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吴佩孚：从主角到配角

今天是2023年12月4日

这是馒头说第 773 篇文章

他曾是中国的大军阀

也一度是中国最闪耀的明星

但他陨落得也很快

从主角到配角

弹指之间

今日由头

1939年12月4日

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据说是因为他父亲当时做了个梦。

1874年，吴佩孚生于山东蓬莱县，是家中第二个儿子。父亲吴可成是一家杂货店的小老板，虽然求温饱于市井，却也关心国家大事。

这一年，日本借机入侵台湾，清政府反而倒赔50万两白银息事宁人，一时国人大哗。吴可成和很多老百姓一样，义愤填膺，夜有所梦，梦见蓬莱老乡、抗倭名将戚继光跨门而入，家中蓬荜生辉。

因为戚继光曾被记载为“四提将印,佩玉三十余年”，正巧老二呱呱坠地，吴可成就给他取名佩孚，字子玉。

吴佩孚虽是家中次子，但因为老大吴道孚早夭，他其实成了家中长子。吴可成对吴佩孚寄予厚望，六岁就让他入了私塾。吴佩孚天性聪慧，颇得老师喜欢，但在他16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家道中落，无奈之下，只能辍学去登州水师营当学兵，每月为家里挣回白银二两四钱。

但即便当了兵，吴佩孚还是舍不得放下学业，半兵半读，居然在22岁还中了秀才，倒也算得上是“文武双全”。

但接下来，吴佩孚既没有走科举道路，也没有行戎马生涯，他原本被人看好的人生命运反而是行了水逆。

关于吴佩孚经历的人生第一道坎，坊间一直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吴佩孚沉迷上了鸦片，因为抽鸦片争座得罪了显贵，只能连夜逃往北京，以算命卜卦为生；另一种是说他批评某一高官家请的戏班子是“男女同台”不合乎礼法，得罪了人，被革去了秀才功名，只能去北京谋生，做了个算命先生。

两种说法散见于吴佩孚的各种传记，没有定论，也可能都曾发生过。但无论哪种说法，用进步和文明的眼光回看，都不是太光彩。

倒是两种版本说法中的归途是一致的：吴佩孚曾经被迫做过算命先生。

但无论是看手相还是看面相，吴佩孚最多是努力让别人相信他可以帮人“逆天改命”，但终究不可能籍此改变自己命运的。

真正让吴佩孚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的，是他不久之后去投了淮军的聂士成部。

当年的那个秀才，不再恍若邂逅掩嘴一笑，而是真正的投笔从戎了。

用一句“知识改变命运”来形容初踏征程的吴佩孚，恐怕并不为过。

在聂士成部，大头兵吴佩孚连一些基本的军姿动作都做不好，经常受到长官训斥，又因为他总是沉默寡言，更是被人称为“吴傻子”。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身为勤务兵的吴佩孚（也是没有其他可以用他的地方了）在为巡警营幕僚郭梁丞送一份公文时，发现郭用错了一个典故，当即指出。郭梁丞诧异之后，才得知在普遍大字不识一个的兵营里，吴佩孚居然是秀才出身，遂引为知己，还拜为把兄弟。

1902年，在郭梁丞的极力推荐下，28岁的吴佩孚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量科学习——最终还是要靠智商吃饭。一年后，吴佩孚以优等成绩毕业，官阶升到了中尉，进入了北洋系。

但真正让吴佩孚崭露头角的，还是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

在这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但中国自己“保持中立”的羞耻战争中，清政府明面上谁也不帮，但暗地里还是站在日本这边的。当时号称“日本近代谍战鼻祖”的青木宣纯，从北洋系的基层军官中选了16个人，与日本的谍报人员混编成了一支侦探谍报队，在旅顺、大连等地刺探俄军的情报。

吴佩孚就是中方16人中的一员。遇事冷静，心思敏锐且城府很深的吴佩孚非常适合谍战工作，为日军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情报，还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点子。吴佩孚一度被俄军视为“间谍”而俘虏，但他坚决不承认身份，在被押往哈尔滨的途中跳车逃跑。

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而屡立战功的吴佩孚开始进入日本人的视野，不仅授予他“单光旭日勋章”一枚，更是给他颇高评价：

“温和良顺，举动不苟；交人圆和而不露圭角；任事处变而不急近功和不邀虚名。”

吴佩孚

被调过去不久，身为营长的吴佩孚随第三镇统制（相当于师长）驻防吉林。统制忽然提出要一张东北地图。整个第三镇上下一万多人，居然只有吴佩孚能立刻拿出一张标准地图——那是他在日俄战争期间自己手绘的。

