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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九晚五,钱多事少,但我受够了这份工作

朝九晚五,钱多事少,但我受够了这份工作

职场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人毕竟是意义动物,做自知无意义的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感觉剥夺实验,它剥夺了你对世界造成影响的能力。

文 | 吴仲

1. “狗屁工作”

上午10点20分到单位。其实已经晚了,缩着身子躲进工位,领导信息发过来:小吴,上次开会的专家信息已经放在你桌上了,其他同事负责的也会陆续发给你,你整理一下劳务。手机又亮了一下,微信陆续跳出红点,同事把他们那儿的专家身份证照片一个个传到我手机。我心里暗骂,提议过很多次了,为什么不用邮箱?为什么不直接在群里填在线文件?但从没人理会。10点45分,我深吸一口气,戴上耳机,依次把那些模糊不清的文档拉到桌面上,再列一个Excel表格,开始逐行复制粘贴,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开户行信息……

《欢乐颂》剧照

中午饭点儿,前臂只剩下轴心扇形移动一种功能,盯屏幕的眼睛也快花了。那堆文件终于全部填进格子,调格式、保存、修改文件名、打印。午饭毕,启动另一份工作:把从上一位同事那儿拿到的稿件依次上传到某网站平台,调整好大标题,给小标题作黑体加粗,文末注明来源,加黑加括号——单位是个报社,之前和这家网站有合作,每天得发一篇稿上去,我嫌费事,就一次上传整个星期的7篇到后台,之后再按日期逐个点击推送。网站加载慢,每传一份都要等10分钟,我边听新闻边做,一共折腾了快两个小时。快到下班时间,又有电话来,说上级部门要搞评比,每人都得交前半年的3篇稿并填报名表,不用说,收集打印稿件、填表签名的事儿还是我的。

那是我在这家单位工作的第二年,算是半新不旧的熟手,除了应聘时说好的采访、写稿和编辑,我一入职就成了办公室的“行政助理”,上面提到的还不是我这份工作的全部,其他能想起来的活儿还包括:收集整个办公室的发票、粘贴整理报销、帮领导递送文件盖章拿回执、调整会议邀请函红头和字号并打印装订、和广告商及其代理人沟通图片、写报告、等签字、做数据、扫描文档、接电话、改PPT,汇总同事的证照信息,扫描转PDF文档后帮他们注册资格考试。

《我,到点下班》剧照

比我早两年入职的同事告诉我,这些是“新人”必经的一遭。她入职时还要更惨,每天要早起开门、给办公室打水,开会时要记录所有人的发言内容,放在文件夹留档,还得在出差时帮领导拎包订火车票,“你们这时候要好得多啦”,坐在工位上,看她嘴巴一张一合,用无所谓的语气聊过去几年的工作经历,我开始疑心这是某种服从性测试。

否则你实在没法解释,为什么会有人专门面向应届生发布招聘启事,出上6页笔试题,经3轮面试一个月考察,只为了招人给办公室打印机换墨盒。哦,也不全是这样,毕竟我只是负责监控墨盒,等出故障就给维修工打电话。

2018年,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出了一本名叫《Bullshit Jobs:A Theory》(中译《毫无意义的工作》)的书,第二年被译成繁体中文出版,2020年初一个朋友不知怎么找到电子版,发给我说:“我觉得你会喜欢这本书!”开会时粗翻一遍,作者所称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指的是那种“完全无谓,不必要或有危害,连受雇者都说不出这份工作凭什么存在,但基于雇佣关系又必须假装其重要性的雇佣类型”。不同于一般人理解的那种低薪、劳累又没有社会保障的工作(那在书里被称为Shit Jobs),他提出了另一种对“糟糕工作”的定义——它们不一定会直接损害你的身体,但会造成持久的精神伤害。比如“为了让某人感觉举足轻重”而存在的“帮闲”,“为了让一个组织能宣称它在做某件事”的“打钩人”,“只有组织有某种小错或故障,才需要他来工作”的“补漏人”。不幸的是,上面这些我都做过。

