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的女儿与出走的母亲 | 人间

案件刚刚发生时，雅美的母亲秀子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真奈的事，我完全不知情。我希望两个孩子有问题时不跟我说谎，会找我帮忙。”被问到对未来的打算时，她的回答流露出对女儿的关心：“希望他们能将长子和肚子里的孩子健康地养大，连同真奈的份。我也想尽我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

然而，她既没有去留置所看望在12月的严寒中瑟瑟发抖的女儿，也没有托人送去生活必需的钱或物。给雅美送外衣和贴身衣物的是律师们。

被转移到看守所后，雅美给秀子写过好几封信。秀子没有回信，而是将它们交给媒体公开。

妈妈还好吗？我总是写信，有没有让您为难？（略）工作忙吗？

信的开头很客气，后面坦率地写下了去年10月，真奈从聪子家回来后自己的心情。

日子慢慢过去，（真奈）在阿姨（聪子）家惯出来的毛病慢慢显现。她不自己吃饭，还经常做出要抱抱的姿势，调皮捣蛋也比以前多了。看到她这样我就想起阿姨，对真奈的爱一点点变淡。无论我和她说什么她都不听，我就想起阿姨、想起她脑袋受伤的后遗症。……智则什么也不管，还有很多欠债，我的压力无处发泄。……十二月十日那天，我们不是见面了吗，当时我强颜欢笑，其实一直想让自己忘记真奈，不去想她。真奈瘦下来之后，我一直很害怕，碰都不敢碰她。

她还在信中道歉：

女儿变成了这个样子，真是对不起。

信上的内容，和案发三年后雅美所说的内容基本一致。雅美向母亲倾诉衷肠，恳求母亲的理解和原谅。而母亲没有做出回应。

案发三年多后秀子接受我的采访时，在最开始时这样说：

“整个十二月，律师和我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知道必须给雅美送衣服。要是知道的话，就是再不方便，也能用邮寄的方式邮给她。”

第二天的采访结束时，我又问了同样的问题，她是这样回答的：

“虽然律师告诉我，最好去看看雅美，但从我这边来说，还是提不起兴致啊。不过，多数情况下人们应该都不会去的吧。虽然我和雅美姓氏不同，身边没人知道我是她的母亲，但大家会说三道四：‘有这种（会虐待小孩）孩子的父母，肯定觉得难堪，不会去见孩子吧。连信也不会给孩子写的吧’‘是不去看孙女的长辈做得不对’什么的……‘也不知道做父母的是怎么想的’什么的……所以我更没法去看她了。

“因为这起案件并不普通，我也就不知道（作为父母）该怎么应对了呀。”

秀子介意街坊四邻的议论，有强烈的被谴责感，于是无法动身。对于她接受媒体采访，将雅美的信公开一事，她这样解释：

“最开始我觉得，（作为父母）应该给出那样的回答，没法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所以我就只说了些表面话。另外我也要整理自己的心情，我不知道自己对雅美是怎样的心情。我那样说，是想确认一下。”

面对女儿犯案一事，秀子无法自己思考决定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也不会为女儿着想。

1958年4月6日，秀子出生。这是衣浦港被指定为重要港湾的第2年。她的成长正赶上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秀子的母亲即雅美的外祖母是当地人，未婚便生下秀子。秀子的父亲来自知多半岛的一个城镇，老家是做泥瓦工的。秀子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怎样相识的。

秀子年幼时和母亲一起住在外祖母家，成长过程中和外界接触甚少。“母亲对我不闻不问。她没为我费过心，我不记得母亲疼爱过我。”秀子说。

秀子快上小学前，3岁的弟弟长得越来越像父亲，姐弟俩的户籍上这才有了父亲的姓名。母亲带着她和弟弟搬到知多半岛城镇的祖父母家，但那时父亲正因结核病住院。秀子对父亲的记忆，只有几次去医院看望父亲时他躺在床上的模样，和她上小学一年级时父亲的去世。

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武丰町，在外祖母家的园子里盖了间房子住。这便是雅美和她的哥哥、父亲后来住过的地方。

案发后不久，我到这间房子周围转了转。秀子外祖母的家占地很大，房子也大，还是崭新的。气派的家宅身后是宽敞的庭园，一栋老旧的木制房子藏在园子深处，这就是学童时代的秀子和母亲、弟弟生活的地方。外祖母家周围是整齐的住宅区，住的多是从小地方搬来这个城镇的人。

我在住宅区遇到一个女人，她的女儿上小学时和秀子同年级。她说，秀子的家人和当地人几乎没什么交流，也没见过秀子小时候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秀子的弟弟好像融不进这一带孩子们的圈子，经常独自坐在一旁看着其他小朋友玩。

