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高校已经放弃了标准化考试，理由是有利于增加校园的多元性。然而，相关研究并未支持这一理念。新冠疫情期间，众多大学暂时废除了SAT和ACT的考试要求，引发了对标准化考试价值和作用的广泛讨论。这种趋势反映了长期以来对标准化考试的普遍反对，很多人将这种改变视为高等教育公平的一大进步。目前，越来越多的专家和高校管理层开始重新考虑取消标准化考试的决策是否恰当。日益增多的研究显示，标准化测试成绩能提供关键信息，助于预测学生的大学成绩、毕业可能性以及大学后的职业成功。鉴于近年普遍的成绩膨胀现象，标化成绩已被证实比高中GPA 更可靠。在取消标化成绩的情况下，招生官很难区分哪些申请者更有可能在大学成功，哪些可能会遇到挑战。研究者指出，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裔学生，标化成绩尤为重要，有助于发掘学员的潜力。这些学生群体的平均成绩可能不如富裕社区或白人和亚洲学生，但对于背景较为贫困的学生来说，良好的标化成绩常常意味着学生巨大的潜能。布朗大学校长克里斯蒂娜·帕克森近期提到：'标化成绩比高中成绩更能准确预测学生未来的学术成就。”作为重新引入考试要求的少数学校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的招生院长斯图尔特·希尔表示：“仅有全A的高中成绩并不足以判断学生是否能在大学中取得成功。”Opportunity
Insights 发布的一项研究关注了包括常春藤联盟八所学校以及杜克、麻省理工、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在内的所谓常春藤加学校。该研究发现，高中GPA与大学成功之间的关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研究人员发现标化考试成绩与学生日后的成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2020年，加州大学系统的一个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得出结论，标化考试成绩比高中成绩更能预测该系统九所学院的超过230,000名本科生的成功。委员会还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化考试成绩的优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弗里德曼指出“准化考试的预测力远超公众辩论中的普遍认知。”随着最高法院去年对平权行动的限制，大学招生的变得紧张。标化考试的辩论被卷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然而数据表明，对标化考试的批评可能走错了方向。如果将标化考试成绩作为多个因素之一，并且大学为那些克服逆境的申请者加分，SAT和ACT可以帮助组建由多元化且才华横溢的学生班级。重新采用这些测试有助于解决许多人对精英大学招生过程的不满。首先，标化考试很容易引起反感, 给学生带来压力。疫情为高校提供了一个摆脱这一传统的机会。另外，这决策也与政治因素相关。左派观点在大学校园中占主导地位，这使标化考试变得更不受欢迎。许多人认为标化不公平，在种族和社会阶层间存在巨大成绩差距。低收入、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平均成绩通常低于白人、亚裔和高收入学生。标化反对者担心，重新实行标化考试要求会降低校园的文化多样性。顶尖大学仅基于标化考试成绩做出录取决策，种族和文化多样性确实会下降。然而，几乎没有学校将标化考试成绩作为招生的唯一或主要因素。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应将考试成绩作为识别合格学生的一项标准。SAT的历史显示了一些复杂的视角。哈佛大学的管理层推动了标化考试的创建，将其视为一种识别来自各种背景的优质学生的方式。如今，支持标化考试的一个强有力理由是招生过程的其他部分存在更大的种族和经济偏见。富裕学生有更多机会参加费用昂贵的活动，比如音乐和体育。这些课外活动有助于加强他们的申请。很多富裕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辅导员会仔细打磨每个学生的大学申请。标化考试本身并非完全客观。富裕学生可以支付标化考试预备课程，并多次参加考试。然而研究表明这些优势只造成了极小的差距。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拉吉·切蒂与弗里德曼和大卫·德明共同进行了对常春藤加盟学校的研究。“这强化了观点，即SAT成绩中的差异是美国不平等的症状，而非原因，”切蒂说。换言之，SAT和ACT成绩中存在的种族和经济差距并不证明考试本身存在偏见。毕竟，衡量美国生活的大多数标准，包括收入、寿命、资产等都显示出差距。这并不奇怪：社会本身就存在巨大的不平等。问题通常不在于统计数据本身，废除这些统计数据也不会解决贫困问题。标化考试作为预测学生未来学术和职业成功的能力的数据不仅广泛，而且在持续增长。在对常春藤加盟大学的研究中，切蒂、德明和弗里德曼探讨了多种衡量大学成功的指标，例如学生是否表现得足够出色以进入顶尖研究生院或被理想公司聘用。研究结果表明，标化考试成绩是衡量学生未来表现的有效预测方法。相比之下，高中成绩在预测学生未来表现方面的能力显著逊色。