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元夜校爆火，都市年轻人的Gap Night

2023年12月9日晚7点，我在北京市国贸附近的一栋写字楼里穿针引线。眼前的长桌上散乱摆放着花布、线轴、线剪和按扣，两台电动缝纫机搁在一角。围着长桌，和我一起埋头工作的还有其他五位女同学，我们都是这家夜校“手工缝纫班”的学员。

“这个藏针的手法我怎么一直搞不懂？”“你看我这反面走线还是有点歪。”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同学一边忙活，一边搭上话，眼睛丝毫没有离开手里带花样的小茶垫。

北京国贸写字楼里的夜间缝纫班（作者供图）

过去的一周时间里，她们都在为它努力着。一位同学说她昨晚睡前还在缝那朵菱形小花，差点把针落在床上。围着长桌，身边另外几位同学也探头互相看看进度，聊起针插的使用、划粉的成分，一时间，人仿佛身处上世纪晒着太阳的农家小院，正和邻居亲戚们纳鞋底缝被套。只有窗外的风声和拥堵道路上的汽笛声，提示我仍在冬夜里的东三环，身边的人则是附近写字楼里的上班族。

她们的热情也让刘国杰颇感意外，“不知道怎么就爆了”。她是手工缝纫班的老师，也是国贸这家成人培训机构的合伙人。2023年10月，她所在的机构第一次开夜校课程，首周报名人数就超过1000人。两个月后，他们在海淀区、朝阳区等地开出分校区，学员总数超过5000人。他们在“小红书”上开设的账号，每天同时有七八个人咨询报名，还因此受到了平台方的推荐。

夜校班里，同学们在学习插花（王攀 摄）

2023年以来，像他们这种在夜间开班的小型培训项目，现在流行说的“夜校”，越来越受到城市年轻人的欢迎。

刘国杰是上世纪80年代生人，除了做培训讲师，她还在上海经营着一家箱包贸易公司。在她的印象里，“夜校”这个词时隔30年后又集中出现在大众面前，还是在2023年下半年。8月11日，已经开办了八年的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开始了2023年秋季课程的招生，报名当天，有65万人上线“抢课”，当地媒体报道，最热门的零基础手工皮具体验课和烘焙课仅16秒就被抢光。在北京，刘国杰所在的机构原本主要面向成人做职场培训，也陆续有学员询问能否在晚上开课。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突然又想来上夜校了？”刘国杰一时没想出答案。但他们机构决定赶紧抓住机会，2023年10月，第一期夜校课程上线。开始的授课内容都是根据老师们原本的技能发展而来的。缝纫打版是刘国杰的老本行，所以开了缝纫课；一位原本教职场演讲的老师在北京电影学院受过表演训练，就来教即兴戏剧。

课程进行快两个月，接触了不少学员，刘国杰也琢磨出了“夜校”的一点门道。相比其他类型的培训班，收费低廉肯定是“夜校”吸引力的来源之一。500元12节课是目前行业内的基本定价。他们的机构采用“划卡制”，12次课不限于同一课程，“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不同的体验机会”。

夜校缝纫课教师刘国杰（王攀 摄）

就在我们围着长桌边聊天边忙针线活儿的时候，场地另一侧的“吉他弹唱课”正在同时进行。隔着一条布帘，那边忽而“一闪一闪亮晶晶”，忽而“陪你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这边拈针的同学也跟着轻轻哼唱，气氛颇为温馨。8点半吉他课程结束后，又来了一位教计算机课的小姑娘，于是布帘那头的声音又变成“你把这一行选中，双击，上移”⋯⋯每周二到周日晚上，这个场地内都有三堂“夜校课”在同时进行，有时这边在学茶艺，那边在大声学英语口语，这边在插花，那边在瑜伽冥想。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这环境当然算不上正式。但因为定价不高，很多学员的心理预期也相对较低，反而能有一点轻松的惊喜。拿我两天后上过的一节瑜伽课来说，练习场地其实就是把缝纫教室里的长桌移走，换上瑜伽垫而已。但因为学员人数不多，能有更多时间和老师交流，倒比之前在瑜伽馆里上过的课更令人感到亲切，好像自己在家做练习一样。我也是在这个班里，才放心地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次“肘倒立”。

夜校里，最受欢迎的课往往与“硬技能”提升相距最远。刘国杰本来预计招生量最大的是演讲，这也是过去他们机构里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但招生开始一周后，“手工缝纫”就在柱状图上一骑绝尘，成了后台咨询量最大的课程。