秀子说自己从小就一个朋友也没有。她说由于家境贫寒，她总是穿得很邋遢，别人不愿意接近她。秀子的母亲曾在钢铁工厂上班，又辗转做过牙医助理、磨刀石工匠等许多工作，但收入都有限。秀子小时候已经是电器普及的时代了，家里却没有洗衣机，连洗衣服都很不方便。

秀子的母亲身边常有男人，且一时一变。有的男人还和他们住在一起。其中有不少男人另有家庭。

“也许为了活下去，母亲需要男人吧？”秀子说。她的母亲在经济和精神上，都依赖着那些男人。母亲有时会因为介意男人们的目光而训斥秀子。

“无论我做什么，或是什么都不做，都会挨母亲的训。她疼弟弟，即便训斥他也只是动动嘴而已。训我时则会抄家伙打。”

秀子在学校也受过欺负，老师知情却不作为。班上有人丢钱或丢东西时，老师还认定就是秀子干的。

“这让我情绪很糟……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那时候我是个内向的、性格保守的孩子。放到现在，我会说东西不是我偷的，但那时说不出口。我对母亲说过被怀疑让自己感到很痛苦，但母亲也没有去找老师说理。母亲也是个没有主见的人。”

孩提时代，秀子唯一的乐趣是画画。沉浸在绘画的世界中，她就能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秀子上初一初二的时候，母亲和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同居，建立了实质的婚姻关系。对方是从小地方来的卡车司机，不喝酒的时候人还不坏，喝醉后就变得十分粗暴。

案件刚发生时，我到这一带采访，提到这个男人性格粗暴的街坊不在少数。听说秀子家动辄传来打碎玻璃的声音或怒吼声。还有人说这个男人曾踹死过狗。秀子说，他踹死过两条狗。

听说秀子的母亲常被那个男人用一升装的玻璃瓶殴打，脸肿得老高，胳膊还曾被打到骨折。警察到了秀子家门口，但得知“是夫妻之间的事”，就没有介入。那个男人也对秀子施暴。秀子逃到隔壁外祖母的宅子里，他就追过去大闹。这样一来，秀子也无法寻求外祖父母的帮助。秀子还说，那个男人经常占她的便宜。

秀子不曾和那个男人针锋相对过，但极度厌恶他。那个男人体味很重，她恶心得不行。秀子的抗拒引发了男人加倍的愤怒。

弟弟也拒绝这个继父，但力气比不过他，遂以向母亲施暴的形式表现自己的不满。母亲承受着来自未登记的丈夫和儿子的双重暴力，而秀子无法阻止，只得顺其发展。

无奈或许是与十几岁的秀子为伴的唯一情绪。

秀子不想和那个男人住在一起，于是请住在隔壁的外祖父帮忙找来业余的木工，另外建了一间房子。上高中后，她几乎将全部精力用来打工，以支付建房子的费用。读高中时她没交到朋友，因为打工太忙了。

听秀子说，18岁时，她有一次和继父一起开车接母亲下班，差点被继父强暴。这件事她没有告诉母亲，她觉得假如母亲为此向继父抗议，也许又要被打。而且她也为此事感到羞耻。

这时，母亲的朋友提议给秀子相亲。见面后，秀子觉得大自己六岁的小野俊介很温柔。她很想早点脱离自己的原生家庭，于是很快便定下了婚事。母亲这位朋友是俊介上司的妻子，所以俊介的上司和上司的妻子就成了小两口的媒人。婚后，夫妻俩就住在俊介上司家旁边，离秀子的母亲家也不远。

秀子19岁时，长子出生。孩子出生时体重两千六百克，偏轻。孩子只要大声哭闹，住在隔壁的上司的妻子就来秀子家查看情况，大事小情都会叮嘱她。有时白天就来了，待到晚上才走。秀子很痛苦，但没和上司的妻子说过希望她回家。秀子和俊介说过自己的感受，希望他想想办法，但俊介也不便和对方提意见。俊介下班后必定会去打小钢珠，回家很晚，夫妻二人长谈的机会不多。

上司的妻子联系秀子的母亲，告诉她秀子不太会带小孩。于是每到星期天，秀子的父母都会到秀子家看望，然后训斥秀子不会带小孩，把长子带走。母亲不听秀子解释，将她一个人留在家里。秀子觉得母亲向来对自己无情，只疼儿子，因此产生了怨恨的想法：“我就无所谓吗？”

继父比母亲更偏爱长孙。

“他们一把孩子带走，就什么吃的都给孩子吃。甜食、用纯牛奶代替奶制饮品等，还给孩子喝过酒。这不是虐待吗？！”

