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命运的「盲盒」：被签证卡住的留学生

文 | 殷盛琳

编辑 | 王珊瑚

“学签还在被安调，如果递工签的话，会被撤吗？”等签群弹出一条新消息。

“回答不了，我的学签从2022年6月29到现在都毫无动静。”回复的都是失败经验，没法再defer（延迟）了，体检也过期了，就这样吧。”

面临同样困境的赴加留学生们在各种群聊互通消息。他们自嘲，等待学签就像“开盲盒”，没人能预料自己的命运。一位已经等待近两年的学生前后加入了3个微信群，其中有两个都是满员。没人知道具体受影响的学生数量有多少，但可以确定的是，范围在逐步扩大。

2023年10月6日，加拿大大使馆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对于处理每份申请需要多长时间，没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所有申请临时或永久居留签证前往加拿大的申请人都可能需要接受背景调查。”

这些学生尝试过各种方式自救，有人找过加拿大议员，有人给州长发电邮。CBC（加拿大广播公司）也报道过他们的境遇，但都作用有限。

更具行动力的学生，决定起诉加拿大移民局，申请“强制令”——如果当地法院签发强制令，移民局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作出明确回应。但这种方式也并非百分百奏效，有些学生的申请被驳回，连开庭的资格都不具备。

一位从业多年的加拿大持牌移民顾问说，这两年进入安调流程的学生确实增加了，和学校、专业有关，也的确存在“被误杀”的情况。毕竟连毫无威胁的纯文科学生都有被卡的先例。他说，安全调查属于加拿大三方机构的工作（由三个联邦机构共同合作进行审查，分别是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闭环结束前，移民局也无法干涉进程。

在失业失学的时间里，曾经笃信努力会有回馈的、在优绩主义赛道一路顺遂的学生，开始反思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从既定的轨道上脱离，有人摇摇欲坠，仍然保持着好学生惯性，通过写论文、进寄宿学校的方式让自己感到安全。但也有人从评价体系里脱身，找到了新的坐标系，成为一个“烤蛋糕很好吃的人”。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从大厂裸辞的大龄青年  等待签证300+天

这个时代并不鼓励“冒险”

我是1994年的，申请去加拿大读博时，我已经研究生毕业，并在深圳一家著名的互联网大厂工作近3年，属于大龄读博。

做出这个决定大概是一腔热血后“脑子抽了”。当时在大厂，我做的是后端开发，维护直播系统。我对这方面积累不多，和身边能力很强的同事比起来，只能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开发工作，感觉自己像颗螺丝钉。我想要做深一点，提升技术，参与一些新产品技术的研发和使用，就跟领导提了辞职，我说我要去读博。当时是2022年5月。

我现在都能想起来，2022年的那天晚上，我在深圳的出租屋里把离职的短信编辑好，按下确认键的瞬间。我当时很清楚地知道，这一手指点下去，我的人生就变了，但变成现在这样子是我始料未及的。

当时我充满自信，觉得自己是互联网大厂出来的天之骄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干到底。但后续申请的过程并不像想象中顺利。

我先找到想做的方向，再根据导师列表去联系，一开始偏向美国一些，但当时听说申美国可能出现签证被卡的情况，包括“10043号总统行政令”的发布，都表明申请美国是有一定风险的，就把视角放到了别的地区。2022年10月，拿到加拿大一所大学的offer后，我很开心，也没有再去找学校，完全没有预料到加拿大的签证这么难下来。

之前，我对国际关系只有很感性的认识，直到签证迟迟下不来，我去调档，发现自己进入安全调查流程，才意识到那么遥远的事情和自己有关系。

像我这样工作后去读博的样本实在太少了，身边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签证被卡后，我就去公开的网络渠道搜集信息，刷社交平台，整理统计大家的经验，发现安调一般是7个月左右的平均时长。所以在前7个月的时候，我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直到2023年9月，超过平均等待时长，我才开始慌张。

我读博需要至少4年。像我这样的情况，再拖一拖，毕业基本就35岁了，已经到了被大厂淘汰的年纪，可能没有出路了。无论刚开始多么自信，当真正成为一个一年半都在“家里蹲”的废人，我有点不敢见人。

为了缓解焦虑，2023年9月，我报名了老家这边一个考研寄宿学校，和准备考研的学生一起去自习室学习。在家里是没办法学习的，我一直失眠。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人生毁掉了，就想通过用功读书的方式来缓解。在寄宿学校，每个人都会被分到一个自习工位，我住在最便宜的4人间，但只有3个人，另外两个室友是00后，都在考研。

我尽量让自己的作息和他们同步。早上8点起床，晚上11点多回寝室。但我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中间可能大量时间在玩手机，或者发呆，没办法长时间专注。我勉强维持一种学习的状态，这让我更有安全感。因为我无法跟人解释为什么一把年纪了，天天在家里无所事事，也不去上班。之前邻居问，我说是从外地工作过来放假的，但时间长了，大家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也不好意思（再）问。