《毫无意义的工作》书影

有段时间,每天上班都像活在小说的世界里——一会儿是契诃夫,一会儿是卡夫卡。某天推条内部宣传微信,上司急匆匆打来电话,说配图不对,怎么某位领导的衣服第一张是黑色,第二张是白色?我惊讶,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吗?他声如洪钟,语气严肃:关于领导的事马虎不得,出问题就是重大事故。好在后来警报解除,皆大欢喜,原来那人开了两天的会,一天穿白色,一天穿黑色。

还有一年春天,单位突然要和主管部门办一个大会,全员出动,整齐肃穆。不过说是全员出动,真正干活的人倒不多,开一张单子,大家分得的任务大抵是:引导老同志上楼喝水、陪同专家入席、及时擦拭和整理展板。作为“新人”,我成了理所当然的“补漏大师”,先在专家入场前收到“楼下电子横幅红色太深,应该调浅一点”的指示,手忙脚乱改完后又听说,会后发放给领导的纪念册一定要用红缎带捆绑,但现在打结的方式不对,缎带也不好看,我必须立刻上楼,用剪刀给每根带子的尾巴剪一个“漂亮的豁口”。

剪完带子,还掉剪刀,背上汗涔涔回到会场,同事又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说开幕讲话结束会有个剪彩环节,等音乐一响,得有人及时、快速、准确地按下那个PPT的翻页按钮,赶在领导上台前让喜庆的大红色背景出现。他眉头紧皱,眼迸精光:“一定要快速按啊,和音乐配合好,绝对不能出丝毫问题!”我忍住想要笑出来的冲动——天啊,那PPT只有两页。

2. 数豆子

5年前,我从国内某高校硕士毕业,学的是新闻。当时就业形势还不像现在这么紧张,但同学们的出路早早地确定为两类,要么考公考编图个“稳定”,要么进互联网大厂做产品和运营“赚大钱”。“稳定派”和“赚钱派”目标不同,虽然互不干涉,但人在焦虑中总想证明自己的选择没错,隐隐地就有了分别心。记得有一次宿舍同学坐下来聊工作,有人问那个一直苦苦挣扎着等公考结果的同学:“你考的这岗是干吗的啊,你就不怕工作无聊吗?”她答:“只要能让我‘上岸’,就算工作内容是数豆子都行!”

接下来的几年,我经常想起她的“豆子论”。那时我既不属于“稳定派”又不是“赚钱派”,满脑子装着不合时宜的“新闻理想”,又找不到合适的去处。最后在父母的游说下,我出于惊慌、迷惑、虚荣和顺从——这些我花了很多年后才想明白——在反复游移间倒向了前者,决定入职这家隶属部委的编制单位。工作内容写得清楚,确实是采访、编辑和写作,不过真正进入那间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办公室就由不得你,它们马上变身成发票、报表和红色缎带。等意识到不对想问为什么,大人们诚挚地告诫我,这就是工作的必然。你必须接受它,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大企业的复杂管理流程也为“无意义工作”提供了土壤

他们确实是这样熬过来的。和大卫书里的场景略有不同,如果说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可供选择的职业还多些的话,在我老家的社会评价体系里,就只有机关、国企和编制单位才能算拿得出手的“正经工作”。奇怪的是,这些“正经工作”往往十分轻松,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曾无数次听大人聊起,谁谁谁白天到单位遛一圈就回来,谁谁谁能喝茶看报纸,谁只用应付一会儿工作,到点就下班接孩子……长大后,父母用三四十年的工龄向我保证,这样做准没错!