毫无疑问，第三镇的统制立刻就注意到了这个曾经当过秀才的营长。

统制姓曹，叫曹锟。

曹锟和吴佩孚，这对北洋时期堪称“铁杆”的上下级，就此相识。

其实一开始，曹锟并没有把吴佩孚当自己的亲信。

1912年，袁世凯成功逼得清廷退位，北洋政府成立，随后把“镇”正式改名为“师”。曹锟当了师长，而吴佩孚是炮兵团团长，后来升到师部副官长，驻防岳州（现在湖南的岳阳）。

曹锟真正意识到吴佩孚是个人才，还是被别人“激”出来的。

那一年，袁世凯的重要亲信、海军中将汤芗铭督理湖南，召集省内名流开会，请师长曹锟发言。但曹锟这个人情商还行，文化水平确实不高，只能由吴佩孚代劳。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侃侃而谈，逻辑清晰，说话得体，方方面面头头脸脸都照顾到，大受汤芗铭赏识，立刻出公文，希望调吴佩孚去他那里当旅长。曹锟一直敬佩汤芗铭的水平，脑子一转：连汤芗铭都如此重视吴佩孚，那此人必是人才！

于是，曹锟立刻升吴佩孚为第六旅旅长，婉拒汤芗铭。

汤芗铭，早年留学英法，在巴黎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后又反悔。后投靠袁世凯，支持袁世凯称帝，但见袁大势已去后又通电反袁。抗日期间曾担任北京维持会会长。

1915年，袁世凯的“称帝”进程已经紧锣密鼓，吴佩孚劝曹锟别趟这趟浑水，但曹锟出于各种原因，不断效忠支持，并在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一等伯爵”。

复辟的袁世凯很快引发全国众怒，曹锟领命派往四川镇压蔡锷的“护国军”，吴佩孚部在进攻中屡战屡捷，连败蔡锷军，期间还亲率几十名骑兵长途奔袭，拼死救下了被围困的曹锟部。

曹锟自然是非常感动，“保奏”吴佩孚升任陆军中将。但吴佩孚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丝毫不被这所谓的“官爵”所迷惑，再三劝曹锟不要逆天下大势而动，可以边打边看，对袁世凯虚与委蛇，给自己留条后路。

果然，吴佩孚的判断是准确的：仅仅称帝83天后，袁世凯就在全国的一片唾骂声中宣布退位，不久就一命呜呼。

袁世凯一死，偌大个北洋派系顿时裂变为直、皖、奉三系。直系的名义首领是冯国璋，但真正有实力的是在征讨“护国军”中保存实力还扩充兵力的曹锟，而曹锟此时最信赖的人就是吴佩孚。

1917年，因为北洋政府拒绝执行《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南方发动“护法运动”。皖系首脑段祺瑞时任总理之职，委派直系曹锟为西路军统帅，猛攻湖南，连克岳州、长沙、衡阳几个重镇，一时之间所向披靡——而率军一路冲杀的，正是吴佩孚。

就在西路军连战连捷之际，直皖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湖南基本上是直系的吴佩孚打下来的，但皖系段祺瑞却让自己的心腹张敬尧做了湖南督军。一时之间，“直系打仗，皖系做官”的说法盛行一时，而吴佩孚也再次建议曹锟“观望形势”。

于是，曹锟收兵驻守保定，吴佩孚驻扎在衡阳按兵不动。不仅如此，吴佩孚还联合北洋军的将领，宣称要和南方议和，并立下誓言：

“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娶小妾。”

无论在战场上还是道义上都占优势的吴佩孚，顿时得到了很多人的拥趸，逼得段祺瑞只能拉着冯国璋一起“下台”，请出北洋元老徐世昌出任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自己在幕后控制，缓和台前矛盾。

经此一战，直系在风头上其实已经压过了皖系。

而更多人也看出来了：

在直系，领衔主演好像是曹锟，但实际的大男主，是吴佩孚。

应该说，人们的眼光是没错的。

1919年12月，直系的头号人物冯国璋病逝，直皖两系的争夺北京控制权的矛盾失去缓冲带，开始摆上台面。

实力急剧扩张的直系在1920年7月14日公开誓师“讨逆”，与皖系开战，“直皖战争”爆发。深受曹锟信任的吴佩孚出任前敌总司令，运筹帷幄，进退有据，一度派奇兵差点活捉段祺瑞。

