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女学生公交车暴怒事件表明承平日久该用重典了

【一篇读历史的随想社评，全文约2700字。】

前言：

近1400年前，大唐刚刚平定天下时，唐太宗李世民询问群臣管理百姓是要严刑峻法还简单的约法三章。 

群臣大部分认为确实该用严刑峻法管教百姓，唯独魏征反对。魏征认为大乱后人心思治，不需要严刑峻法，简单约法三章，百姓自然就会遵守法律安心去过日子。反而是承平日久之后该用重典。

如今中国三十多年没有战争，国内环境安定，许多人认为当下在国内所享受到的安定便捷等等是理所当然的，稍不如意便肆意发泄。

“女学生公交车暴怒”的类似事件层出不穷，魏征近1400年前的判断似乎不断被印证，当下是不是魏征口中，承平日久，该用重典的时刻了呢？

1.“女学生公交车暴怒”事件联想起李世民与魏征讨论如何治理百姓。

2.抗战时期两个不符合人性的小故事。经历过战乱的人，更懂得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3.如今国内的社会环境确实到了需要严刑峻法的时候，尤其是该打击高阶层里肆意践踏社会规则的人。

12月2号，上海一名女学生在搭乘公交车时因为没有座位，歇斯底里地“怒怼”全车乘客，并说出“老不死的”、“信不信我捅死你”之类的话。

看到这则社会新闻时，我想起了读《资治通鉴》时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历史事件。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刚继位，有一天李世民在朝堂上与群臣讨论该如何治理百姓。（《资治通鉴·唐纪九》：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

李世民认为：天下刚刚平定，百姓刚经历过长时间的战乱。许多人为了活命都曾有过不择手段的行为，不少人还都当过兵打过仗，民间武力充沛，百姓恐怕不好管理、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

魏征则给出了他的看法：不对。应该是承平日久后的百姓难以管理和教化，他们从出生就过着安稳日子，觉得所享受的一切安稳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更容易骄纵放肆，骄纵放肆自然难以管理和教化。反而是经历过战乱苦难的人们，人心思治，天下一旦太平，都不想再打打杀杀，只想安稳过小日子。就像饿了的人，有的吃就行，不会挑剔食物好不好吃；渴了的人，有水喝就行，不会管水干不干净。（魏征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

之后封德彝和魏征还进行了一段辩论。封德彝觉得魏征是书生之言，坚持要像治乱国用重典一样，施行严厉的刑律。魏征则坚持百姓们会自觉守法，不需要严刑峻法。

李世民最后听取了魏征的建议。

几年后的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天下大治，李世民感叹当初只有魏征建议他“偃武修文”，天下大治的功劳都是魏征的，可惜封德彝去世了，看不到现在天下大治的景象了。（是岁，天下大稔······皆外户不闭······上谓长孙无忌曰：“······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

这一段内容的主旨是魏征指明了什么时候要用严刑峻法，什么时候约法三章即可，并且几年后也验证了魏征的判断。

从个体的角度出发，或许我们应该考虑那位女学生是否遇到了什么困难，导致了她的情绪崩溃，或许应该给予她更多的包容。但从社会整体出发，不可能无限消耗社会资源去包容她一个人。

因此，生活在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一定规则范围内生存，这些规则包括法律、道德，甚至某些传统。

脱离了规则范围就会对社会整体造成困扰，比如那位女学生，她无理地要求全车的人给她让座，全然不考虑她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最基本的规则。

而经历过战乱的人，往往对规则界限十分清晰，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越界，为什么？无他，战乱年代轻易脱离规则的人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生命。

看我党历史的时候，看到过一篇老游击队的采访。所有的被采访的老游击队队员都说了一件事，就是要遵守纪律。

无条件服从纪律，别说任何有的没的，什么不人道，不人情什么的，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就是要无条件服从纪律。

为什么说要遵守纪律？因为不遵守纪律的游击队、民兵组织都被日军围剿剿灭了。纪律怎么来的？无数同志用死亡换来的。

比如说，有的游击队是乡里自发组织的，成了一点气候，红军听说了派指导员去指挥，就是要无条件交权服从指导员指挥。

放在现在和平时代的角度看，我自己搞起来的公司，拉起来的队伍，我凭什么交权给一个空降的领导，凭什么服从外人的指挥？所以当然有些游击队拒绝红军派指导员，拒绝服从指挥。

结果是什么呢？在那个极度恶劣的战争环境里，拒绝红军指导员，拒绝服从纪律的游击队几乎都被剿灭了，只有绝对服从纪律的游击队才有一定机会存活壮大。

我党战争时期还有一个默认的规定，被俘虏人员逃脱，或者个人脱离组织超过一定时间（通常为48小时），归来后无条件调离重要岗位，去后勤无关紧要的岗位继续发光发热吧。日军也是一样，离队太久再回来，甚至会让士兵自裁。

是不是很没有人情味？你辛辛苦苦拼死拼活逃回来，居然还怀疑你？可是在上级组织眼里，他们赌不起，谁知道你是真逃回来的还是被策反了放回来的？

万一你被策反了怎么办？他们没有办法快速确认，战争时代情况瞬息万变，如果放任你不处理，你又真的叛变了，又撞上突发情况，组织瞬间就没了，无数人要因为这次人情味而付出生命。

战乱时期的人们稍不小心就会丢了性命，也正是如此，经历过战乱的人们，更懂得要遵守那些用无数生命换来的经验规则，不要轻易越界。

当由乱入治时，人们不再需要天天提心吊胆，面对死亡的威胁，自然很快就会去安居乐业，不会没事找事。

这便是魏征所说的后半句：“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

而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环境则是魏征所说的前半句：“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

中国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后，除了云南边境上小范围的十年轮战之外，国内已经有快45年没有发生战争了。

随之而来的是整整一代人完全没有经历过战乱，从出生到长大，甚至已经快老去，都享受着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人觉得所享受到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实真的是这些“久安之民”所觉得的么？绝对不是！远了不说，就说去年唐山打人事件。

去年唐山打人事件后，有公彘恨国党把这事当成中国的黑点，写了文章发到国外来抹黑中国。结果西方世界震惊了，在中国居然有人敢晚上不呆在家里，敢大半夜出去吃宵夜？打个人这么屁大点事居然还成了黑点？该公彘恨国党的媒体账号最后被美国人给封了，因为美国人觉得它是在内涵美国。

在人类灯塔、山巅之国的美国，就连晚上出去安安全全吃个宵夜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吃饱饭不是理所当然、安全不是理所当然、读书受教育等等都不是理所当然，更不要说坐公交车必须有座位了！

“久安之民”在他们自认为的理所当然下，对社会规则没有边界感，稍不如意便肆意发泄，甚至期望通过突破社会规则来满足自己的情绪。

高铁占座就是不起来

女子骑交警摩托不肯下来

等等这些都是“久安之民骄佚”。

他们之所以对社会规则没有边界感，是因为打破规则付出的代价太轻微，他们觉得无所谓，反正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所以魏征说“骄佚则难教”。

如果现在打破规则会像抗战时期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一定会立马老实。

如今国内的社会环境确实到了需要严刑峻法的时候，尤其是该打击高阶层里肆意践踏社会规则的人，而不该是简单的罚酒三杯。

每爆出一次高阶层人破坏社会规则的事，都是对大众的冲击。高阶层有些特权是客观存在且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这些特权绝不应该摆到台面上，普通阶层看不到，自然也没那个闲心情去理会。

可当冲击越来越多时，大家的心里就会想：你做得，我凭什么做不得？到最后就是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长久的、过于安稳的社会环境，对于国家来说恐怕并不是一件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