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佛？灭的就是你！

【全文约5000字】

前言：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四次大规模毁坏佛寺、强令僧尼还俗、取缔佛教的事件。

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445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574年）、唐武宗李炎会昌毁佛（845年）、后周世宗柴荣灭佛（955年）。

佛教讲因果循环，教人做善事、结善果，意图度化众生。这样一个教人向善、慈悲为怀的宗教，却在几百年间惹得不同朝代的统治者，不约而同地要将其物理毁灭。

究其根本是佛教在中国水土不服，其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早就背离了教人向善的教义。绝大部分僧人六根不净，干起了侵吞土地、奴役百姓、放高利贷等恶行，最终引来了皇权的物理超度。

1.为反抗婆罗门教精神统治而诞生的解构权力的佛教。

2.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的佛教发展成了另一种封建地主阶级。

3.三武一宗灭佛，“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囤积大量财富、人口的佛教，引来了皇权的物理超度。

4.对待佛教的正确态度。读读佛教典籍，看看佛教的超前思想、哲学思考，是非常好的。至于佛教组织，多是藏污纳垢之处，除非你能找到那极少的干净的佛门之地，否则坚决不参与为好。

说起佛教，就不得不提令佛教诞生的婆罗门教（即古印度教）。

公元前两千多年，雅利安入侵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民族，并与之融合。 

雅利安人武力强大，但是人口数量不多，为了稳定统治古印度，雅利安人逐渐发明创造出了一套适行于当地的宗教制度——婆罗门教。

【湿婆神像】

婆罗门教有三个点非常适合用于统治：

1.要信奉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神），透过祭祀，人和神可以直接沟通。当然啦，怎么祭祀那就不是普通人知道的了，唯有僧侣们才知道，神也只会跟僧侣们沟通。说白了就是雅利安统治阶层通过所谓的祭祀，给自己赋予了权威性。

2.业报轮回思想。你这辈子苦、不幸，是你上辈子作恶，你这辈子不要想着翻身了，好好承受苦难，下辈子自然就好了。

3.种姓制度，人为把人分成四个等级。婆罗门：统治阶层，主要僧侣等，掌握祭祀等文化的解释权。刹帝利：贵族，掌管军事和行政。吠舍：商人等。以上三个等级基本都是雅利安人和当地高级贵族。最后是首陀罗：绝大部分印度土著，没有任何权力，从事各种被认为低贱的职业，服侍前三个等级。

在以上三点的作用下，占大多数人口的印度土著安安心心地当首陀罗，雅利安人安安心心地当统治者。

哦···忘了说，印度土著能开开心心当贱民不反抗，还有个原因：印度的地理环境太好了。

印度全年气温在19℃—30℃，年降水量在2000毫米—3000毫米（超过400毫米才能种地），大量可耕地面积（约为我国的1.5—2倍）。

所以以古代的人口密度来看，印度土著大概是没什么烦恼的。

冻是冻不死的，随便批点草都冷不着。饿是饿不死的，随便种点东西就够吃了。甚至可能都不用种，反正降水量足够、气温适宜，自然生长的植物搞不好都够吃。

既然饿不死、冻不死，那干嘛要反抗？反抗是要死人的，活着不好吗？

再加上婆罗门教的洗脑，大部分印度土著也不愿意反抗。反抗？那我岂不是违背了业报轮回思想？那不行，神会惩罚我的，下辈子还要受苦。

印度的这种情况，现在有个词形容，叫“资源魔咒”。资源丰富，生存压力小的国家都成不了强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

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印度人仿佛突然觉醒了，爆发了沙门思潮（类似于中国的百家争鸣），出现了许多思想流派和宗教流派，反抗婆罗门教的精神统治。

佛教就是其中之一。

婆罗门教要信奉神，佛教就“我即如来”；婆罗门教要种姓制度，佛教就“诸法无常”、“众生平等”。总之佛教在很多方面就是跟婆罗门教反着来。

如果说婆罗门教是为了掌握权力而诞生的，那佛教就是为了解构权力而诞生的。

可是解构完统治权力后呢？

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一说是张骞出使西域时，把从印度传到西域的佛教带回了中国。

不过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并不怎么好。

孔子曾经说过：“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翻译过来就是：不是自己的先祖，却去祭祀了，那是献媚。见义不为，是怯懦。孔子说这两件事是想表达：不该做的事别做，该做的事别逃避。