长子被送回家后，身上往往带着继父强烈的体味。

“孩子从外祖父那儿回来后，就算只待了一天，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就很生气：孩子是我养的，为什么会和外祖父越来越像？”

秀子说着扭歪了脸。

秀子说，自己在家不让长子吃甜食，但长子回家后就说想吃巧克力。是继父让孩子吃的。秀子下意识地做出反应，把年幼的儿子推开。对继父的抗拒引发了她对儿子的抗拒。

“我不想看到那孩子。我想：‘你干脆在那个家生活算了。’真是再也忍不了了。”

秀子诉说的育儿心理，和真奈被聪子带走后雅美的痛苦很相似。真奈从聪子家回到雅美身边后，雅美觉得她身上带着聪子的味道，会用力搓洗她的身体。秀子说，她很理解雅美的心情。

长子两岁时，雅美出生。溺爱长子的继父和母亲似乎对雅美没有兴趣。秀子说，她不曾对小时候的雅美有过怨恨的情绪。

听说雅美小时候，是个性格活泼、不让人费心的孩子。“她一个人出门玩，能在外面待很长时间”，秀子如是说。然而，此时的雅美不过两三岁，这样小的年纪，并不适合长时间脱离成年人的视线。我问出心中的疑惑，秀子回答，他们住的地方附近孩子很多，并不危险。年轻的母亲这样带小孩，怎么看都是不可靠的。

前面已经说过，秀子无法忍受和俊介生活在一起，离家出走了。

从九州回来后，秀子变得敢于说出自己的见解或情绪了。但继父认为这是顶嘴，便殴打秀子，打掉了她的牙齿。到了这个时候，秀子终于对母亲说出婚前继父曾对她进行性骚扰的事实。母亲得知此事没说什么，而是拜托熟人走关系，让秀子一家重新住进了员工宿舍。在员工宿舍的生活在雅美九岁时也以失败告终，秀子扔下四个孩子，再次离家出走。

秀子离开之后，雅美便代替母亲接送两个小弟弟上保育园。这或许正是秀子期待已久的转变。

从此以后，秀子不时和雅美联系，问她家里的状况。和一贯在家中闭门不出的哥哥相比，雅美更为可靠。秀子瞒着俊介和雅美见面，还给她买过衣服。秀子说，雅美穿着之前没穿过的衣服，父亲俊介好像也没发现。

这段时间，秀子的继父身体出了问题，回老家去了。继父离开后，秀子在母亲家生活了一段时间。雅美也常去外祖母家，和母亲一起生活。秀子说，她让雅美多吃饭，还让她带米回过家。

或许秀子知道自己的孩子们有时连饭都吃不上，饿着肚子度日。采访中我试着变换方式提问，但她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

秀子曾经提到，她有时会给孩子们和父亲一起住的员工宿舍寄大米。因为她知道，俊介花光了钱，就吃不上饭。雅美的哥哥长期不去学校上课，没有学校的伙食，秀子觉得只要家里有米，孩子怎么都能对付过去。听秀子说，长子在米饭上洒些酱油，吃两三口就钻进被窝打电视游戏了。听说游戏机是父亲心情好的时候，长子求着他买的。

另一次，秀子说自己那时不知道家里的电和燃气都会停掉，孩子们在黑暗中吃着仅有的米饭。直到雅美结婚后，她才第一次听说了这些。她说，真正艰难的时候，雅美是什么都不说的。

母亲模模糊糊地感受到孩子们过得并不好，但只要他们还能应付，便故意不问，不去深究。这似乎就是秀子和孩子们维系母子关系的方式。雅美模模糊糊地知道真奈正一天天地衰弱，却对此视而不见。母女俩的做法有很多相似之处。

雅美也不会向母亲倾诉自己的痛苦。孩提时代，最令她痛苦的经历之一就是遭遇欺凌，她却告诉母亲那是发生在其他孩子身上的事。母亲回答：“既然这样，雅美就去和那个孩子交朋友吧。”雅美逐渐明白，无论自己遭遇多危险的事，父亲和母亲都是靠不住的。

秀子也对我说：“雅美发生的事如果发生在我或我母亲身上，我都不觉得奇怪。”

那么，悲剧为何没有发生在秀子或雅美身上，而是选择了真奈呢？重新审视这三代人的生活，我发现随着年代的推进，援助新家庭的力量正在逐渐衰弱。秀子的母亲在父母的帮助下，在自家园子里建了房子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秀子因家庭开销借的欠款由继父和母亲一家接手，代为偿还。但雅美的欠款却没人替她还。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的力量渐渐衰弱，弱者仿佛被剥光了身子，暴露于社会之中。

| [日] 杉山春著/ 烨伊译/ 理想国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3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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