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编不够了，名校把实习生推上讲台

老师，这个教育环节中绕不开的角色，越来越难做了。

当大量“非教学任务”、学生的心理问题、还有无法调和的家校矛盾，在日常的校园里越来越普遍时，老师们的话语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窄。

而另一方面，有限的教师编制与接连不断的入学潮，也暴露了很多学校师资不足的结构性困境。

这种情况下，像花妹这样毫无经验的实习老师就被推上了讲台。

面对意料之外的繁多工作与模糊的就业承诺，这个仓促站上讲台的“新老师”窥见了更多行业底色。

讲台上的老师，还是学生

第一次以教师身份站在讲台上，花妹紧张到不敢直视学生们的眼睛。

那是新初一的开学第一课，没有任何彩排，她手忙脚乱地从电子教学屏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像是背书一样，花妹迫切地想要把所有备课内容都展现出来。

学生们坐在台下，安静地盯着这位过于年轻的新老师，一声不吭。他们才刚刚升入这所全市顶尖的中学，从教室环境到课堂内容，一切都是新鲜的。

对还在读研二的花妹来说，这一切也是新鲜的，而且过于“新鲜”了。暑假前，她来应聘“实习老师”的岗位，“如果其他老师有事的话，你们就帮他代一下课”，负责面试的老师和她介绍说。但现在，她成了初一某班唯一的语文老师。

如今回想起来，那场面试更像是课间十分钟的一场师生谈心。老师问花妹有没有教学经验，她说没有，支教和家教都没有；问她想不想以后留校做老师，她说想，但至于这所学校的情况，花妹忙着期末也来不及做攻略，只知道在市里数一数二，甚至在全国也排得上名。

对面的老师叹了口气说：“好了，我要去上课了，你把身份证号和银行卡 号发给我，就可以走了。”

直到暑假结束，新学期课表排出来了之后，她才发现，自己这个毫无经验的实习生，即将在之后的一个学期当中，以老师身份独自面对40多位个性迥异的学生。

关于如何上好一堂课，她的教学经验和刚拿到手的教材一样空白。

花妹一度以为，自己是凭运气找到的实习，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非孤例。隔壁班的小刘是和她同批招进来的实习生，面试时也没有问到教育学知识、教材熟不熟等问题，反倒是让她评价一下自己的性格，至于教师资格证，也是默认她们都有了。

如此信任，可能是因为花妹和小刘都就读于同一所师范类重点高校。在班级群当中，她们经常可见这样的消息：“XX中学急招实习生老师，有意愿的同学今天联系！”“X中XX分校急需初中代课老师，有兴趣的速发简历。”

这些急招实习的学校往往都是极为重点的中学，甚至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顶尖中学。当学校里的老师不够时，同样是全国重点的师范类高校，就是一个极佳的招聘渠道。

招来新人后，年级组长总会鼓励大家：“教初一，以你们的知识是绝对够用的，你们目前要做的就是把他们的习惯培养好。”但对于花妹这样的实习老师来说，后者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学校一般都会给新老师配备一个“师父”，也就是有着丰富知识储备的老教师，可以在教学经验上给新人一些指点。但对于课本以外的突发情况，纵使师父们有再多的经验，实习老师也只能自己边摸索边实验。

花妹的“师父”是个德高望重的女老师，教龄已经有三十年了。有一次，花妹苦恼班上有学生总爱上课说话、还不服她管教，师父建议“可以让全班每人写一个妨碍自己学习的同学名字”。

师父说她之前有个徒弟就这样做的，那个被揪出来的同学意识到大家都这么讨厌自己后，真的痛改前非了。但师父也提醒，这个方法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控制不好，就会成为一场闹剧。孩子们可能会公报私仇，甚至会写上老师的名字。”

这让花妹更为纠结，因为她在班上最缺就是威信。作为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很多时候花妹都要假装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大人，才能在学生面前树立教学威严。

她所教的那个班，班主任是一个严肃的男老师，几乎从来都不笑。不仅学生都怕他，连花妹自己也怕，每次看到班主任的消息，她心里都会紧张一下，“就像小时候老师把你叫到办公室里问话的感觉一样。”