入职第一个月,作为编辑的我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办公电脑调试到最适合使用的状态,重装系统,安装浏览器插件,下载趁手又不带广告弹窗的软件;一件是做了张活动海报,我有意试探领导的标准,尝试了好几种风格和配色,还在其中一张加入时下最流行的素材。一周后,最终修改意见返回,全红背景,黄色黑体字,放大加阴影,定版。我回复“好的”,从此放弃在工作中加入任何创造性的企图。

《IT狂人》剧照

单位付工资,当然不全是让我做这些戴着耳机听听力也能完成的无聊事。我也得编稿子,不过很快发现决定稿件评级的不是质量好坏,大部分时候倒要考虑作者与领导的亲疏,还有“老同志”的面子。能争取上采访就更不得了,在这儿,有真实工作是种奖赏,因为那意味着一次露脸机会,做好做坏都招人厌。你往往经历无数烦恼和刺痛,得罪好几个人,才能做成一件牢靠的事。“帮闲”和“打钩”倒是一直在那儿,它们均匀地洒向工作的每一个缝隙,落地生根,自我繁殖,一个报告会变成另一个报告,审批要盖章,用章还得再写申请,申请需要领导签字,签字就得去办公室等人,正好赶上他不在,好了,今天工作全白费。这样的事每发生一次,就让人对自己更讨厌一分。

忍受这一切的同时,我也开始接触这份工作更“成熟”的部分,这时,深层的自我怀疑也慢慢涌现,几乎把我整个吞掉。

做记者要采访,而采访中最重要的是饭局——这是我工作半年后发现的奥秘。出差前,受访者大都是事先打过招呼,我们得开几场座谈会,和受访者一一聊过,带好录音和材料就可以回家。看起来不难。但酒桌上觥筹交错的氛围,是幼稚的我始终适应不了的东西。停留在采访地的每一夜,我都得浑身僵硬地坐在宾客位置,假装听进他们的话,把原本很好吃此时却如嚼蜡的接待餐吃下。

《关于我不结婚的十万个为什么》剧照

还记得第一次参加酒局,我是桌上唯一的“小朋友”,一群或“功成名就”或有求于“功成名就者”的中年人刚吃了没半个小时,就开始互相加微信,递名片,所有人都站起来互相敬酒,只有我埋头苦吃,事后被领导批评“不够懂事”。那之后半年,我在北方某省的酒桌上第一次被灌倒,酒怎么推都推不掉,我一回房间就吐了。还有一次,就连工作多年的同事也没能顶住压力,一顿饭把脸喝得通红,在返程的高铁上,他抱头扶着行李箱蹲在地上,请我帮他倒杯热水,叹气:“你说这是图什么呀!”

我也同情那些被派来陪我们的人。他们往往是地方政府和机构负责宣传接待的干部,除了喝酒,还得在饭局上殷勤添酒添菜,说上几句漂亮话。有一次吃到夜里快10点,人人都困倦,但又实在找不到理由散场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科长突然起身向领导告假:“实在不好意思,不能陪大家了啊,今天我得早点走了,儿子过生日。”见坐主位的男人点点头,他抓起大衣飞奔出包间,那速度我生平仅见。

我知道,没人想待在这儿。他们在表演招待,我们在表演接受招待,彼此心知肚明,只是共同完成一件不知谁先起头的滑稽戏。看着他空出来的座位,微醺中想起陈冠中小说里的一句话:“说我的这份工作,有吃有住,工作量轻,收入不错,说不上吃苦受气,可是奇了怪了,有一种比吃苦受气还难受的感觉,像掉在地沟一身脏,像活在异度空间。……我现在就是浑身不自在,自己负责控管别人,却好像失去自由的是自己一样。”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3.大猩猩

大学时爱看一部美剧叫《How I Met Your Mother》,里面有个一直想当环保律师的主人公,毕业后为了赚钱,他进入一家“邪恶的公司”做法务,为了安慰自己,他对朋友说,上班时,他就假想自己是进入猩猩群里的珍妮·古道尔,只是为了研究,才不得不装作猩猩的样子。但最后怎么样呢?他学会开黄腔,说“黑话”,用满不在乎的方式和朋友交谈,未婚妻看着他,说,“你正在变成大猩猩”。

《How I Met Your Mother》剧照

那是我第一次思考工作对人的影响。它永远不可能被控制在8小时之内,那占据了生命三分之一的事物,会不知不觉地改变你,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

工作的第三年,我出现了许多身心症状。每天不到5点就开始魂不守舍,装模作样刷会儿微博,盯着领导办公室的灯,巴不得借上卫生间的机会偷偷溜掉,下午6点到家,往往要在床上躺一个小时,才能恢复身体知觉,准备晚饭,开始“属于人的一天”。