这场战争只历时五天，就以皖系的全线溃败而告终。获胜固然有奉系张作霖也加入了联合讨伐皖系战斗的原因，但吴佩孚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让人刮目相看，美国陆军助理武官费禄纳少校曾给美国国务院发回报告称：

“直系首脑中，吴佩孚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领袖。”

直系在战争中获胜后，很快取得了北京的掌控权，但由于和奉系分赃不均，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

相对于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就要相对惨烈很多：踌躇满志的张作霖率12万奉军入关，配大炮150门，机关枪近200挺。而直系的曹锟自然还是全权委托吴佩孚，派吴佩孚手里的全部主力迎战。

吴佩孚当时手里参战的部队兵力还不及奉军的一半，但他运筹帷幄，兵分三路，自己亲自坐镇中路，与张学良、郭松龄率领的奉军精锐血战，一路连战连捷，最终掌控全局。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是张作霖惨败：12万入关的奉军有近10万人伤亡或投降，只有2万多人逃出了山海关。而吴佩孚凭借这场战争，达到了他个人威望的巅峰。

其时，吴佩孚的主力长期坐镇洛阳，精心经营：他的指挥中心是原来袁世凯的离宫，东西两侧专门建有50多所给幕僚和谋士的居所，还修建了1000多孔窑洞的学生兵宿舍。吴佩孚同时还搭设电台，修建机场，购买飞机，扩充军备。

鼎盛时期的吴佩孚，在洛阳坐拥10多万兵力，俨然已成为了北方实力最雄厚的军阀。当时全国18个省的督军和总督在洛阳开设代表处，吴佩孚五十大寿时，全国各地到洛阳来向他祝寿的达官显贵、文化名人和各国使节多达六七百人。洛阳当时被称为“西宫”，已经有了和北京分庭抗礼的态势。

按照北洋军阀约定俗成的规矩，官至一省督军可以称“帅”，而督军以上级别比如巡阅使、经略使，就可称“大帅”。北洋系里够资格称大帅的原先只有张勋、曹锟和张作霖，但吴佩孚官至两湖巡阅使，也有资格被称“大帅”了——所以曹锟只能被称“老帅”加以区别，吴佩孚有时也被称“玉帅”。

而连曹锟自己都承认：

“只要洛阳打个喷嚏，北京和天津都要下雨。”

1924年，吴佩孚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

他的头像出现在了美国的《时代》杂志封面上——这是《时代》封面上第一次出现中国人。

在他头像下面的照片说明，写的是：

“GENRAL WU”（吴将军）

另外下面还配了一行更小的字：

“Biggest man in china”（中国最强者）

吴佩孚当时是不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强者”？这个问题放到当时未必容易回答，因为那是一个时局变幻太快的时代。

但即便如此

恐怕吴佩孚自己也未必会想到，崩盘会来得那么快。

1924年9月，养精蓄锐的张作霖率奉军再度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相对于第一次直奉战争，这一次的奉军经过两年发奋图强，无论从兵员素质还是武器装备都大大加强，且军队数量增加到了17万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直系也全军总动员，由吴佩孚亲自挂帅，整合出25万人迎敌。

无论是动员人数还是激烈程度，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规模远超第一次，而这一次，胜负却易主了。

如果说奉军在军事上占优势是表面原因的话，真正让胜负逆转的，还是在于之前就埋下的祸因——吴佩孚在用人上的缺陷。

吴佩孚虽然颇有清廉之名，不治私产，不迷酒色，但在用人上却格局并不是很大。他坐镇洛阳时，从上到下的用人过分迷信亲信，排挤他不信任的人，且只对自己起家的第三师倾注资源，厚此薄彼，造成了很大的矛盾，在整个直系中其实都陷入了孤立。

当时的《大公报》就曾有过这样的报道：

“直军能受吴大将军指挥者，不过就是一个第三师，其余如第二十三师，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六师，纵使能受命曹三爷，恐不听吴二爷之指挥。”

从1924年9月中旬开始，直奉两军就将全部主力集中在了山海关，这个战略要地的得失堪称是这场战争的“胜负手”。

10月18日，血战多日的直军接到吴佩孚命令，准备向奉军发动全面总攻，但就在这一天，原本应该驻防在密云一带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却下令自己的部下全军掉头，日夜兼程秘密杀回北京。

10月22日，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部率先抵达北京，包围总统府，软禁了曹锟，占领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爆发。

