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毛泽东曾是无政府主义者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

前言：

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也不可能一直是对的，强如毛泽东也一样。

毛泽东从开始认知世界到信仰马列共产主义，其思想至少经历过三次明显的转变：尊崇孔孟→拥护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支持无政府主义→马列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长达十余年的摸索与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1.从孔孟之道到支持资产阶级革新，弄不清楚状况的青少年毛泽东发表幼稚的政治观点。

2.中国资产阶级革新派中，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分歧。以及孙中山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改变。

3.目睹了资产阶级革新失败的毛泽东，迷茫之中一头撞进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上，并为之实践，最终失败。

4.踏上马列共产主义的道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多年以后，当现实成为历史，历史变成故事时，人们总会津津乐道说某某伟人，从小就立志如何如何。

这就跟古代某开国皇帝出生时，天上紫气环绕、屋内金光盈室之类的传说没什么区别。

我个人是蛮不喜欢这类“传说”的，因为传说弱化甚至无视了人的成长。仿佛某人在某瞬间神明入体，然后就知道了这辈子要干什么、怎么干，一点也不迷茫、困惑，更没有苦苦探索却求而不得的痛苦。

传说中的人，那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绝对不可能没有迷茫、困惑时候，他一定会在认知、探索世界的时候感受到求而不得的痛苦，直到找到正确的路。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前他在家乡韶山的几所私塾里断断续续读了六年书，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读私塾的几年里，毛泽东最开始是跟随教书先生，尊崇孔孟之道，直到他接触到晚清时期一些改良主义者的作品，例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的内容包括了“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时危难所面临的问题。明确提出应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该书一度成为晚清科举士子的必读参考书。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几次谈到《盛世危言》对他的影响：“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郑观应）是个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东山学堂时期毛泽东又接触到了梁启超、康有为的维新派思想。

1911年，毛泽东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后，读到了同盟会的《民立报》，第一次接触到了孙中山反封建思想。

社牛的毛泽东以为自己窥探到了真理，兴奋之余写了一篇政见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文章中，毛泽东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政府，以反对专制独裁的清政府。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18岁毛泽东的幼稚，他连康、梁的维新派与孙的革命派的分歧都没弄清楚，康、梁是绝对不会认同、支持孙的主张（这一点下一节再讲）。

此时毛泽东的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的缝合思想，即资产阶级革新派。他对世界并没有什么正确的认知，完全是青年人看到一些新东西，就想去接触尝试，反正这些新东西肯定比烂的不能再烂的旧东西要好。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新派，分为温和改良派（即维新派）和彻底革命派。【两派同属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行得通？通过后视镜视角来看都是行不通的。

温和改良派认为彻底推翻现有的封建旧制度代价太大，在旧制度上缝缝补补修修改改，添加上部分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了，康、梁等人都属于这一派。他们认为如果能像英国、日本那样君主立宪，自上而下改革，就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

革命派则以孙中山及其同盟会为代表，认为封建旧制度积重难返，需要彻底推翻旧的封建主义制度，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同盟会合影】

两派理念不同，但两派都属于资产阶级革新派。随着大众对旧制度的日益不满，民众迫切希望彻底推翻旧制度。

另一方面，孙中山逐渐发现即便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也并不能让中国摆脱困境。

当时国内对底层压迫到了极致，又没有能力像欧美日一样对外转移压迫，让底层喘口气。所以即便侥幸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改变对底层的压迫，自然也不可能赢得广大底层人民的支持，从而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

事实上，同属资产阶级革新派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是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大多是地主、资本家，他们对旧制度可能是有些不满，也希望中国强大，但是他们放不下自己的既得利益。

他们希望能在不影响他们剥削底层的条件下，“改革”中国，显然他们的期望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的目光转移到共产主义上。孙后来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其实可以视为孙中山本人思想从资本主义转变成共产主义的标志。

孙中山颇为信赖的蒋介石曾在1925年发表文章《主义不行，党员之耻！》，文中解说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明白地说，就是打倒资本家，反对大地主。这明明白白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所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

大概在1911年-1921年期间，孙中山思想尚在质疑资本主义，探索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时，毛泽东走向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无政府主义。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的果实、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的发生，让身处历史大潮中的毛泽东很快明白，资产阶级革新在中国大概是行不通的了，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都是不行的。

【张勋复辟后京城里的“辫子军”】

1916年，毛泽东已然察觉到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他在六月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到：“·····大偎阁（以大偎重信为首的日本内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意指日本吞并中国的政策不会因执政者的不同而动摇）。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我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者为之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意东事者少。愚意吾济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 。” 

毛泽东迫切地想要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富强之路，以应对日后日本人的大举入侵，但23岁的他像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一头撞进了无政府主义道路。

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回忆了1918年于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期的思想状况：“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那位叫朱谦之的学生，当时已是无政府主义派的代表人物。

“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自由高于一切，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威和纪律，认为国家是压迫和剥削的根源，主张废除一切国家，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

