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伏“高污染”之谜，一场外媒精心炮制的腥风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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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想不到的是，光伏股票集体大涨了。

要知道从产业动向到资本市场，光伏市场已经低迷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其中，光伏产品上游的原材料——多晶硅，是最惨的一个环节。    

2022年行业正火爆的时候，多晶硅一吨的价格是超过30万人民币/吨，而如今已经跌到了5-6万元/吨，接近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3年多以来的最低点。

近几天就传出，内蒙古的某个多晶硅工厂已经全面停产了，不干了。

因为对很多企业来说，目前的价格卖一吨亏一吨，已经击穿了成本线。

这是前两年一些企业看光伏火爆，盲目上马多晶硅项目种下的苦果。

但这个事情其实并不让我担心。

因为每一轮光伏市场的起起落落，都会带来多晶硅价格、产量的剧烈波动。

硅元素在地壳中很丰富，不用担心光伏大发展，多晶硅会长期短缺的问题。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过剩经济。

不过剩，只能说明市场化还不够充分。

现在多晶硅跌下来，早晚还会涨回去，只是时间问题。

但让我气不打一处来的是，每次我们写光伏、写多晶硅，就有读者在底下留言：

光伏、多晶硅是打着清洁能源旗号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

提“碳中和”都3年多了，有些人的认知还停留在21世纪初。

今天我们就一次性把“光伏到底是不是高污染”这件事讲清楚。

为什么我有底气说这件事？因为我们刚好采访到了当年“被黑”的当事人，我们跟他聊了整整5个小时。

中国光伏“高污染”之谜，起源于一篇精心炮制的外媒报道。

其用心之险恶与歹毒，丝毫不逊于后来的新疆棉事件。

而与新疆棉事件不同的是，当年这篇文章在国内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以至于这盆脏水过去十几年了，光伏人还没有洗干净。

这场事件的亲历者叫做严大洲，他有很多头衔：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中国五矿材料领域首席科学家

硅基材料制备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业内人士对他还有一个更简洁的尊称——“中国多晶硅产业的拓荒者”。

国内很多多晶硅工厂项目建设，是总包给恩菲和严大洲团队来做的。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欧美国家纷纷大幅缩减对光伏电站项目的补贴力度，当时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光伏企业遭遇了第一次“寒冬”，而严大洲正在国内光伏多晶硅生产的龙头企业——洛阳中硅担任高管。

那年初春，一个美籍韩国女记者车恩静（Ariana Eunjung Cha，音译）在洛阳中硅的工厂周围鬼鬼祟祟地徘徊了很久，多次提出要对中硅的严大洲等人进行采访，中硅多次表示拒绝。    

2008年3月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突然刊出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太阳能企业将污染留在中国》（Solar Energy Firms Leave Waste Behind in China），随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而这一文章的作者正是车恩静。

“在玉米地和小学操场之间，工人们停下脚步，将一桶冒泡的白色液体倒在地上。然后他们转过身来，一言不发地开车穿过他们大院的大门。”

文章介绍说，这些白色液体是四氯化硅，含有剧毒。洛阳中硅每天倾倒这些液体废料多达10次，最终让整片土地变得像雪一样白。

车恩静还采访了一位在光伏业界非常知名的任丙彦教授，并引用任教授的话说：“倾倒四氯化硅的土地会种不出庄稼。”

车恩静将排放污染物的原因归咎为洛阳中硅在四氯化硅闭环回收方面做得不到位。

此后至今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生产多晶硅会产生高污染”的印象深深地植入了很多中国人的脑海当中。

如果让我们回到2008年3月9日当天，那天北京还在开两会；

3月1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由此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5个月以后，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部分外媒热衷于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

这些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

很快，正在美国访问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就看到了这则新闻，随后他将这篇文章直接发给了温家宝总理。

3月11日，严大洲等人先后到国家环保局、国家发改委、国家工信部、国家科技部四大部委一一汇报中硅的情况。

3月12日，严大洲飞到上海参加半导体行业展会。

他落地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直接来到《华盛顿邮报》在上海的办公室，要求同车恩静面谈。