怨气像重金属,沉在身体中无处发泄。我学会拖延,任何事儿都等到最后一刻才交办,老同事们早就学会这一套,对我的改变毫无反应。我渐渐明白了他们效率低下的缘故,既然工作本身就没什么意义,何不以无意义抵抗之?白天上班,我长时间地刷微博、逛淘宝,拖着朋友聊天,刷新已经加载不出的信息。晚上也很晚才睡觉,只为了逃避毫无意义的明天。再到后来,就连过去想写的稿子也变得无聊,即使有空也不想读书,因为心静不下来。

无意义的工作不一定会伤害身体,但会带来持久的精神损害

更严重的时候,我还会呕吐。有时开会开到一半,听到那些自己怎么都搞不明白的句子,就觉得晕车,想吐,得离席去门口吹吹风,到年底给上级写汇报材料,千方百计捅些大词儿上去,每整出500字,就得跑一趟卫生间洗脸、漱口。

新来的同事还有新来的烦恼,有人找到我问,为什么自己策划的方案总是不经解释就被毙掉?到底怎么把上千个数据整理到word文档里?怎么拒绝领导“干杂事”的要求?出差一定要喝酒吗?我不知如何解释,恍惚间也像那些“自古如此”的老同事一样,劝他们忍住,应付一番算了。

我不快乐,但没法和任何人谈论自己的苦楚。“赚钱派”的同学都已经赚到了钱,加班辛苦,见不了几面;“稳定派”的又很快结婚生子,躲进了家庭生活。家乡的父母见我在大城市找这么一份体面的工作,都觉脸上有光,和真的没日没夜劳作着的人们相比,我朝九晚五,钱多事少(“钱”并不真的多,只是相对“事”而言),更没有可供抱怨的资格。

积极心理学不是教育过人们吗,改变不了世界,就该改变看待世界的眼光,我想,要快乐起来,可能必须改变那种“它们毫无意义”的感觉,谁说这些事儿没意义来着?人们对意义的定义是不是太狭窄了呢?赚钱糊口算不算意义?又或者,工作一定要有意义吗?人难道不可以做一份自知无意义的工作,同时仅仅将它当成一份差使?……最后,就连对“意义”本身的思考也被消解,我自嘲,自己的苦恼太过矫情,多少年来人们不就是这样生活的吗?

2019年,我偶然结识了一位北京公交车安检员。出于好奇,就选了个周末陪他坐了一整天公交,他一天要在车上待16个小时,上下午两班共10圈,因为没有其他权限,他的实际工作内容只有一项:坐车。当然,不能坐下、玩手机或者打盹——第一项是身体约束,后两项完全是精神折磨,限制了他思想出逃的全部可能。一整天的行车循环最后,我双腿麻木,神经崩溃,也完全理解了我的安检员朋友,他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神情木然,但一开始说话,就怎么都停不下来。

我也理解了自己。人毕竟是意义动物,做自知无意义的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感觉剥夺实验,它剥夺了你对世界造成影响的能力。大卫·格雷伯在书里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的发现——天下最严峻的酷刑,莫过于强迫某人无止境地做一件显然无谓的事物,“你只管叫他把水从一桶倒到另一桶,把沙堆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再马上移回来,我敢说不出几天,犯人就会自尽。他宁可一死也不愿忍受这样的耻辱和折磨”。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

4. 战或逃

有段时间,我也像美剧里的主人公一样,假想自己是个正在做田野调查的研究者,逐日记录工作里或荒诞或滑稽的大事小事,想用这种方法使自己和工作拉开点距离。也尝试过朋友的建议,一下班就把工作扔开,做自己喜欢的,更能让自己“感觉还活着”的事儿。我甚至开始给工作稿留备份,采访完,先写篇田野观察发泄情绪,再上交工整可发的稿件,假装是在自我雇佣。简单点说,我几乎过上了双重生活。