孔子之所以用“非其鬼而祭之”来举例，是因为中国古代祭祀文化中，人死为鬼神，大家只会祭拜自家的鬼神（即祖宗）和一些有特殊贡献的先人，不会没事去祭拜别人的祖宗，那是不符合“礼”的行为，是不该做的行为。

佛，一个外来神，既不是咱们的先祖，也对中国没有特殊贡献。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并不怎么受待见。

后赵石虎时期（五胡乱华时期，334-349年），著作郎王度就上奏说到过：“佛是外国神，不是华夏应该祭祀的。汉代传入的时候，是为了尊重西域来的人的信仰，所以才允许他们在国内修建佛寺、祭拜。一直以来的传统，汉人都是不允许出家的，魏晋以来到现在也是这个传统。百姓要是去佛寺烧香礼拜，应该视为淫祀。已经出家的应该还俗。”

【《晋书·列传·第六十五章》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

石虎则表示：我本来就不是汉人，我是羯族的，我要祭拜我自己民族的神。佛作为胡人的神，我作为胡人也该顺便祭拜。我们后赵要是有汉人百姓愿意信奉，那也要尊重他们的信仰。（下书曰：“朕出自边戎， 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 特听之。”）

一边是后赵羯族政权对佛教支持的态度；一边是佛教的轮回思想，给那个五胡乱华时代中，遭受了巨大苦难的人们，带去了些许精神安慰。佛教从此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

佛教还有一个作用，代替儒家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胡人异族对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经验远远没有长期统治中原的汉族人丰富。汉族人通过宣扬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宣传，鼓励大家安居乐业，不要瞎搞事。

胡人不懂儒家的那一套，于是看来看去，看上了与儒家有类似作用的佛教。佛教中的禁杀、盗、淫、妄言、饮酒等戒律本质类似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用都是劝民众不要瞎搞事，要做好事做善事，安心过日子。（《魏书·释老传》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

第一节末位，我提到了佛教的诞生是为了解构权力，那么当佛教解构完权力后会怎么样？权力真空！

可人类社会是不会允许权力真空的存在，一旦权力真空了，短时间内又会有其他人或组织掌控权力。

就像羊群里的领头羊一样，不管杀死多少领头羊，短期内羊群里又会出现新的领头羊，直到羊群被杀光为止。

人是群体动物，群体内会自然而然诞生管理者以带领大家保障群体安全、过更好的日子，而管理者自然获得权力，所以人类族群不可能存在权力真空的状态。

所以佛教解构完权力后，又会自然而然地接管权力。再加上五胡乱华时期，战乱频繁，许多小地区勉强自保自治，高级权力真空，佛教趁机钻了不少空子，最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寺院经济。

石赵政权时代的早期僧人主要是靠布施生存，随着收到的布施钱、香火钱越来越多，后来的僧人开始购置田地，进而从事商业、占卜、巫医等活动，甚至开始放高利贷，从此走上了以营利为目的的道路。（《广弘明集·卷六》营求孜孜，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

既然是以营利为目的了，那就需要武力来保护寺院财产，寺院开始蓄养武僧。

此时，寺院和僧人已经实际上成为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封建地主阶级。

如果仅仅占领些田地、当当地主，统治阶层其实不会太在意佛教和僧人们的。但有钱有权后，自然而然就想更近一步。

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平定盖吴叛乱时，发现长安某佛寺的僧人参与其中，惹得拓跋焘大怒，将全寺僧人诛杀。随后在查抄寺院资产的时候，又发现寺院里有大量官员、富商或寄存或赠予的名贵物品、酿酒器具，甚至还有密室藏匿妇女。（及魏主讨盖吴，至长安，入佛寺，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室，见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通谋，欲为乱耳。”命有司案诛阖寺沙门，阅其财产，大得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女。）

随后拓跋焘大肆灭佛，要杀尽天下僧尼，毁坏所有佛像佛经，供奉拜祭佛的满门抄斩。（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诏曰：“·······自今已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浮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拓跋焘处于军事稳定的目的灭佛，接下来的宇文邕则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灭佛。

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发动灭佛运动。

当时中国北方佛教盛行，光占据一隅的北周就有僧尼300万人，占人北周口总数的约1/10，寺庙4万多间。僧侣们不纳税，不服徭役。（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还侵占土地，奴役百姓。（贪钱财，积聚不散，不作功德，贩卖奴婢，耕田垦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愍。）