对方称自己在外面采访，没有时间接待他。

于是严大洲在前台留下电话号码，再三强调一定要见到车恩静，但是后来几经联系以后，对方再也不接严大洲的电话了。

后来在半导体行业展会上，任丙彦教授用了一半的发言时间来痛骂车恩静的这篇文章是胡说八道。

此时美国方面就借此事提出要求，让在美上市的几家中国企业针对洛阳中硅污染一事提交尽职调查报告。

头部光伏企业阿特斯的高管李本成找到严大洲，他发现对方文章中用来说明造成环境污染的照片里有一片半人高的玉米地，旁边有一团白色的泡沫。

严大洲知道这些白色泡沫不是有毒的四氯化硅，而是二氧化硅，这是一种无毒无害的物质，是玻璃和沙子的主要成分。

细心的李本成发现，洛阳3月份只有小麦，没有玉米，河南的春玉米要到4月下旬至5月中旬才会种植，所以按照车恩静在2008年3月初前不久到访洛阳的时间推算，这张照片就是不真实的，至少绝不是她暗访期间在现场拍摄到的。

阿特斯方面据此认为，这篇文章也是不真实的，他们就这样回复了美国方面的质询。

据严大洲了解，洛阳中硅曾经将一部分二氧化硅堆放在围墙外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平时还堆放着农村的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其中有一推车的废弃物是属于洛阳中硅的，当中有二氧化硅，还混合了没有烧透的石灰石残渣，经过中和以后变为酸碱中性的残渣，可以用来填坑、铺路，并没有什么污染。    

截至2007年，洛阳中硅每年产生近万吨的四氯化硅（副产品），80%利用冷氢化（后面会讲）专利技术回收处理成多晶硅原料三氯氢硅返回系统使用，20%转化为气相白炭黑。

而正在建设中的项目会将四氯化硅全部转换为三氯氢硅和气相的二氧化硅，几乎不存在外排的废弃物。

企业单方面的解释总是难以让所有人放下疑虑。

国家环保部后来派专门的工作组来到洛阳中硅，对企业上中下游进行了两周的全面监测，报告直接呈递中央，结果显示所有排放均达标。

后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又组成团队，对全国多晶硅生产企业进行了连续三年的调研，其中也包括中硅。

结果发现中硅两万吨的多晶硅产线，其中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排放都是零。    

环科院的专家甚至说，洛阳中硅的排放比很多发电厂的排放都要少，哪能有污染？

2008年，中硅的多晶硅事件也引起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的记者来到中硅采访，严大洲作为公司的新闻发言人表示欢迎，让央视记者可以在工厂内四处走动。

采访完成之后，严大洲邀请这位记者到洛阳市内吃晚饭。酒过三巡，记者开口讲到：

“我已经在你们工厂周围转了一个星期了，我的稿子都写好了，现在一看，回去没法交差了。”

原来他已经顺着《华盛顿邮报》文章的思路，预设了“这家企业有污染”的新闻节目应该如何制作。

严大洲问他：“那你感觉到是有污染吗？”

记者摇摇头：“不是。看来民族产业的发展真是不容易啊。”

在随后央视播出的这期节目中，这位记者转而采用了一套“阴阳笔法”来描绘中国多晶硅产业的发展情况。其核心观点变更为：

有技术、有实力的中国多晶硅企业是没有污染的（比如洛阳中硅），但是没有回收处理技术的企业就有存在污染的风险。

最后这期节目留给公众的总体印象依然是：当时国内多晶硅行业普遍存在污染情况。

严大洲笑称：“这个电视片一定要看5遍才行，看5遍你才能看出他的道道呢。”

实事求是地说，在《华盛顿邮报》报道时，中国确实存在个别早期多晶硅企业，因为废弃物处理能力有限，采用热氢化工艺（后面解释）后，将处理不了的四氯化硅倾倒到工厂以外造成了污染。

但这既不符合文章所记录的洛阳中硅的真实情况，也并非当时中国多晶硅工厂污染物处理的主要方式，更不能说明此后十几年中国多晶硅生产都是“高污染产业”。    

多晶硅完全可以做到清洁生产，不能因个别事件就给整个行业错误定性。

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一次投入45吨三氯氢硅原料，可以生成1吨多晶硅，副产约20吨四氯化硅，还有十几吨没有反应的三氯氢硅，所以一次转换效率低。

因为四氯化硅副产物当中含有硅元素，而多晶硅生产的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对尽可能多的硅进行提纯，不经回收就将反应过程中含有硅元素的化合物任意排放、倾倒本身既不环保，也不经济。

所以要想办法将四氯化硅分离出来以后，再次转化为三氯氢硅投入下一轮生产，这也就是三氯氢硅法几十年“改良”过程所努力的方向之一。

江苏中能的技术人员说：“和别的行业不一样，我们副产物流出系统多少，就需要增加多少成本，来补充这些物料。我们怎么舍得排放这些宝贝？”    