《今天不可以报销》剧照

不过,“猩猩时刻”还是不期而至。有年夏天被派出采访,领导同事兵分几路,把我留在某地收集素材。不幸的是,他们忘了把更改后的计划告诉受访者,对方提前接到上级通知,说下午会来一个视察采访团,黑压压一群人等了整个中午,车上下来的只我一个。那个快60岁的领导随机应变,猛地和我握手,说要向我汇报工作,请我视察,做出指导。阔步走在上千平方米的园区里,后面跟着三个处长两个科长,我简直像果戈理笔下的钦差大臣,不得不粉墨登场,很有派头地“做了几点批示”。晚上又是招待宴,不能再充当靠门的地方只顾吃饭的小角色,也要模仿同事的样子,敬酒致辞,高谈阔论,对着满屋子的陌生人说出只有“大人物”才说得出的话。酒精中稍微清醒的时候,我看见银色汤勺反射出的自己的脸,一张变形了的宽阔的脸,带着志得意满、不屑一顾的神情,我后背一凉,那不是我。

后来想,那晚或许是这份工作最危险的时候。我悄然从“打钩人”变成“打手”和“任务大师”,从无聊转向有害。它用权力、安稳和隐秘的虚荣送来诱惑,让你慢慢接受由“他们”定义的意义,之后就再也不会感到痛苦,你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觉得那就是唯一的路,甚至非如此就不能活着。我想起领导某次对我的谆谆教诲,“你要上进啊,好好努力,以后还能服务更大的领导呢!”最糟糕的是,他是诚恳的。

不过好在我还不够“成熟”,总也装不像他们期待的样子。那天在园区里有个水幕现字的小装置,走到近前,旁边陪同的处长指着那个电子屏说:“您来给我们题个字吧!”真的绷不住,我当场就笑了。

是到离开的时候了。我知道父母不会满意,在他们心里,我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清闲、体面,赚钱不多不少,正好养活自己、照顾家庭。中国父母似乎从不相信所谓“calling”的存在,他们对子女有切身的心疼,又因为一生经见太多而变得犬儒,天然把工作视为人生的损耗。如果能少损耗一些,还能从理想的“公家”得到实惠,难道不是再好不过的局面?何况,我还是个女人。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被这份工作吸引的相亲对象,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一份轻松不费脑子的工作,简直是相夫教子的最佳预备。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剧照

可惜我做不到。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装作自己不是的那种东西。拜这份工作所赐,那时的我好像比过去更明白了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都说生物遇到威胁时的反应策略无非“战或逃”,但在我这里,离职并不是“逃亡”,它更像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大行动,经由工作,我得以重新明确自我。

毕业几年,身边朋友们也连续换了几拨工作,他们的供职单位有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互联网公司,几乎所有人都曾遇到过和我类似的问题,大家坐下来,抱怨工作的时间倒比讨论情感危机的时候更多,一位做心理医生的朋友对我说,她的咨询者里,因工作陷入抑郁状态的占到一半以上,赶时髦的人造出“内耗”的词儿,说这是没受过生活毒打的年轻人的必然结局。

但这不是脆弱,工作的时候遇见不同职业的采访对象,他们中有真正把时间投入到自己想做的事情里的人,和这样的幸运儿谈到工作,尽管也有眼泪和失眠的夜,但他们的眼睛总是亮的,令人羡慕。前阵子看到一个说法,所谓“志业”,就是去做一件你认为有意义的事,即使它会让你痛苦。

《何者》剧照

离职前,领导找我谈过好几次。那已经是“内卷”流行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舆论场上“稳定派”拥有压倒性优势,听说我要离职,他大感意外,不停追问我“真正理由”。我说服不了他,但又不想用“结婚”“赚钱”“考公务员”的老三样应付,只好迷迷糊糊说讲了自己关于意义的困扰。他睁大眼睛:“你这样会很辛苦的,你明白吗?”我点点头,表示同意,还有感谢。

感谢他和这份工作,让我终于想明白好多事儿,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也许生命的过程必然意味着磨损,任何回避它的尝试都是徒劳,我们唯一能选择的只是以自己相信的方式将之消磨。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37期)







排版:耿耿/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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