处在战乱时期的宇文邕不得不“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

宇文邕的灭佛行为，给北周带来近百万的新增劳动人口，不计其数的田地，国力为之一振。

北周和尚昙积曾质疑宇文邕的灭佛行为，而宇文邕的回答是：“自从灭佛以来，百姓的人均税赋徭役下降，但是政府收入年年增加，兵力强盛。内部国安民乐，外部战无不胜。这都不说明灭佛的重要性么？”（昙积谏曰：“······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答曰：“自废已来，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伐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

宇文邕还下令“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一场灭佛运动既解决了人口、兵力、土地不足的问题，还顺带解决给贵族发福利，给官员们发工资问题。可见佛教僧人，到底是聚敛了多少财富土地人口！

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时期的会昌毁佛跟北周灭佛是一个目的：恢复国家经济发展。

会昌毁佛中，还俗僧尼26万，收缴良田数千万顷（约占唐朝总耕地的十分之一），奴婢15万人。（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馀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祅僧二千馀人，毁招提、兰若四万馀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

还俗僧尼和收缴奴婢的数量超过当时唐朝总人口的1%。

但当时唐朝处于后藩镇割据时代，毁佛仅在中央直属地区能彻底执行。也就是说不算藩镇控制的区域，仅在中央直控地区还俗僧尼和收缴的奴婢数量就超过了总人口数的1%。若是加上藩镇地区的僧尼和奴婢数量，恐怕将超过当时人口总数的3%。

公元955年，后周世宗柴荣灭佛时，增加了两个个新项目：1.不准僧人和俗家信徒自残。（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2.铜不够用，收购佛像等铸钱。（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敕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馀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

柴荣还专门解释了：佛是以善道度化众人的，现在缺铜钱，影响大家日常生活，别说铜像不是佛，就算铜像是佛也会舍身为人的。（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

司马光还专门在这段历史下注评：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总结来说，三武一宗灭佛，其本质是不准佛教把手伸入世俗层面。

佛教可以传播发扬，但不能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和人口发展。但国内的佛教徒显然不认同，先是靠信仰敛财成为另类的封建地主阶级，后又多次参与叛乱，试图把手伸向政权。

除此之外，佛教徒丝毫不懂得收敛，以至于唐朝谏官说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的话，甚至还鼓动信众自残。

佛教的种种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自然运行，皇帝们自然想要物理超度佛教徒，尤其是对人口、土地、钱财急需的战乱时期。

对于佛教的态度，我个人是比较矛盾的。

一方面，我很喜欢佛教的典籍，其中有大量超前思想，有许多有深刻意义的哲学思考。另一方面，中国的佛教可以说是藏污纳垢之处。

开国中将皮定均将军曾在回忆录《铁流千里》中，记录了这么一段去少林寺的内容：知客和尚把我（皮定均）们接进了客堂，从他虚假的殷勤招待中，明显地流露出戒备和敌意。我们知道寺内有五六十个和尚，人人都会使枪舞刀。他们拥有大片土地，周围几十里内的农民差不多全是少林寺的佃户。这个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的佛教禅地，今天，实质上已成为剥削、压迫农民的罪恶势力，失去了佛门的“圣洁”。

至于藏传佛教，我更是恶心到懒得说，什么人骨法器、人皮唐卡、肉莲花，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查查。不过别怪我没提醒大家，那些都是用活人的身体部件做出来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话，建议别手贱去查。

《金刚经》中，佛说过一句话：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佛的意思是：所谓佛法就像过河的竹筏一样，过完河（领悟）之后，就应该舍弃竹筏，继续上路。

佛对佛法的态度，就是佛法只不过是个工具，这个工具合适你个人的修行生活，你就用，不适合了该舍弃就丢掉。

前边说了佛教是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精神统治而诞生的，其诞生就是为了解构权力，解构束缚人精神自由的宗教信仰。

《金刚经》里那句话，其实把佛教自身都解构了：佛法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不过是个工具罢了。

也就是说，佛教本身是一个极其宽容的宗教，其目的在于解放思想，而不是如今国内流传的狭隘的宗教，更不是残害生命的藏传邪教。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什么“不信佛会下地狱”，那么他信的一定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打着佛教名义的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