冯玉祥长期受吴佩孚猜忌和排挤，心中一直有怨念，他在关键时刻给吴佩孚的这记“背刺”，让吴佩孚大军阵脚大乱，他急忙抽兵回救，却已为时已晚。

10月24日，奉军乘势发动对直军猛攻，后者溃不成军，山海关、秦皇岛、唐山、芦台等地相继丢失，而冯玉祥新组建的“”国民军”也一路夹击，占领了天津。

无奈之下，吴佩孚只能率2000人残部在塘沽登上军舰仓惶逃走。

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苦心经营起来的江山一夜之间几乎全部丢光。悲愤之余，吴佩孚专门给冯玉祥写了一封信：

“……与足下袍泽数年，以心相印，今被暗算夫复何言！……”

逃跑路上的吴佩孚被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一路追击，还差点被段祺瑞派的人暗杀，颇为狼狈——但他倒也信守诺言，坚决不肯逃入外国人租界保命。

在最落魄的时候，浙江督军孙传芳，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湖南督军赵恒锡算是雪中送炭，联名通电一致支持吴佩孚。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吴佩孚赴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准备东山再起。

不过虽然名义上是“讨奉”，但吴佩孚出于复仇目的，很快就和奉军张作霖联手共同针对占据在北京的冯玉祥，并成功将冯玉祥赶出了北京，直奉成立联合政府。

但是，还没来得及缓过气来重新布局的吴佩孚，遭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以黄埔军校为班底的南方革命军，在1926年誓师，开始正式北伐——地处两湖的吴佩孚，正好首当其冲。

面对有信仰和有理想的年轻北伐军，吴佩孚的老牌军阀部队溃不成军，三个月就丢掉了重镇武昌，九个月后被彻底击垮，只能逃到四川依托于军阀杨森的庇护，直到四年后才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出川，应张学良之邀到北平定居生活。

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亲信部队，没有了当年的威望，甚至没有什么私产——是靠张学良每月赠送4000大洋接济而维持生活。

吴佩孚在北京表面上种花养鸟，研究佛学，但心底里还是有一股气，想要东山再起。

但他很快发现，想要重新登上舞台成为主角，就要面临一道更难的挑战：

给他机会的，是日本人。

1938年，已经全面侵华的日本开始了一系列“诱降”工作。

为了稳定占领区，日方急需引诱一批原本就颇具威望的民国“头面人物”出山，担任伪政府要职，以稳定人心，瓦解抗日情绪。

曾经被视为“中国最强者”的吴佩孚，自然就进入了日本人的视线。

吴佩孚对日本人的感情，其实是有些复杂的。

论职业生涯，他曾在与日本军人混编的“情报队”里立过功，还拿过勋章，但论家国情怀，他对日本侵华也非常痛恨。1932年张学良接吴佩孚出川入京，他见着人家当面就劈头盖脸批评，丝毫没留情面：

“沈阳事变为什么不抵抗？保存实力有何用？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一顿话骂得张学良只能讪笑，无法回答。

前排右起：吴佩孚，张学良（吴佩孚身后），张宗昌，张作霖

如果说这些可以被算作对日本人虚与委蛇的话，1939年1月，他在自己寓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后世不少讨论和争议。

按照日本人原先计划，在这场记者发布会上，吴佩孚应该是宣读之前日本人已经写好的讲稿，宣布自己“出山”，组织汉奸的“中央政府”。

但吴佩孚却在临时改掉了发演讲稿，当着130多名记者，换成了自己的话——这番话，后世出现了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吴佩孚表示，如果中日要实现和平，必须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和重庆政府全面议和和交涉。

这个版本流传颇广，却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来源出处。

而根据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日本特务晴气庆胤在《上海恐怖工作七十六号》中的回忆，吴佩孚当天的发言是另一个版本：

吴佩孚愿意出山调停，实现和平，但要求有一支独立的、受他控制的武装力量，先迫使当时的华北游击队归顺，然后再调停重庆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和议”。

虽然在第二个版本中，吴佩孚也没有答应日本人出山组建伪政府，但与第一个版本的“断然拒绝”还是有很大不同，他是附加了“条件”。而这些条件被后世一些研究者认为是符合吴佩孚一直以来的追求的——他希望能够东山再起，重新当回主角。

关于吴佩孚究竟是在日本人的压力下“捣糨糊”还是确实有自己的想法，属于他自己的内心想法，外人并不能知晓真相。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似乎能提供一个侧面的证据。

1939年12月6日，重庆《中央日报》和上海的《申报》等媒体发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