【无政府主义旗帜】

1911年之前，无政府主义被作为反对清政府的一种手段加以宣传。部分激进的革命党，如章太炎、陶成章领导的光复会利用无政府主义反对封建文化和封建专制，甚至鼓动革命党人从事暗杀活动。（光复会后与华兴会、兴中会组成了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

1911年—1923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发展扩散。1912年，刘思复在广州组织创立了“晦鸣学舍”，创办刊物《晦鸣录》，发表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

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许多相似的观念，但有一个不可调和的分歧，即：无政府共产主义认为政权不应存在，一切政权和国家都代表着暴力和压迫，只需要人与人之间无条件自发的互助共产即可。

从事后来看，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一个很幼稚的主义，因为它忽略了基本人性。人与人之间唯有在面临生死存亡时，才会无条件自发互助，一旦满足温饱，便各有所求，很难再无条件自发互助。也就是说无政府共产主义唯有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才能得以维系。

陷入混乱中的毛泽东应该也感觉到无政府共产主义似有不妥，但还是进行了积极尝试。

1918年下半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尝试在湖南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

他们设想“新村”里建有各种公共设施，学生们半工半读，接受新式教育；青年学生们组建新家庭；新家庭联合在一起，互助互利，创造一个新社会；最后把这些新社会连成一片，便可以将国家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的“新村”。

很快，湖南都督兼省长、皖系军阀张敬尧，就让他们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美梦中惊醒。

张敬尧在湖南纵兵烧杀抢掠，搜刮民膏民脂，限制舆论，摧残教育，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没有武力保障的毛泽东等人，显然有些无可奈何。

1919年9月，毛泽东、彭璜等人在湖南发动驱逐张敬尧运动（即驱张运动），经过将近一年的舆论与政治活动，张敬尧被迫退出湖南。

1920年10月，毛泽东组织了2万余人发起“湖南自治”运动请愿活动，“湖南自治”运动的主要内容基本上就是“新村”实验的翻版。

新的湖南督军谭延闿断然拒绝请愿。

请愿游行中，有人扯下了湖南省议会所挂的旗帜和匾额，谭延闿认为这是对政府的挑衅，毛泽东等人险些因此遭到谭延闿、赵恒惕政府的迫害。

经过亲身实践，毛泽东意识到：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所谓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的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孔孟之道→资产阶级革新→无政府主义，两次思想的转变与实践，毛泽东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

但毛泽东的实践不算白费，1919年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在北京活动期间，与李大钊人联系密切，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毛泽东着重搜集和阅读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籍。

其中《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大著作令毛泽东对社会历史发展有了相对正确的认知。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前往上海，与正在筹建共产党的陈独秀会面并进行了交谈。

陈独秀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谈话内容令毛泽东印象深刻，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从此毛泽东走上了马列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当然，日后这条路也是无比崎岖坎坷的。

建国后，毛泽东曾写了一篇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讲到实践，就不得不提国共两党都公认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常常被诟病，认为其一生基本没做成过什么事情。即便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帝制，却也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

一个失败了一辈子的人，为什么会被两党都公认为国父？因为孙中山做的事情够多，犯的错误够多，把中国近代的错误路线几乎全走了一遍。

后来人基本上只要避开孙中山走过的错误路线，差不多就能找到正确路线。

就像一道选择题，ABCD四个选项，孙中山先生把ABC都选了一遍，发现都是错的，那么其他人闭着眼睛也知道选D了。

其实孙中山先生最后也找到了正确路线：国共合作、相互融合，可惜天不与寿。毛泽东虽然尝试了无政府主义，与孙走了不同的道路，但最终殊途同归。

而且毛从孙的失败经历中吸取了非常多的经验。

比如孙早期没有重视组织内部的思想统一，导致了中国同盟会严重的内讧以及最后的分崩离析，此后孙再创立新组织都会尽力提出统一的组织纲领，并要求成员对组织忠诚。（详见前文《历史丨百年烂党国民党，是怎么在娘胎里就先天不足的···》）

毛泽东显然学习了孙的经验教训，日后毛总强调党内的思想统一和目标一致，在三湾改编时还创造性地将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

再比如，孙早期不注重组织的军事力量建设，导致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掌握强大军事力量的北洋军阀所窃取。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着手建立黄埔军校，保证自身拥有一支可靠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毛则多次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尤其是孙中山去世后，毛最先嗅到国民党内部的反动右派将要破坏国共合作，亟需组建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以自卫。

陈独秀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进步左派，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遭到大肆屠杀、损失惨重，严重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

今天写这篇文章，主要是想表达：每个人都会在探寻自己的道路时，感到迷茫和困惑，甚至因求而不得感到痛苦。

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即便如毛泽东这样洞察力极强的人，也不免要花十多年的时间去寻找那条正确的路。

所以，当感到迷茫和困惑时，或许应该学习学习毛泽东，多去实践尝试，多去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