花妹常常感觉，自己就是教师团队里的一个无名小卒。她在带语文早读的时候，数学老师总会不打招呼就直接进来，抱着一大摞卷子坐到讲台上，边改边叫学生上来订错。“这样一来，学生们都会很紧张，就没有人在认真读书了，我早起来带的语文早读就废了。”

但她也不敢说什么。在这些老师面前，花妹觉得自己都有可能是随时被叫到讲台前订错的学生。

当老师越来越难了

把毫无准备的实习老师推上讲台，在这背后，暴露出顶尖中学正在面临的结构困境——大批学生正在涌入师资紧缺的中学。越是好学校，学生越多，来不及招募和培训新老师，实习老师便成了应急的选择。

阿美在同市的另一所重点高中教语文，入职这三年，她对学生数量的变化深有体会：“最早一个年级只有5个班，下一届就变成8、9个，再往后变成了11个班，到现在我们这一届已经有15个班了。”

不仅班的数量变多了，而且班上的学生数量也变多了。最早为了保障教学质量，一个班人数也就在30左右，但是现在每个班至少40个学生。

这不仅是一所学校存在的问题，放眼全国，阿美的观察也有迹可循。2022年，国内的初中减少了391所，但初中阶段的招生数却增加了25.94万。仅仅是北京，升入初中的孩子就比上一年增加了1.3万，入学人数在增长，学校的总数却在减少，班额增大也是必然结果。

但学校们不会为了应对一时的“入学潮”就扩大教师的招聘数量。一方面是长远来看，出生率整体是下降的，当下的“入学潮”只是一场短暂的繁荣；另一方面，能给的教师编也没有那么多。

这种情况下，招收不需要给编制的实习老师正是应急的最优解。

在花妹教书的年级和学科，正式老师和实习生的比例达到了1:1，每个正式老师带两个班，实习生每人带一个班。这个安排下，还有学校对升学率的考虑，“重点班不会让实习老师带，我们只会带普通班。”

而对于学校来说，即使招到了实习生，对于有可能产生的师资变动也不得不提前规划。比如在花妹的学校，所有已入职的女老师都需要报备近一两年是否有备孕计划。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班的师资组合：假如班上有一个老师计划怀孕，那么她就不能当班主任，这个班上的其他老师也都得是近期不打算怀孕的老师。

除此之外，和教学不相关的大部分杂活也都摊派到了实习老师头上，包括：试卷的排版印刷、组织各项学生活动、编辑运营公众号、带领学生们参加比赛……因为他们“年轻、有精力、学习能力强”。

像花妹这样的实习生，不仅要承担日常的教学任务，同时还兼任副班主任，需要带领学生参加校运动会和课外拓展实践活动，这些都是老师们眼里的“苦差事”。那次运动会，所有的实习老师都被要求作为副班主任陪同班级一起参加，他们和班上的学生们一起，就是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一整天。

没过多久，学校又迎来一场教学检查，这种表演任务再一次分给了实习老师。那晚回到宿舍，她仿佛又变回了一个赶着做课堂展示的大学生，几乎熬了一个通宵。

但忙里忙外，当花妹问到关于实习老师毕业后是否可以留校任职的问题，学校那边给出的回答只是“不要着急，教师编的名额每年都不确定，还得看机遇。”

最让新老师们感到头疼的，还是面对复杂的家校关系。顶尖中学往往对家长的意见极为重视，在阿美教书的学校，就有专门的反馈渠道，家长可以直接向校方反映老师的问题，很多新老师也因此收到过家长的质询。

阿美的同事就经历过一次荒诞的事情。那天，她发现班上有个孩子没有好好吃饭，出于对孩子身体的关心，她把情况反映给了家长。但孩子却因为老师和家长的过度关心表现出了逆反心理，结果，家长立刻反过来投诉老师：“你挑拨了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现在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你造成的，你撒谎，你对你的话不负责任。”还责令学校立刻撤换一名新的班主任。