这强调了标准化考试在高等教育招生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不仅作为评估学术能力的工具，还作为预测学生未来成功的重要指标。三位学者达特茅斯学院的布鲁斯·萨塞尔多特、米歇尔·廷以及布朗大学的弗里德曼进行了一项关于常春藤加盟学院的补充研究。该研究发现，在当前很多高中生都能获得A的情况下，高中成绩与大学成绩之间的关联一般。相反，标化考试成绩与大学成绩之间的关联却非常显著。那些没有提交标化成绩的学生在大学中的表现与成绩较低的学生相似。萨塞尔多特指出，尽管有人担忧SAT成绩可能仅是收入或种族的替代指标，但数据缓解这些担忧。研究表明，在每个种族群体中，分数较高的学生在大学中表现更佳。这一趋势在不同经济族裔背景的学生群体中同样适用，无论是贫困学生还是富裕学生。在大学招生中的各种主观因素中，尽管SAT和ACT有其缺陷，但它们提供了关于申请者进行高级学术研究的准备情况的有价值信息。这些标化考试为评估学生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标准，相比高中GPA成绩、老师推荐信或课外活动来说更为可靠。萨塞尔多特提到，“SAT能真实反映学生为大学学习做出的准备。”当询问大学管理人员是否了解显示标化成绩价值的研究时，普遍表示已经了解。但他们表示，担心重新实行考试要求可能会在校园和媒体中引发政治效应。2020年，加州大学系统在标化考试的预测价值方面采取了比大多数学院更激进的步骤，即使数据显示考试具有预测价值，也宣布不再接受任何希望提交标化考试成绩的申请者。麻省理工学院（MIT）已成为在重视多样性的同时实施标化考试要求的典型案例。在疫情期间，MIT暂停了两年的标化考试要求。但在审查过去15年的招生记录后，该校官员发现，被录取的标化考试成绩较低学生更有可能在学业上挣扎或退学。招生院长希尔强调，标化考试成绩并非学院当前使用的主要招生因素。然而，研究发现标化考试成绩在识别来自资源较少的高中且有可能在MIT成功的有潜力申请者方面非常有用。希尔解释说，没有标化考试成绩时，招生官面临两个不理想的选择：要么猜测哪些学生可能在MIT表现良好，这种猜测经常会出错，导致合格申请者被拒绝，同时录取了实力较弱的申请者；要么MIT需要拒绝更多来自劣势高中的学生，而录取更多来自私立和知名公校的学生。希尔表示，“一旦我们重新实施标化考试要求，我们录取了史上最具多样性的班级。拥有标化考试成绩很有帮助。”在MIT当前的一年级班级中，15%的学生是黑人，16%是西班牙裔，38%是白人，40%是亚裔美国人。约20%的学生获得佩尔助学金，这是针对低收入学生的联邦项目，其比例高于许多其他精英学校。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德明指出，“在没有标化考试成绩的情况下，最受影响的是那些在相对不知名的高中取得优质成绩的学生，这些学校很少有学生进入常春藤高校。标化成绩对他们来说是救命稻草。”同时，要求ACT或SAT的学院往往与大多数精英校园的强烈自由主义文化不同。例如，申请美国军事学院西点军校的申请者必须参加标化考试，佛罗里达、乔治亚和田纳西的顶尖公立大学的申请者也是如此。反对标化考试的强有力论点主要来自那些渴望从根本上改革精英高等教育的改革者。他们认为，美国顶尖大学不应只是挑选最优秀的高中生；相反，这些学府应利用其资源培养一批优秀的多样化学生，以此促进社会流动。关于标化考试的辩论实际上涉及到哈佛、麻省理工、威廉姆斯、卡尔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密歇根大学等数十所精英学院。这些机构的领导层认为，促进社会流动应是他们的核心任务，也是在申请过程中为那些克服逆境的申请者加分的原因。同时，大学还有追求卓越的使命。他们旨在识别并培养最有可能在学术和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学生。这些学生未来可能开展科技创新，研发治愈疾病，加速向新能源开发的转型，创立造福社会的非营利组织和公司。尽管精英大学管理层声称标化考试成绩无助于识别这类有潜力的学生。但证据表明，只要将标化考试作为招生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它就能同时促进学术卓越和校园多样性。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在招生决策中考虑标化考试成绩。这一支持态度跨越了不同的种族群体，显示出对此方法的普遍认可：
在当前政治两极分化的美国背景下，否定标化考试的有效性或认为它们适得其反已成为自由主义中的一种普遍观点。这反映了极化如何导致人们采纳不基于实证的立场。从表面上看，进步派的这一立场似乎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然而，数据却显示，这些政策有时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实际上损害了弱势群体。
在标化考试的例子中，这些弱势群体包括那些在标准化考试中可能表现出色但由于不必参加而未参加考试的低收入、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许多大学试图将这些学生从标化考试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剥夺了这些学生利用标化考试成绩改变自己生活和社会的机会。这种做法虽出自善意，但未能充分考虑到标化考试作为展示潜力和能力的平台所具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