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阿里献血事件，散了吧，给人性留点空间

澎湃和上观的联合报道，并不太好。太多的“某某”串联起来的呈现，很难让公众满意。

在这件事上，这一家人相当于造了一个影响巨大的谣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一种补偿的义务，有义务以真名出现在公众面前。

必然会有网暴紧随而来。

但这应该承受的代价。而且，一个退休的老太太，一个普通家庭，其实并怕这种网暴。相反，情况真实，邻居、同事都会站出来帮助澄清：“我认识她，她就住我们小区，老破小。”“我认识他二十年了，他在单位开车开了二十年了”。这种情况下，网暴会很快就烟消云散。

其实，事情最初的痕迹就能察觉到真相。出车祸的车，是比亚迪宋PLUS燃油版。不管是出于安全，还是为了开上非铺装路面好玩，但凡钱多一些，都不会选择这个车型在西藏自驾。不管是自己的车，还是西藏租车，这个车型都和权贵二字没什么关系。

很多人的愤怒源于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这种特殊的待遇。

其实未必。

先说包机的待遇，是纯商业化的，不涉及任何特权。整个事件中，也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

具体到献血、医生赶赴，有一个原因是上海援藏挺多，有一种地区之间的感情联系。

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危急时刻。

很多群在讨论这个事情，我看到有好几个人都在说，自己在危急时刻，也得到了这个待遇。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危急，是救命。

退一万步，假设，仅仅是假设，真的有关键人士帮忙，我觉得，这仍然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说不是坏事。

普通人家是可能做到这种人脉动员的。

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可能得到这种待遇，觉得自己平时要找人看病都难。但这是一个年轻人救命的危急时刻。没人会想遇到这样的事，但真遇到这样的事，在关键时刻，一个普通家族可以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动员出平时不敢想的人脉关系。

关于人际关系，有一个六度理论，意思是说，一个人可以通过六个人，认识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打个比方，现在硕士博士很多，哪怕一个老农，也能通过一个人认识一个硕士博士，然后就是导师，校长，外国友人，校长人士的高端外国友人再通过一两个人，就能达到总统。老农与外国总统，这是完全不沾边的两个人，也就通过七个人。

当然，平时是无法动员出这样的关系的。但在危急时刻，一个上海的中产阶级家庭，通过两三个人，能认识到关键人物，并不难。这对很多人来说，都不难。觉得难，只是因为没有到危急时刻，没有到救命时刻，你不好意思开口，他不会答应，这种六度理论的人脉关系，就传递不下去。但开口就是救命的事，就能传递下去。

这种人脉动员中的关键人物，道德上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说亲亲相隐是好事，那么，亲亲相救就是坏事了吗？

假设一个人的远房的侄子侄女，或同事、下属的亲戚，遇上了这样的事，他不为所动，坚持原则，结果人死了。他或许本想帮忙，但一想到阿里献血事件，就不敢帮忙。

这是好事吗？

在很多人被潜移默化的观念深处，这的确是好事。这种观念，其实是不喜欢看到人性的，喜欢看到的是铁面无私构建起来的乌托邦。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亲人病了、死了，不为所动。

但这真的是好事吗？对最亲近的人都缺乏同理心、同情、关怀，在制订、执行政策的时候，会顾及下情吗？会顾及普通个体的感受吗？

社会是人组成的，人有人性，社会总有人情，六亲不认的绝对公事公办的社会反而是可怕的。毫不妥协地，决绝地对乌托邦式的想象与追求，对人性的消灭，反而是塑造不平等与苦难的根源。

我觉得《人民的名义》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孙连城对李达康拍案而起，孙连城是一个负面形象，但这种愤怒，哪怕错的，也是人性的体现。

人性，才是珍贵的东西。人性中的不忍、同情、愤怒、冲动，才是很多坚硬的系统中最柔软的一环，才能推动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消灭了这样的人性，就消灭了很多普通人在危急时刻生的希望，消灭了他们的日常烟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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