这倒是当下大城市夜校课程的一个微缩版本，轻松、亲切，很少涉及学历提升和职场晋升的“功利”需求。随手在网上搜索，分散在各个城市角落的夜校班几乎涉及了你能想到的各种内容，上海群众艺术馆的市民夜校有300多门课程，包括烘焙、评弹、芭蕾舞，北京正在开班的夜校也有声乐、演讲、木工、簪花等，我甚至还搜到过一门教授“果木烤鸭”的课程。和上个世纪的工余夜校相比，我们与其说是在上“课”，倒不如说是上“兴趣班”。

我上一次学习缝纫就是在一个兴趣班里。那是20年前读小学的时候，每天下午的两节课上完，4点钟会有一个长达40分钟的大课间，同学们可以彻底放松一阵，在跨班级的课外小组里，绘画班围着长桌画画，声乐班排队练声，软笔书法班的同学老是带一股墨汁味回到教室，足球班经常有人挂彩。我则在一位数学老师发起的缝纫班里第一次学会缝扣子和织围巾，课上，那位平时总黑着脸的老师会变得格外爱表扬人。

《康乃馨》剧照

沉浸在一种混杂了怀旧与温情的情绪中，手里的活计也快完工了。因为是第一次上课，我做的是手工缝纫课里最基础的收纳包，两块裁成长方形的布料，单线缝制后翻正，折叠锁边，缝按扣。成品虽不很完美，锁边时好几次回错了方向，线迹都歪了，但完成后还是感到心满意足。我掏出手机拍照发给朋友，这才发现，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两小时。这两个小时里，我没有想着工作，也没有看剧、听播客，却一点都没觉得无聊。

第一次上课时做的收纳包（作者供图）

想联系上庄玲不太容易。这周她一直在忙着做一只羊毛毡口金包。羊毛是自己买的精纺，在家染色，再用肥皂液一遍遍搓洗，做出湿毡羊毛片，晒干后在上面刺好纹样（一棵圣诞树），填球，剪开，上口金。一整套流程下来，就把一周后所有的下班时间都填满了。因为手上总是有活儿，她只有睡前才能用手机回我的信息。

做包的手艺都是从夜校里学来的。过去的一年里，庄玲在上海市民夜校里连续报了春季和秋季两个班，她也是2023年8月16号秒抢到零基础手工皮具体验课的幸运儿之一。

在这之前，庄玲的生活主要围着钞票和账本转。她是上海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一开始是做柜员，后来转到后台。银行的工作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上班、下班、清点、轧账、点库存，每天完成好规定动作，精神却一天天萎靡，只有在脱掉工服汇入人群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人有了点生机”，因为在过去的8小时里，没有人会真正看见她的脸和眼睛。

回家脱掉衣服就躺着，但到半夜都还在玩手机，第二天匆匆吃口饭又要挤地铁。上海疫情过后，连续44天没怎么见人的庄玲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了。周末爬山、摄影、做瑜伽，尝试了一圈之后，她被大学同学拉到了夜校。

“最开始以为活动只针对社区的老年人”，庄玲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小时候学过画画，她第一次报的是水彩班。学生比想象中要多，大多30岁上下，“百分之八十是女生”。内容也挺深，庄玲跟着老师打了一次线稿，发觉这并不是一项“消遣”，而是实实在在的课。

上课的感觉和其他活动都不一样。庄玲给我发过一个小红书上的链接，叫“去除班味儿”方法合集，具体做法包括：在“12306”找到3小时以内的高铁线，周末切换城市感受生活；周五放纵日，吃顿火锅；在工位准备一支自己喜欢的护手霜⋯⋯过去一年里，这些她都尝试过，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上夜校。

我开玩笑问她是不是“东亚做题家灵魂觉醒”，她却在电话里一本正经地和我分析，同切换城市和闻护手霜相比，上课肯定有痛苦的感觉，你被课程要求和自己的水平束缚住了，必须按部就班完成任务，但一旦坚持下去，任务奖励又是即时可得的，这次课学会填色，下节课就能用得上，时间久了，进步累积，当你发现自己能画出一个还不错的作品时，更大的喜悦也随之而来。

“人其实是喜欢有一定程度痛感体验的，”庄玲总结她的发现，“一直吃甜的东西是在哄着自己的味蕾，但没多久就腻了。去上课，你很少会觉得腻，因为永远有你做不到的挑战，好像吃辣椒一样。”

陶艺师柴鑫杰同意这种说法。他在宋庄开了一家陶艺工作室，除了帮附近的艺术家做衍生周边，帮美院的学生做毕业作品，也做过成人陶艺培训。但宋庄地处北京最东头，学生往往要折腾两个小时才能到工作室，很难维持连贯课程。11月中旬，他和朋友一起在朝阳区租到场地，开了间陶艺夜校班，第一期报名人数就超过5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陶艺零基础的学员，柴鑫杰挺高兴，觉得这或许是能让北京陶艺氛围变浓郁的途径。

