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无大学文凭又无政治背景，他是如何一步步迈入中南海的？
田纪云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名字可能被不多人知道，但是他的名字与广东深圳、海南洋浦……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连。
“我做梦也未曾想过，像我这样一个出身寒门、既无大学文凭又无政治背景，竟能够涉足中南海，并且上升到高层，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之一。”在自己的回忆录《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中，田纪云曾这样感叹。
田纪云，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田纪云，1929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县西南乡田家东史村（1950年随泰安第一区划归肥城）。
田纪云的父亲田景韩原名田锡琦，原本在泰安县城教书。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年，他同田纪云的二叔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日军完全占领了田纪云的家乡，田家成了日军追捕的目标，他们对田家人见一个杀一个，先后三次抄家。小田纪云无家可归了。
12岁的时候，田纪云由地下交通员秘密护送，离开家乡，西渡黄河，投奔在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独立团任参谋长的七叔，当上了一名小八路。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田纪云对“没有广大人民，就没有革命的成功”这句话深信不疑。
1948年底，解放军开始准备渡江作战，同时，也为南下开辟新区准备干部。当时，从部队和地方选调了一些干部，搭成了省、地、县党政组织机构的架子。田纪云被选调到赣东北行署的班子里，他任行署财政处总会计；1949年底，他又被派到贵州工作。
在贵州工作的大部分时间，田纪云都是在从事财政工作，从省财政厅的科长、处长到副厅长，他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这期间，他遇上了一个严厉的财政厅长。
田纪云说：“战争年代那么艰苦我都没有哭过，但那些年我却经常为完不成任务或完成得不好而哭泣，在我起草的不少文稿上都有我的热泪。”他认为自己后来的成长同这位厅长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
1964年，贵州开展大“四清”，田纪云因两条罪状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一条是他在贵州省财政厅任办公室主任时，曾让后勤部门包下了加工豆腐的活，加工出来的豆腐归食品公司，豆腐渣归他们。用这些豆腐渣，他们养了十几头猪。在那个一年难吃到几回肉的困难时期，那十几头猪可是解决了大问题。
还有一条罪状就是他在任财政厅副厅长期间，曾按省里领导的指示花了70余万元在贵州的花溪盖了一栋别墅，预备让来贵州时住。这也成了一大罪状。
两条罪状压身，田纪云被派去农村搞“四清”，代理县委书记。对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他不能接受，就向在贵州搞“四清”的工作组的组长、时任西南局副书记的李大章写了一份申诉信。第二天，李大章就找他谈话了。这次谈话，李大章对田纪云有了很深的印象，李大章见他很年轻，又很有工作能力，回到西南局后，就给他发来了调令，调他到西南局工作，还给他提升了工资级别。这可说是田纪云的第二次“因祸得福”。
1966年初，在贵州工作了16年之后，田纪云调往设在四川成都的中共西南局财办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田纪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后因中共西南局撤销，他被分配到四川省革委会财贸组工作，其间曾率团下农村搞基本路线教育，代理地委书记。这个时期，田纪云又像战争年代一样接触群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段经历，无形中为他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抓农村工作奠定了基础。
田纪云自己说过：“我做梦也未曾想过，像我这样一个出身寒门、既无大学文凭又无政治背景、只是由一个‘土八路'成长起来的干部，竟能够涉足中南海，并且上升到高层，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之一。”
事情还得从1979年说起。这年的秋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野萍来到成都搞调研，他找来田纪云了解四川经济工作情况。坐定寒暄几句之后，陈就直截了当地问田纪云，你对四川的经济形势怎么看？对四川今后发展有什么想法？对省委的工作有什么看法？听了田纪云的回答，他很高兴，称赞田纪云讲得好，很系统，很全面，有分析，有观点。这个思维严谨、行事果断的财政厅厅长颇令他赏识。
这次谈话后不到半年，即1980年3月，省委组织部通知田纪云，中央组织部决定要他下半年去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时间为一年，让他做好准备。
1980年8月下旬，田纪云带着行李如期到中央党校报到。
这一年10月的一天，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来到中央党校，看望四川来党校学习的同志，他当众告诉田纪云，中央已决定调田纪云到国务院工作，干什么工作还不知道。刚听到这个消息时田纪云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让他的秘书李保国接田纪云到他家做客，他告诉田纪云说工作调动是中组部推荐，征得国务院领导同志同意，由中央决定的。准备要田纪云来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协助他管一管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
1981年2月，田纪云到中南海报到上班。
如今，田纪云已在革命道路上走了60余年，回望来时路，田纪云感慨良多，他说：“回顾这60年来的革命生涯，有顺利、有曲折，立过功、受过奖，也挨过批判、受过委屈。但总体而论，我算是个幸运儿，没有负过伤（指没有负过致命的伤），没有当过俘虏，也没有坐过牢。这些经历，或许是我后半生比较顺利，官至副总理、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达20余年，并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一定贡献的基本因素吧。”
附：
退休后的田纪云
罕见公开撰文回忆当年在国务院机关的经历文章
“从秘书长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生难忘。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我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我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我，中南海挺遥远的。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
从秘书长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生难忘。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国务院办公厅在周总理的长期熏陶下，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伙，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
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我刚到国务院时，真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东西南北。对于办公厅机构设置、工作运转、行文程序、各方面的关系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面对这种情况，我给自己立下三大任务：
首先是尽快熟悉情况。我衷心感谢国务院办公厅特别是秘书局的同志们给予我的热情帮助。当时秘书局有一位副局长叫刘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爱人给华国锋同志当秘书，直至辞世)，她从周总理时代就在办公厅工作，几朝元老了，对国务院情况非常熟悉。她一有空就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绍情况，有时也带我在大院转转，到各局处坐坐，让我熟悉情况，使我受益匪浅。
二是把好文件关。因为一到国务院就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较多。我的任务是控制数量，提高质量，不能有半点差错。对于重要文件，我的办法是把有关负责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体作业，咬文嚼字，认真推敲。先后当过秘书局副局长的侯颖、周锁洪、李树文、张克智、安成信等人，经常与我在一起抠文件。这种办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员学到不少知识。八十年代国务院文件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三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对此，在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有点优势，很容易做到。有段时间我的家属还没来北京，我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唯一的特殊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要端着碗到处找位子。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工作人员的距离。我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与我说古道今，谈天说地。这些，都帮助我很快进入角色，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极大。
第二，任人唯贤、五湖四海。
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第三，艰苦朴素的作风。
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
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二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正一下，但基于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
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总理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他会议室没有再更换会议桌。
赵总理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或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第四，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
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的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那时，领导同志出去要求很严格，到各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在机关工作作风上,要求工作人员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善于同各方面协商办事。国务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协调任务很重。有些难度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往往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办法。
比如有一次为解决好一个省大批下放人员安置问题，我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带领有关人员去现场办公，参加省委会议，统一认识，研究可行办法，得到了妥善解决，并对当时存在类似问题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在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之后，我仍念念不忘八十年代国务院机关的风气，不忘曾经给予我真诚帮助的同志们。有时我自费与他们聚聚，一起吃顿饭，聊聊天。
来源 中华儿女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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