但如果跟人说，他去学校读书了，就好像表示我还在社会轨道上面，没有完全脱离。在这期间，我也在找别的机会，给自己留后路，就重新申请2024年春季入学的硕士项目，最后拿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offer。如果一切顺利，能在1月15号开学。

我申请的是授课制的项目，学费生活费大概3、40万，靠我在大厂打工存下的积蓄勉强能支撑，但也属于一把豪赌了。

经历签证被卡这事后，面对未来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我有点发怵。在申请二硕时，我把国际关系或者可预测性放在了第一标准，只申请了新加坡和香港。有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学生们都在考虑国际形势问题，这两年香港和新加坡的申博已经卷到很夸张的地步。以前这两个地方算是大家觉得比较“水”的备选，现在变成 “国防七子”（在美国10043号令名单上的七所大学）大神们在卷的领域，我卷不过他们。

我打算曲线救国。先去读二硕，然后抱老师大腿，看能否进他的项目组读博。这也同样充满未知，压力很大。我目前的心态是，反正人生都玩成这样了，拼一把。

离职之后，我在的那家大厂一些不好的业务线开始裁员，大家都有点人人自危，好像互联网寒冬里，都要努力工作保住这份工。但这个时候我跳起来，主动不要这份工作，这要付出很多代价，这个时代也不鼓励冒险。

那个时间点我很勇敢，但当过了一年，我发现大量的从大厂被裁下来的人比我还厉害，会有点泯然众人的感受。失业已经快两年，我在工作上肯定是停滞不前的状态，当时我带的新人，已经做得比我好。

这些落差我只能跟亲近的朋友说。大家安慰我，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觉得大家天天这么螺丝钉地上班，就和社会接轨了吗？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一直都没“在轨”过。

对于更远的事情，我已经不再列很长的计划清单了，因为一切都不确定。我打算在寄宿学校住到年底，给自己放一小段假，然后开始新的征程。

申请到国家CSC  等待签证500+天

现在进退两难

我是中国石油大学石油工程毕业，在2022年6月初拿到了CSC（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国家公派留学奖学金，打算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读博。当年6月20号我递交了签证申请，然后进入等待，到现在已经500多天了。

这期间，我尝试过各种方式催签，几乎所有路径都试过了。阿尔伯塔大学也帮我们催促过。2022年12月，跟CSC学生对接的外国老师收集了我们公派去阿尔伯塔大学还没有下签的个人信息，以学校的名义联系移民局以及相关机构，前后帮我们问过两次，也没有消息。2023年夏天，国际处的老师给我们开了一个线上会，他说，从学校的角度来说，他们尽力了，但是没有办法，建议我们找好PlanB，能改派去别的国家就尽早改派。

我们这些学生就卡在这里动不了，大家会进一些等签群，分享彼此的进展。我们不断猜测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签证下不来，发现没有一个固定的变量，单一的因素。理工科有进安调流程的，文科也有。国家公派的有，拿全奖的也有。

后面，我尝试过找埃德蒙顿市的一位州长。他们有公开电邮，我确实联系上了，州长回信说，他给移民局发过邮件，问我的签证是什么情况，显示还在安全调查中，他爱莫能助。

我也尝试过留学生最后能走的路径，就是申请“强制令”。前后花了5000多块钱，让中介帮我上传了相关资料，但2023年2月，收到的回复是被驳回了，没有给理由。

在阿尔伯塔大学，我的导师是中国人，2022年我原本想直接申请延期，到2023年春季入学，但我的导师允许我先注册，在国内上网课。目前一共修了3门课，剩下的没办法线上授课。

现在我进退两难。放弃太难受了，而且对于我们博士来说，当你选定一个方向后，想出成果是很漫长的过程。把一个小的领域研究好，已经很花费精力了，不是想换方向就随时能换的。我如果重新找博士项目，要找和现在的研究方向沾点边的，这么一筛选，留给我的选择就比较少了。学术之路越往后走，路径是越窄的，每个人都在一个小小的方向上深挖。

如果最后签证下不来，我之前读的课程，在开展的个人研究，相当于全部归零。这两年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和我同期出去的，如果是去英国，博士一共3年到3年半。也许我还没入学，人家都快毕业了。我感觉在时间上的差距会被越拉越大，尤其是国内学术圈这么内卷的情况下。

我现在找工作，也已经失去了应届生的身份，很多路走不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有一家研究所愿意录取我，并答应给北京户口，我给拒绝了。在一个好的选择和一个未知的选择前面，我选择了未知，选择了学术。你让我放弃学术的这条路，我真的难以割舍，虽然这是一个特别枯燥而漫长的过程。

研究生毕业后，我住在家里，父母倒是没给我太多压力，但肯定担心我的前程。尤其是最近，我高中同学都开始结婚了，1997年生人，差不多也到了该走向人生下一阶段的节点了。但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儿。

如果国家公派的机会收回了，我自费读博的可能性很小，负担太大了。比如加拿大，自费的话一年就需要20万左右。英国就更贵了。

现在我只能努力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不让自己彻底闲下来。但晚上躺下还是会失眠，想签证的事，刷刷手机，一下子就凌晨一两点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继续等待。