针对这一问题，当时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向中国出售的四氯化硅主要回收技术为“热氢化”，氢化温度达到1200摄氏度，是用四氯化硅加氢反应形成三氯氢硅（SiCl4+H2→SiHCl3+HCl），反应转化率为18%~24%。

而“冷氢化”技术有三大优点：

首先，它的氢化温度更低，只有500~600摄氏度，是将四氯化硅加硅再加氢后反应生成三氯氢硅（SiCl4+Si+H2→SiHCl3），转化率更高，能达到25%~30%。

当时热氢化技术每公斤电耗达到20度电，而冷氢化只需要5度电（现如今只需要0.3度电），具有显著的节能优势。

其次，冷氢化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

单体冷氢化装置生产能力可以达到20万吨以上，满足万吨级多晶硅生产的需求，而大规模的热氢化需要安装多套装置，单位成本与产能几乎成线性关系增加，所以多晶硅生产规模越大，使用冷氢化技术就越能发挥出单位成本显著下降的优势。

不同氢化技术的生产规模与生产成本关系

第三点，就是冷氢化可以回收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氯化氢，也就是盐酸的主要成分，冷氢化可以利用氯化氢参与反应，降低环保压力。

虽然冷氢化优点很多，但要在国内多晶硅生产中形成这样的闭路循环，高效回收四氯化硅和氯化氢，相关技术在国内仍然是一个“卡脖子”环节，所以国家还专门设立了863专项来支持“冷氢化”这一技术的突破。

在工信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和国家科技部支撑计划的支持下，“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国家支持江苏中能、洛阳中硅、大全新能源和黄河水电新能源公司积极开展氢化技术研究，其中江苏中能通过引进消化再创新，研发的单套氢化装机处理能力达到20万吨。

洛阳中硅通过自主研发，成功完成低温加压氢化技术研究，四氯化硅经3~4次循环可实现全回收利用。

但是《华盛顿邮报》事件依然给中国光伏多晶硅行业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2009年8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点名”多晶硅产业有“重复建设倾向”，10月份的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联合举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信息发布会”，表示多晶硅存在“过剩”风险。

在这两次会议中间，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对中国多晶硅行业产生重大影响的文件，名为《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史称“38号文”。

其中提到：“多晶硅是信息产业和光伏产业的基础材料，属于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我国光伏发电市场发展缓慢，国内太阳能电池98%用于出口，相当于大量输出国内紧缺的能源。”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吴达成说：

“该文一出，国内的银行和审批机构对多晶硅项目都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新上项目基本叫停；未报批的均不再报批；已批准未投资的，也不再投资；已投资未投产的，也不敢再投产。”

应该说“38号文”的出台，从长期来看，对于国内光伏多晶硅产业的发展有着促进提质增效并淘汰落后产能的积极意义，有效遏制了各地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无序上马的混乱局面。

但是“38号文”所体现出的国内官方口径也在一定时期内坐实了多晶硅全产业就是“高耗能、高污染”（俗称“两高”）产业的恶名，使整个行业在舆论上在此后数年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一直要等到201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4号文）后，国内光伏市场规模扩大，多晶硅需求扩大，产品价格回升，很多企业开始复产。

“38号文”提到过“严格控制在能源短缺、电价较高的地区新建多晶硅项目”，引导一部分企业开始往西北能源价格洼地转移，比如新疆。    

至2022年，中国多晶硅企业生产成本可以低于7美元/公斤，而海外多晶硅生产成本高于7美元/公斤，中国多晶硅产量的全球占比达到85.6%，中国的多晶硅产能和产量连续12年居全球首位。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多晶硅企业在太阳能级多晶硅的质量、成本、规模等方面已经全面领先于国外企业。

但这样的成就不是在短短十年间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因为中国的多晶硅工程师们付出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

20世纪末，在严大洲开始研究多晶硅产线技术和设备国产化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国内几乎为零的规模化生产能力，以及海外巨头对中国企业严密的技术封锁。

有一次，严大洲在全球多晶硅巨头德国瓦克公司参观时，瓦克的人告诉他，作为德国化工企业的领头羊，瓦克会给其他德国企业人员做培训。

于是严大洲就问道：那我们中国人来你这里参加培训行不行？瓦克的人说：不行，不能培训中国人。有这种经历的不止严大洲一人。

中山大学的沈辉教授曾经联系瓦克化学研发部门的负责人，希望他们与中国企业合作发展多晶硅。瓦克说多晶硅是很敏感的技术，瓦克不会在中国发展的。

在多晶硅价格达到400~500美元/公斤时，时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也曾经同瓦克的老总谈判，希望瓦克来到中国建厂，瓦克断然拒绝。