明明是善意的提醒，却成了矛盾的导火索。年轻的老师们被困在学校和家长之间，既捧不稳“铁饭碗”，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教育理想。

一学期有什么用

回到教学现场，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如何与学生打交道。

花妹的师父总结过一个经验：“如果学生字写的比较小，那可能这个孩子的心理就比较敏感，需要多注意。”刚入职的新老师们由于经验所限，在面对学生时会更加小心翼翼。

有一次，花妹在监考时，看见一个学生作弊，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不把他当众叫起来，因为“怕伤孩子的自尊心”。而对于那些不认真上课的同学，花妹也只敢抓很调皮的男生当典型，对于说小话却又“脸皮薄”的女同学，她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担心“学生受批评之后，心理会产生一些影响”。

她希望自己作为老师，能给学生们起到好的影响，但作为实习老师，她还拿捏不准影响是怎样起效的。

学生往往是一面折射社会与家庭环境的镜子。去年，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了一份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报告。虽然和前两年相比，孩子们的抑郁风险在数据上降低了，但仍然占到14.8%，在这其中，家庭因素密切相关。当老师们在学校处理学生问题时，面对的往往是一整个家庭的问题。

花妹就遇到过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天，她在班上表扬了所有考试90分以上的同学，结果下课后立刻被一个孩子追问：“老师，我妈妈说我也考了90分，为啥你不表扬我？”

再次核查了孩子的分数后，花妹确认他只考了68分。她猜想，应该是孩子的家长提前登录了成绩系统，为了不打击孩子，骗他说上了90。但显然，家长把道德难题留给了老师——“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既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又不破坏家长谎言背后的善意？”

而阿美则遇到过更为糟糕的情况。她班里有一个孩子，常常吞吃大量的胃药来故意伤害自己，因为孩子希望“我如果真的病倒了，就可以去医院住院了，这样爸爸妈妈就能真的关心关心我了。”

她也跟孩子的家长了解过情况。父母两人是名校毕业的研究生，给了孩子非常优渥得到物质生活，但因为性格相冲，在家里总会因为小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孩子在目睹了父母吵架后，心中十分痛苦，也只能在和老师阿美谈心的时候才能倾诉出来：“我跟同学在一起就非常快乐，但周末回家都很痛苦，我不想跟爸妈在一起。”

对于大部分的老师来说，现在的他们既像是“保姆”，也是“心理医生”。承担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却并没接受过严格意义上的岗前培训。

在阿美印象里，三年前她刚入职的时候，有一周的时间用来参加各种讲座和会议中。讲座上会有代表教师发言，也会派发一些教学工作手册，但内容基本都是大而化之的教育空话——“强调爱，强调关心，强调师道”。讲座结束之后，新教师们还要提交两千字纸面材料作为培训感悟。

但对于阿美来说，当她面对每个性格各异的学生时，这些培训的作用几乎为0，“等你到现实工作中遇到具体问题时，那些大而化之的道理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做，一切都得自己摸索。”直到现在，阿美都时常会有一种无力的感觉。

眼下，教学日历即将翻来12月，这个学期也来到了尾声。花妹马上也就要结束这一份实习工作，从老师的身份变回一名学生。

她想起自己在教师节时，收到过一张来自学生的贺卡，上面写着：“希望跟您度过快乐的三个春秋。”手里拿着这张卡片，花妹感到很是心虚：“因为我真的就是临时上岗，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只带一个学期。”

但她从来没跟学生们提过这件事。因为同事提醒过她：“如果学生知道你只带一个学期，他们在课上会不那么专注，作业也是随便应付应付就行了。”

“实习老师”终究也只是一个讲台上的替补演员，花妹知道，无论自己与这批孩子建立了多么深厚的情谊，时间一到她就得离开。而学校关于教师编那充满不确定的入职承诺，让她也不得不考虑换一座城市就业。

那这一批可爱的学生到底之后谁来接手呢？学校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安排。有的说会把他们转到另一个校区去上课，也有说借调新的老师来接手，这都是花妹打听到的消息。

老师和学校，似乎都在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