（注：2023年12月30日，新年来临前，这位同学发来消息，他的签证有进度了，安调程序终于结束，需要补交最新体检结果。虽然还没有完全下签，但至少看到了曙光。）

“优等生里的优等生”  等待签证600+天

成了一个烤蛋糕很好吃的人

2022年4月，我还在读大四下学期，第一次提交了加拿大学生签证的申请。当时我放弃了许多其他选择，包括本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保研、清华北大直博的机会，也放弃了香港大学、帝国理工等名校的offer，坚定地选择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我是很普通的家庭出身，不像一些同学可以依靠家里的钱自费出国念书，拿到的是多伦多大学直博的全奖offer，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再加上导师的研究方向也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对这所学校充满向往。

申请签证的初期一切都很顺利。当年7月末的时候，我被通知要求体检，这是常规流程，接下来是（收到线上发出的）确认信，并把自己的护照寄出。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寄出护照的第二天，我的确认信被撤回了，接着就进入了安全调查，一直等到现在。我被迫进入一种失业又失学的状态。

刚开始半个学期还好，后面我陷入了严重的自我怀疑。同级的同学很多顺利出国了，他们经常发各种帖子，抱怨实验做不出来，论文写不完，我看到会觉得非常难过——为什么我连做实验的机会都没有？我只能在本科这边的实验室打杂，还没有工资。

察觉自己心态变化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出去旅游，想通过这种方式缓解一下情绪。桂林、北海、长沙之类的，最后又回到合肥，在学校继续做没有工资的科研助理。当时我已经不能住在宿舍，又租不到房子，本来想在酒店短期住几天用来周转。但状态越来越差，整夜失眠，就去看了医生。

我被诊断出重度抑郁，同时还伴有重度强迫行为。我问医生这是什么？他说就是每天至少6～7小时在想同一件事。确实，我每天都在焦虑没书读这件事。

那段时间我不愿意和任何人打交道，在合肥那家酒店里躺了一个月，几乎不怎么出门。科研助理的活儿也完全停了，我告诉导师自己生病了，他们让我好好休息。反正我是个打杂的，去不去影响也不大。

吃药会导致嗜睡，我基本每天要睡十几个小时。醒来也是躺在床上，0社交，我有点逃避去见其他的同学，因为每个人见到都会问我，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除了昏睡，其余大部分时间我在打游戏。本科毕业之前，我从来没有打过游戏，那段时间我疯狂沉迷在里面，从“小白”状态开始打王者荣耀，一直打到王者段位。

偶尔，我会出门去泡澡。我是东北人，泡澡是一种基因，也能缓解压力。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运气好一点，家里一直给我提供生活费，帮我撑过了那段时间。很多人拿不到签证，就真的没有书读了，可能求学之路到此为止，被动地失去了人生很重要的机会。

我经常会复盘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我申请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和学量子或者计算机的比起来，我们专业并不敏感，也不是什么高精尖产业。往年也只听说过学长学姐去美国留学签证下不来的情况，但即便是这样，也会收到拒信。不会像加拿大签证这样卡在那里没动静，我申请到今天已经一年多了，根本得不到回复。

以前，我一直相信努力会换来好的结果。我从小就属于那种“别人家的孩子”，一路是优等生里的优等生，即便到了优等生扎堆的中科大，成绩也在全院排前7%。

我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办法做到顶尖，一路是优绩主义赛道的成功者，按照既定的程序走，包括申博这件事，感觉也是在一个赛道里待久了，非常自然的选择。身边成绩好的，大家都申博了，我不申请会觉得可惜。我好像从来没有深入想过自己想干什么。

但拿不到签证这件事，让我明白努力和成功之间并不直接相关，还需要一些运气。

我用了半年时间慢慢走出抑郁。没有具体的事件，这是一个和自己和解的过程。人生可能不一定要执着于一条赛道，说不定去不成加拿大对我来说是更好的安排。如果不是这次经历，我可能仍然会为生活里出现的挫败而焦虑，现在我心态变得更松弛一些。

我在外面重新租了房子，同时在打好几份工，辅导别人托福，或者做一些水质采样工作。之前我还去海洋馆兼职，一天100块，但可以看到很多动物。以前我从来没做过饭，现在我又会做菜又会烤蛋糕，我觉得我开个蛋糕店也能养活自己，我做得真的很好吃。

现在我在努力攒钱，打算先申请德国的硕士项目，学费相对便宜。我们那届学生申请时，因为疫情，没有去做短期交流且拿到国外教授推荐信的，但在下一届，他们都拿到了，导致我们的竞争力没那么强，我根本没办法申请到跟我原来那届同档次的学校。

如果一切顺利，能赶在2024年秋天入学，比我同期的学生晚了整整两年。我也在学习德语，为之后融入那边的语言环境做准备。

不过没关系，就算申请不到也没关系，起码我还是一个烤蛋糕很好吃的人。

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极昼工作室，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声明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