李俊峰告诉他们：“中国有句老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不同意，我保证中国就能自己把多晶硅这个产业给做出来，你信不信？”

瓦克的老总说：“这不可能，这里面的工艺太复杂了，你们中国人干不了，你就买我的产品就可以了。”

西方人的傲慢和自信，来自于他们当时已有半个世纪的技术积累。

1955年，西门子公司为了解决硅基整流管的原料问题，对多晶硅提纯进行研发，成功将三氯氢硅（SiHCl₃）和氢气通入钟罩式的反应器当中，在炽热的硅芯表面沉积出高纯度多晶硅（SiHCl₃ + H₂ → Si + HCl），1957年实现规模化生产，这就是“西门子法”的由来。

当年德国的瓦克也开始了高纯多晶硅的实验室生产，达到每1000万个硅原子中只有一个杂质原子的水平。

1958年西门子公司把这一方法授权给瓦克使用，瓦克的多晶硅产量在1959~1969年这十年间从0.53吨提升到60吨。

这一方法经过近60年的优化、完善，形成了如今成熟的的“三氯氢硅法”，旧称“改良西门子法”，可以实现物料闭路循环、热量综合利用。

全球多晶硅生产领域90%以上的产能均采用这一方法。

虽然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一些科研院所和工厂尝试过各种多晶硅生产方式，还一度得到过前苏联专家的技术支持，到1969年，全国多晶硅产量超过1吨，但最终很多项目停留在工艺研究阶段，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以至于在21世纪初，让中国光伏人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被“卡脖子”的滋味。

1988年，严大洲研究生毕业之后，来到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暨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前身，以下统一简称“恩菲”）工作，先后承担了电解铝、水泥、锆、钛、稀土冶炼、稀土材料、半导体材料单晶硅、多晶硅等项目的科研和工程设计。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早年间从业的相当一部分精力都用来“找矿”了，国家需要什么，他就找什么。直到世纪之交，他才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多晶硅的国产化进程中来。

多晶硅不仅是光伏组件的原料，也是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所要用到的关键原料。

我们每个人的手机芯片、计算机芯片都是在硅晶圆的基础上制成的，而硅晶圆的原材料也是高纯度的多晶硅（用它拉成单晶硅棒再切成硅片）。

2000年，严大洲作为项目总设计师给四川写了一份项目建议书，获得批准立项，之后上报了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将一个年产1000吨多晶硅的项目报到了国家发改委。

发改委认为项目价值很大，同时风险也很大，所以就拨付了一笔产业发展基金。

但是承建这一项目的企业没有能力一下子投资十几个亿，所以就邀请了多方入股，共同建设。

其中有一个股东来自电力公司，他们不相信国产的多晶硅技术，即便是国家发改委已经同意上马的项目，这个股东执意要求使用进口的技术和装备。

道不同不相为谋，严大洲等人离开了四川，拿着自己的技术到处去找人洽谈合作，希望能将技术转让落地，却没有人看得上。

万般无奈之下，他们选择折中方案，将其中涉及合成三氯氢硅的原料技术先在唐山落地，建设了一个2000吨的三氯氢硅生产线，也就是先生产这种用来生产多晶硅的重要原料。    

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前道的产线，它的命运也十分坎坷。

当时唐山的企业老总对严大洲说：“严总，你老说这技术怎么怎么好，那你自己咋不投资呢？”

结果严大洲等技术人员，还有恩菲的一些领导，总共8个人，每个人拿出5万块钱投入到这个项目中，这是当时严大洲全部的存款。

他们的40万，加上企业投资一共720余万元，到后来光伏产业爆发，多晶硅价格暴涨以后，其中有一年就赚回了全部投资。

由于财务上和地方上的一些原因，这个项目的收益没有给他们按期分红，但好在国产的三氯氢硅合成技术第一次得到了大规模量产的实践机会。    

从那以后，严大洲等人继续写“可行性研究报告”，再一次踏上了全国奔波的路途：广西、云南、山西、内蒙……

直到2003年，他来到了河南省洛阳市。

这里有一个产线停产、工人下岗、行将破产的多晶硅工厂，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从日本窒素公司引进的一个多晶硅项目。