吴佩孚因牙疾引发感染而去世，享年65岁。

吴佩孚书

1939年11月中旬，吴佩孚在吃饺子的时候牙齿因为嵌进了一个碎骨（一说吃饭时嚼到砂石），引发炎症，在找到日本牙医治疗后，离奇死亡。

长期以来，“吴佩孚最终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但基本已成为定论。

但近来根据学术界对当时《申报》、《重庆日报》的报道，尤其是比照长期在吴佩孚身边处理机要事务的汪崇屏的回忆录，另一种观点被提了出来：

吴佩孚就是死于治牙引起的并发症，与日本医生关系不大。

简单来说，就是吴佩孚在处理牙齿的时候，日本医生由于消毒不当，引发了感染，再加上吴佩孚之前身体状况就不是最好，所以病情加重。吴佩孚一直拒绝手术治疗而坚持口服药，导致病情进一步加重，以至于到了要写遗嘱的地步。但即便到这个地步，吴佩孚尤其指出不要日本医生给他看病。

12月4日，在齐燮元等人的坚持下，华北驻屯军军医处长石田带着一个叫山本大作的日本医生在检视了已经陷入昏迷的吴佩孚的状况后，表示还可以治，但需要在脸上划一个小伤口放脓，结果刚施行手术，吴佩孚就气绝身亡了。

当时的场面非常混乱，吴佩孚家中的一些年轻人甚至要日本医生偿命，他们在楼上躲了半天才敢下楼回去。

吴佩孚之死虽然看上去有些蹊跷，但日本人坚持要对本来就已病入膏肓的吴佩孚送上“临门一脚”，主动去授人以柄，似乎又有些说不过去。

不过，单是综合几个版本的说法来看，背后似乎还是有一条逻辑线的：

如果吴佩孚当时真心想投敌或摇摆不定，日本人没有动机要杀他，反而会努力保他。

同样，如果吴佩孚真的要变节，他也没必要始终对日本医生保持警惕（当然，他也拒绝了德国大夫的开刀建议）。

所以从吴佩孚逝世前几天的行为来看，他并没有要投靠日本人的意思。

换句话说，吴佩孚最终是守住晚节的。

吴佩孚去世后，各方的反应耐人寻味。

日伪方面表现出了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吴氏治丧处”，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发表悼词表示哀悼，土肥原贤二等十余名日方要人都发唁电悼念。日方控制的《盛京时报》称吴佩孚“持身廉洁，人格高尚”，甚至称他为“一代完人”。而日本国内影响较大的《大阪朝日新闻》也发文悼念，称吴佩孚为“东洋道德”。不过，日伪方的悼念最终都会明里暗里集中到一点：

“（吴佩孚）努力于和平运动。”

重庆方面作为曾经“革”掉吴佩孚老巢的北伐对手，有意回避了“北伐”这段经历，高度评价了吴佩孚。何应钦在唁电中称他为“足为我国军人之楷模”，孔祥熙称他“已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称吴佩孚是“在群奸顽寇环攻之中，独能始终不屈，洁身全节而死”。

1939年12月9日，国民政府追赠吴佩孚为陆军一级上将。一个月后的追悼大会，蒋介石亲自出席祭拜。而重庆方面对吴佩孚的评价，基本都可以概括为吴稚晖的一句引用：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吴佩孚当时的葬礼非常隆重

多方评价之外，《中央日报》后来刊发了吴佩孚的遗言。

吴佩孚在最后的清醒时刻叫来了夫人，只说了三个字：

“死的好”。

何出此言，此言为何，留待后人评说。

（本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吴佩孚:一个被认为更有希望统治中国的军阀》（翁泽红，《文史天地》， 2010年1月3日）

2、《吴佩孚踞兵洛阳始末》（张海阳，穆牛强，《文史春秋》， 2011年4月10日）

3、《曹锟与吴佩孚，从提携合作到貌合神离》（王凯，《 春秋》，2020年11月15日） 

4、《成败第三师——吴佩孚经营河南与直系军阀将领的分裂》（赵静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23年6月15日）

5、《关于吴佩孚在记者招待会发言之考辨》（刘明钢，《 文史天地》，2014年9月3日） 

6、《吴佩孚的对日媾和活动不宜评价过高》（刘明钢，《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8月1日） 

7、《论吴佩孚之死》（苏全有，《历史档案》，2020年5月15日） 

8、《有关吴佩孚的四则考订》（苏全有，《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12月26日）

9、《吴佩孚逝世后的社会舆论反应》（林辉锋，黄宝撰，《学术研究》，2015年1月20日） 

10、《重庆国民政府对吴佩孚去世的反应》（刘涛，《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