

盖琪的丈夫趁机游说她：“广州房价相对没有那么高，更适合养一个孩子。”盖琪答应了。

她成为了母亲。看上去，盖琪的生活好像步入传统观念里的“正轨”。她如此形容自己的生活：如果结婚前生活是丰富有趣的，结婚之后，生活的很多时候是无聊的，但是更幸福。

一日三餐，三人四季，寻常生活不过如此。可幸福与否，冷暖自知。

回想结婚那天，盖琪说：“你总要放弃一些东西，结了婚也要放弃一些东西。”

      盖琪与丈夫和孩子    

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

盖琪的学生曾问她，是否认为婚姻是一个成功的结局。

盖琪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Happy Ending（幸福的结局）的期望，在这个点上，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

婚姻的结局是否圆满，对盖琪来说无关紧要。她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优渥的收入，有承担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至于婚姻本身，只是人生旷野里的一座围城，盖琪选择进城逛逛，而邱华梅要绕路而行。

     工作场合中的盖琪     

“只要不结婚就是个不正常的人，任何人都可以说你，四面八方都是声音、都是嘴巴。我想过一种没有这些声音的生活。”

2017年，36岁的邱华梅，决定去法国留学。法国是个浪漫多情的国度，她喜欢浪漫。

她对父母说了自己的打算。一开始，父母有些不知所措，他们还不明白女儿的离开意味着什么，但“村里第一个留学生”的身份，又让邱华梅的父亲有些心动。

两天之后，父亲对邱华梅说：“去吧。”

出国之前，邱华梅回了趟老家，喂完了在笼子里的鸡，和亲人一一话别。离别来临的那一刻，所有矛盾都已让步，邱华梅体会到难得一见的温情。

姐姐问她出国的钱够不够，不够的话要向家里说；

母亲叮嘱她在国外要注意安全，问路的话要认准警察，不要求助陌生人；

父亲与她回忆起自己上学的年代，在他久远的记忆里，学校的老师都被饿跑了。他对邱华梅说：“我没有男孩，我只有闺女，那时候都比人矮了半截。我是个好强的人，别看我生了闺女，我这些闺女要比小子们中用。”

如今，邱华梅实现了他的愿望。

      邱华梅与父亲告别    

鞭炮声中，邱华梅离开了家。

车辆启动，那个她爱过、拥护过、怨恨过、逃离过的老家渐渐远去，她流着眼泪，但那个幽灵般的过去已被她抛在身后。

重回大学教室，邱华梅的人生迸发出新的活力。她骑着单车回家，在旷野里穿行。

一切人类的闹剧都仿佛安静下来，她像鸟儿一般，飞出镜头，飞向她自己的山。

2019年，由邱华梅、徐敏、盖琪三人为主角的纪录片《剩女》上映，镜头聚焦在三人在婚姻上的挣扎，引起网友强烈的共鸣。

2020年，有网友发现了邱华梅的社交媒体。因为太多人关心她的近况，她分享了自己如今的生活——

她在法国读完书后，又去了德国进修。她在德国成立了自己的律所，也遇到了心爱的人。

     进修期间的邱华梅     

时间一晃而过，一切好像都被按下了加速键。

人生的步履匆匆忙忙，人们赶着求学，着急毕业，急于求职，盼望退休。

当人生浓缩成一条既定的轨道，相亲的节奏也随之越来越快。

“配对”不再靠浪漫的荷尔蒙，而是大数据的换算。人们为寻找对象设置了一道道标准，也给自己加上了一层层标签。

但我们都忘记了，所有的标准都是给不爱的人，而爱是接纳和偏袒。

注：文章素材来源于纪录片《剩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