这是中国首次从国外引进的多晶硅生产线，年产能只有区区的3吨，技术也不完整，但这是20世纪末国内硕果仅存的两家多晶硅生产单位（另一家是峨嵋半导体材料厂）。

严大洲找上门的时候，178个工人即将下岗，已经停产数年。

但严大洲发现，这里的人知道多晶硅是什么。    

当严大洲及团队介绍自己的技术时，对方表示出了真正的认可。

这个工厂，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洛阳中硅的雏形。

那一年，中国的多晶硅产量在62吨左右，而严大洲他们希望这个工厂能从500吨做起。

可双方凑不出这么多投资，于是就缩减到300吨，总投资2.4个亿。

严大洲和他的同事们就住在偃师附近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办公室是农民家的土屋，工作时还有拖拉机“突突突”地从旁边开过。

经过两年的筹备、建设、调试，到2005年10月，这里顺利量产了第一炉多晶硅。

当年我国多晶硅生产规模首次突破百吨级大关，年生产能力为400吨，其中洛阳中硅300吨，四川峨嵋100吨，实际年产量80吨。

在这条示范线建设期间，严大洲他们面临着一个难题：缺少还原炉——这是三氯氢硅通过化学反应生成多晶硅的关键设备。

还原炉大小以“多少对棒”来衡量，因为反应完成后，炉内的多晶硅是以一对一对顶部相连的“倒U型”棒状形式出现的。

今天国内最大的还原炉有72对棒的，棒数越多意味着量产效益越好，而在当时国内连12对棒的还原炉都没出现。

严大洲他们打算自己设计、自己造，但缺少启动资金，各家银行都不肯给他们发放贷款，洛阳市政府方面就动用当年全市的1000万元科研经费，拿出了其中的500万元支持他们。

钟罩式反应器（还原炉）

有了经费，严大洲发现与还原炉配套的各类零部件国产化又成了问题，他们想要的东西国内根本就找不到。

比如为还原炉供电，需要使用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来调节还原炉运行过程中的电压和电流，要用到一种叫做“可控硅”（也叫晶闸管）的元器件，但是国内没有企业听说过这种东西，恩菲就需要发动变压器厂来制造它。

还有大量的非标准化设备，都是恩菲画出图纸，交给相关厂家来制造。

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出现了一些能够给多晶硅产线设备进行配套的供应商，当中的一些企业后来还成为了上市公司。

瓦克等德国企业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下半叶取得多晶硅生产的领先地位，就是因为有大量的设备供应商与他们分工协作、提供支持。

比如SolMic提供工艺包、牵头负责技术协调工作，Centrotherm提供还原和氢化单元，AEG提供还原和氢化单元的电气部分，西门子公司提供还原和氢化单元的控制部分等。

而中国多晶硅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样离不开恩菲等企业与大量上游设备、零部件企业的通力协作。

就这样，严大洲等人用了一年时间，做出了第一台还原炉，到2004年春节这台炉子就试产出了多晶硅。

中国银行的当地分行见项目可行，率先同意给他们发放贷款。

这样这条年产300吨多晶硅的项目才得到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得以顺利推进。

要知道从1964年峨嵋半导体厂成立，启动年产800公斤多晶硅产线建设开始，一直到2005年的这41年当中，全国的多晶硅年产能间或超过100吨，但实际产量从未超过100吨，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电子工业的发展需要。

而这条实现规模化生产的示范线，涵盖了中国多晶硅产线需要的几项关键设备和技术，包括大型还原炉、干法回收（回收干燥的氯化氢气体）和冷氢化，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封锁和垄断。

在此基础上，恩菲团队得以不断地研发技术、升级装备，很快他们就将规模扩大到1000吨、5000吨、2万吨。

2005年之前，日本和德国企业只肯卖给中国多晶硅原料。

或许是得知了中国有本土企业已经突破了产业化技术，实现了多晶硅设备、产线的规模化，到了2006年后他们突然同意输出相关的技术、设备，此后中国多晶硅大规模量产的局面得以打开。

随着国内光伏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国外设备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当时一台进口的12对棒还原炉价格高达60万欧元，有些企业还是纷纷抢购。