在他的课堂上，我问柴鑫杰，夜校形式的课程和我们熟悉的陶吧体验有什么不一样？他回了我一句话：“和真正的学习比起来，体验‘没意思’。”

他解释，陶吧的体验偏重服务，店主的目标是要帮助客人初步了解陶艺，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件作品，作为消费者，一切都轻松愉快。但真正的陶艺学习却有标准，要提要求，要维持固定出勤，也可能充满疑惑、挫败和痛苦，做老师的有时也跟着着急，可“等他有进步，你也有成就感”，这些都是柴鑫杰口中“有意思”的根源。

陶艺师柴鑫杰（右）和他的同事王安邦一起开了陶艺夜校班（王攀 摄）

我旁听的那晚是一节拉坯课，正赶上北京大降温，6点半，同学们从北京城四面八方赶到南四环附近的课堂，脱掉羽绒服就开始找板凳自己揉泥。一大块陶泥要揉到均匀无气泡，再小心端到机器旁边，再定中心、开动转轮，分头练习。

上课了，一群人围成圈，一项一项盯着老师演示，一位学员开玩笑：“把老师的手和我的换一下行不行？”她是从三里屯那儿下班后坐了40分钟地铁才赶过来的，现在课程过半，才刚学会拉素坯。柴鑫杰告诉我，拉坯班最考验人的时候到了，同期的手捏班学员已经能做出一两个作品，他们还依然只能不停地练基本功，看着亲手做好的杯盘碗盏一次次重新变成泥土。

但也只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最后的完成才格外令人兴奋。老师的演示完成后，那位学员在角落里找了台机器，重新练习做小杯子。这次，她试了试用老师教的方法，两手食指配合着固定立面，轮盘转动，这次杯子没再变形。看着她专注的神情，我突然想到，人类的大脑会遵循一种模式，当新的发现和顿悟产生的时候，释放大量多巴胺，从而产生极度愉悦的心理感受。

在各种夜校群里潜伏，我经常看见缝纫班里，有同学半夜长吁一口气，把自己刚刚缝好的作品拍照发出；陶艺班里动不动就有人发来照片，说要做这样或那样的罐子；一个教木质刻章和拓印的班，已经有同学买了“超纲”的材料，把手都磨破了皮。

陶艺课堂上的作品（作者供图）

我则在第一次课后就找出自己去年扔在柜子里的一条没织完的围巾，在网上连续搜了好几个针法视频，花了一个下午奇迹般地把它收了尾。

19世纪的夜校创办者们应该不会想到，100多年后的人们会通过上学来休息。

若要追溯“夜校”的教育形式，是始于19世纪的欧洲。为了帮助普通工人利用工余时间提高文化水平，政府开办各种形式的夜校、职校和函授班。当时，意大利的劳工组织为了应对民间罢工的压力，想到利用工人们一天中最整块的闲暇时间完成文化基础普及，减少文盲数量。从那时起，上夜校就被视为工人实现智识跃升的标志之一。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尽管夜校的课程内容几经更迭，但它所代表的“积极”“勤奋上进”的印象一直没有改变，尤其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的时候，总有一些年轻人想到利用万籁俱寂的夜晚完成充电、冲刺。20世纪末，由于人们对职业技术培训需求增长，夜校在全球各大工业城市都得到普及，这就是中国人更熟悉的改革开放后的各种职业夜校。

《人生之路》剧照

可对现在的人来说，如果已经花了一整个白天冲刺了呢？这时，夜校提供的学习时间反而成了生活里不可多得的停顿，或者用时下的流行词来说，是一个“Gap Night”。

在互联网上各种课程都如此丰富的当下，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出门上课？这几乎是我向每一个夜校学员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在夜校班里，同学们给了我几个答案。一个相对现实的考量是，在通勤距离较长的大城市里，平时出一趟门安排活动动辄一两个小时，着实需要斟酌。但到了上班的日子，反正“今天已经被上班毁了”，不如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学习看看，打发时间，所以周中的夜校反而比周末课程更受欢迎。

另一个答案来自庄玲。她告诉我，每个有课的日子都被她视为特别的一天，出门前要带上双肩包，下课后脱掉工服背起包，好像一下子回归学生身份，成了十年前的自己。夜晚上课还给了她一个名正言顺不回信息的理由，和同事朋友解释了几次，晚上就很少再有人联系她了。“你想象一下，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坐在阳台上喝酒时那样，阳光洒在肩头，如同自由人。”庄玲开了个玩笑。

听着她的解释，我眼前仿佛也出现了一个透明但坚固的空间，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属于夜晚的区域里，课程是什么反而不再重要，关键是只要进入其中，人就可以被暂时豁免于常规生活之外。

自由摄影师杨杨同时是缝纫课和陶艺课的学员。因为日常工作不需要坐班，她自认不是个“标准受访者”。她告诉我，对于夜校，自己的期待来自2022年夏天在景德镇学陶艺的经历。她早就对陶艺有兴趣，在社交网站上也总是特别留意各种各样的手工陶器，一看见好看的就放进收藏夹。尤其是那些“手捏大陶罐”，更让她觉得神奇，不用转机器，就能做出各种形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去试试呢？她在网上报了班，飞到景德镇租好房子，整整在那儿待了两个礼拜，“每天的课从早上到晚，但人一点都不累，你什么都不用想，就在那儿做东西，天自己就黑了，人特高兴”。

杨杨是个兴趣广泛的人，上大学时自学摄影，后来做成了本行。上班后又练过快7年的爵士舞，偶尔还约朋友出门骑行、画画，但很久没有一件事像景德镇那次一样令人快乐了。

除了学习带来的心流状态，和强制“不能碰手机”的与世隔绝感，柴鑫杰还特别强调了学习氛围的助益。小组互助学习，也是夜校一开始就有的特征。起初是因为夜间教师稀缺，后来的教育者们则发现，这种学习模式更适合成年学生。柴鑫杰的夜校班每次都有近20人一起上课，和过去在宋庄孤零零两三个人的上课体验完全不同。人少的时候没有比较，自己一个人回家捏泥固然沉浸，进步速度也慢，尤其是基础班，“你出问题的地方我没有，学生自己就可以互相指点”，大家一讨论，动力就更足了。

一开始拉庄玲上课的那位大学同学，就是为了这种氛围而来的。她告诉我，自己过去也通过网上的小组报名去佘山徒步，去市集打卡，到滴水湖环湖骑行，但过了30岁，在上海也待了快10年之后，她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已经失去了一开始的探索欲。对生活的要求也不再是“体验”，而是期待更深更慢的连接，这时，城市青年小组安排的活动也多少有点不合适了。

“我觉得自己需要的不是‘搭子’，而是伙伴。”我请庄玲的大学同学解释二者的区别，她没有给出特别确切的答案，只告诉我，“搭子”的作用可能是提供陪伴，缓解孤独，伙伴则可以不一直在，但每次见面都能有相对深入的交流。因为夜校，她和庄玲的关系也变得比以前更密切了。她俩虽然住得不远，但一年顶多约两次吃饭，但过去一年，两人除了一起抢课、上课，还一起去杭州参加了次市集，把手工做好的耳环、包包都卖了出去，赚来的几百块也都一起在杭州花掉了。

《安娜》剧照

虽说是为工作，上夜校也给我带来了一点点改变。过去一周，我几乎每晚都出门，每天都和不同的人在地铁站分别，情绪状态比整天在家的时候更好。和不同课程的同学聊天时，还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同城活动资讯，他们还把我拉进了北京城郊游绘画群、密室群、二手市集群⋯⋯每次聊完，他们的结语都是，“那下次叫你一起啊！”

12月15日是个周五，我陪着摄影师去给采访拍照。那天正赶上北京初雪后的大降温，人们都躲在家里防寒，东三环久违地不堵车。在国贸附近的夜校里，缝纫、插花和英语口语课同时进行，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快下课的时候，缝纫课的同学掀开帘子，拿着手工皮具到插花班“串门”，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虽然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也因为眼下的课程有了交谈话题。

又过了一会儿，隔壁英语课也下课了，一群女生嘻嘻哈哈地挤在门口，想看看刚才声音洪亮的老师长什么样子。就这么一直聊着，快到9点半还没散场的意思。

看着他们，我想起刘国杰刚见面时跟我说过的一件小事，那也是她想在北京开夜校课的初衷之一。2023年3月，她在上海国金中心楼下的一家咖啡厅里闲坐，一位英国小伙子走过来，问能不能和她拼桌，见他俩聊起天，一个法国姑娘也顺势坐在旁边。到最后，一张六人卡座全部坐满。原本毫无关系的六个人，就借喝杯咖啡的机会天南海北地聊了几个小时，她原本郁闷的心情也消失了。“一杯咖啡47块钱，但这47块钱的快乐却是身边人给不了的。”离开咖啡厅，刘国杰想，“让我也搭一张桌子吧，复兴这种单纯的快乐。”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第52期，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庄玲、杨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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