也正是在2006年，全球太阳能级多晶硅的市场需求超过了电子级多晶硅——也就是半导体芯片所使用的多晶硅。    

为了进一步提高多晶硅关键设备的国产化水平，后来国家“863计划”又给予了恩菲很大的支持。

2005年，全世界都还没有24对棒的大型还原炉，国家科技部高新司组织院士专家论证“24对棒节能型多晶硅还原炉成套装置研究”，很多人提出反对，认为不可能做成。

但高新司力排众议，说这个事情必须支持，坚决推动了还原炉项目的落地。

当时国家“十五”规划只剩最后一年半的时间，他们就从别的课题组里挤出了300万没用完的资金。

结果恩菲不负众望，在2007年超预期完成任务，使24对棒还原炉成为核心国产设备。一台还原炉年产能力就达到80~100吨，相当于2005年前全国一年的产量，这一技术成功应用在1000吨和2000吨的产业化项目中。

在此之后，国家“十一五”“十二五”支撑计划又相继支持36对棒、48对棒还原炉的研究，单炉产量相比24对棒又提高了50%以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体系，基本实现国产化，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2007年，中国多晶硅生产规模首次突破1000吨大关，达到1130吨，其中洛阳中硅520吨，新光硅业155吨，峨嵋半导体厂155吨，江苏中能150吨。

在21世纪初，中国人不仅做到了光伏多晶硅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张，同时也实现了清洁、高效生产技术的关键性突破，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冷氢化”技术。

中国恩菲在2002年就申请了冷氢化技术发明专利，并在年产300吨多晶硅产业化项目得到应用。洛阳中硅在2007年前后，也就是硅料价格最高的一年升级冷氢化技术及装备，满足年产2000吨多晶硅项目需求。    

而此时此刻，恩菲已经在这一技术上耕耘了十年的时间。

1996年，国家支持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与峨嵋半导体材料厂合作，建设一条年产100吨的小规模多晶硅工业性生产示范线，形成完整的三氯氢硅工艺多晶硅生产系统，其中就包括四氯化硅氢化等步骤。

1997年，严大洲等人就在天津大化设立了一家工厂，利用当地能生产氯气的条件，在一个小型化装置上进行了冷氢化试验。

后来他们又在四川的峨嵋做了一个放大版的冷氢化装置，建成了一条100吨/年规模的多晶硅闭路循环工艺系统，全部回收各环节尾气，解决了传统西门子法物耗、能耗、污染“三高”的问题。

这一系列布局都为后来300吨示范线及之后更大规模的冷氢化装置实现国产化快速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光伏行业在2004年后之所以能迅速抓住欧洲光伏市场爆发的机会，迅速扩大各环节产能，掌握相关的技术原理并进行规模化迭代、升级、优化，得益于此前数年甚至数十年国内相关设备、原料企业的技术能力积累。

即便这种积累是建立在小规模、示范性项目上的，也充分体现了其技术能力“从无到有”的本质性跨越。    

当中国多晶硅企业日渐成熟的量产技术能力，与21世纪海外光伏市场的爆发两相对接的时候，中国多晶硅行业就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活力。

在多晶硅价格已经达到疯狂状态的2007年8月，洛阳中硅的多晶硅卖到了375万元/吨的价格，按重量计价，它甚至比毒品还要贵。

可一旦坐地收钱，我们就成了欧美老牌多晶硅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

请注意这个时间节点——距离《华盛顿邮报》刊文抹黑中国多晶硅仅剩下半年的时间。

欧美国家率先实现生产的东西，中国人也能造得出来，还能借此谋取暴利，甚至大有替代进口多晶硅的趋势。    

他们怎么可能眼瞅着中国，这个当时全球最大的光伏下游制造国家，在上游多晶硅领域赚个盆满钵满，让欧美多晶硅企业从此失去竞争优势，甚至破产倒闭？

事实上，就在《华盛顿邮报》文章发表后不久，在中国真的动手整治、限制多晶硅行业发展以后，海外多晶硅巨头趁机大举扩张对华销售力度，抢占中国市场。

据海关总署统计，2009年中国进口多晶硅2万吨，占国内需求的55%。

而2010年，中国进口的多晶硅超过4万吨，多数月份同比增长超过100%，多晶硅价格也从每公斤55美元上升至近100美元，海外巨头从中国攫取的利润规模在数十亿到上百亿人民币之间。

但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他们也只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年了。

中国多晶硅企业在2013年国内光伏行业大发展以后，迅速成长起来，不仅通过冷氢化技术的快速普及，解决了副产品回收再利用的问题，还实现了“颗粒硅”的大规模量产，让光伏用多晶硅的能耗和碳排放强度进一步大幅下降，甚至还实现了电子级多晶硅的出货——也就是说，中国人今后将用越来越多的中国高品质多晶硅，来生产中国人自己的半导体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