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着钱多事少的工作，他为什么还不快乐？

收假第一天，你还好吗？如果现在给你一份工作，没有KPI，每天午饭后可以溜达3小时，一提辞职老板就主动给你涨工资，你愿意做吗？有人不愿意，而且他还各种「作」，希望老板把他辞退。

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大卫·格雷伯看来，上面说的是一份「狗屁工作」，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美好，却能摧毁一个人。是不是觉得违背常识？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我们将格雷伯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分享给大家。有句话说得好，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同样地，未经审视的工作，或许也不值得做。

在此我想先问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何狗屁工作是个问题呢？或者这样问更精确些：为何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会如此频繁地导致人们痛苦呢？

狗屁工作定义：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单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讲不通，毕竟我们正在探讨的是那些收入稳定（而且往往颇丰）却无须做事的群体。按道理说，既不用做事又可以拿钱，这样不应该觉得自己的运气好极了吗？尤其这些人多多少少又对自己的时间拥有支配权。

虽然确实偶尔有人跟我表示，自己处在目前的岗位上实在是太幸运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跟我说的人真的很少。事实上，大量狗屁工作从事者非常困惑于自己的感受，不明白为何这份工作让自己感到如此一无是处甚至感到抑郁。这种无法解释和无法理解——这种讲不清自己究竟处于什么境况，也看不懂这种境况的问题所在的状态——往往会加重他们的痛苦。

古罗马战舰上划船的奴隶至少知道自己正在被压迫，但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计算机假装工作7个半小时以换取每小时18美元报酬的你，或者作为咨询公司初级员工没完没了地主持一场场一模一样「创新」研讨会然后拿到5万美元年薪的他，却完全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只是备感困扰。

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说法，说人类总是倾向于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会选择用最少的付出，不管是时间上的还是精力上的，来换取最大的利益。这样的说法我们多半是同意的，尤其是我们抽象地探讨这类问题时。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经验也好，我们身边人的体会也好，统统在告诉我们这样的说法漏洞百出。

根据我们对人性的理论分析预判，人们遇事后的处理方式和人们真正遇到事情后的处理方式几乎从不重合。对此，唯一的合理解释只能是，起码在某些关键点上，对人性的这些理论分析出了错。

我想探讨的不仅仅是人们从事无意义工作的时候为何如此不开心，还想更加深入地思考这种不开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人性以及人类本质。

我先来讲个故事吧。有个年轻人叫埃里克，他有生以来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就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没有意义到有点滑稽。

埃里克：我有过许许多多糟糕的工作，但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可以说是狗屁工作的是十多年前读研究生时我的第一份「职业工作」。我的工作是为某家大型设计公司提供界面管理服务。该界面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其实就是配有图形用户界面的内部网络），这家设计公司位于英国各地的7个办公室就靠它来进行信息共享。

埃里克很快发现，之所以需要他这个岗位，只是因为公司内部沟通上存在问题。也就是说，他是名拼接修补者：这个内容管理系统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完全是因为各位合伙人无法做到拿起电话互相沟通协调。

问题是，埃里克很快就发现自己做的其实不是拼接修补工作，而是打钩工作。公司其中一位合伙人强烈要求搞这个界面系统，而其他合伙人其实不愿意，但是表面上都不说，全部假装没意见，然后私底下又使各种手段来阻碍这个系统的实施。

这份毫无意义的工作很快就促使他做出了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反抗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反抗行为也越来越明显起来）。

埃里克：我开始迟到早退，公司的「星期五午餐来杯酒」政策也被我执行成了「每天午餐都来一杯」。工位上我就敢看小说，午饭后散步也能持续三小时。上班时，我经常脱掉鞋子，左手一份法国《世界报》，右手一本法语词典《小罗贝尔》（Le Petit Robert），法语阅读能力得到了迅猛提升。我受不了了想辞职，但是老板不同意，还给我加薪2600英镑，我只好勉强接受了。他们需要我，恰恰是因为我不具备优化软件使之生效的能力，而他们就是不想让它生效的，所以愿意花钱养着我。

随着时间的推移，埃里克的行为越发出格，他希望能逼到老板忍不下去把他解雇。埃里克开始醉醺醺地来上班，并伪造出各种虚假「商务差旅」，拿着公司的钱去参加根本不存在的会议。

在经过大量努力之后，埃里克终于被换掉了。

发生在埃里克身上的这段故事最值得我们注意的点在于，许多人会觉得埃里克这份工作简直就是梦想中的工作啊：什么都不用做却可以领大把的钱；几乎处在无人监管的状态下；工作中没人不尊重他，还可以钻公司制度的漏洞。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渐渐被摧毁了。

到底为什么？

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是社会阶级的问题。埃里克这位年轻人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他的父母是令人尊敬的工厂工人。当时的他刚刚踏出大学的校门，对未来充满期待，却猝不及防地获得了「真实世界」的初次体验。这个体验令他受了不小的刺激。

在这里，他遭遇了这样的真实世界：第一，在管理层的中年人眼中，任何一个20岁出头的白人小伙子多少都算个计算机高手（哪怕像埃里克这样，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任何计算机专业培训的人）；第二，只要目前还需要，给埃里克这样的人一个轻松且高薪的岗位就不算什么；第三，他们根本就把埃里克当个笑话。埃里克的岗位真的就是个笑话，他的存在就是合伙人之间恶作剧的产物。

而且他根本找不到任何办法从自己的工作中解读出哪怕一丝丝意义来，这一点最终把他逼疯。

养家糊口这样的理由他也没办法用，因为他还没有成家。埃里克所在的阶级是以劳动为荣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制造、维护和修理东西，并以此为荣，这个阶级的人们觉得一切理应如此。于是自然而然，埃里克觉得上了大学进入专业领域之后，自己将要从事更加高大上的劳动。可现实恰恰是因为他「不具备」某项能力，反而获得了这份工作。他一次次尝试辞职，公司却一次次给他加薪。辞职不行，那出格行不行？还是不行。不管他做了多么过分的事情，公司还是留着他。

他试过挑明公司的问题，也试过拙劣地扮演别人想要他扮演的角色，可这一切都是徒劳。

在更深层次上，埃里克身上发生的事情，几乎反映出了狗屁工作从事者所经历的一切痛苦。这种痛苦不仅仅源于目标感的缺失（虽然茫然无目的肯定带来了痛苦），还源于工作中的虚伪。

前文中我提到过，电话推销员通过欺骗或者施压的方式，来促使人们做出与他们自身真实利益相违背的消费决策，这种时候，电话推销员心中是会产生愤怒情绪的。这种情绪很复杂，甚至还没有现成的叫法。毕竟，说到骗局，我们脑海中浮现的都是行骗大师。而行骗大师往往会被我们浪漫化看待，他们耍着花招，离经叛道，我们甚至会钦佩他们，因为他们确实是行家，哪怕精通的是骗术。正是因为这样的浪漫化形象，行骗大师成为好莱坞电影中一类为人所接受的主角。行骗大师享受自己的所作所为，然而，「被迫」欺骗他人的电话推销员和行骗大师所经历的完全是两码事。这种情况下，你很难不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你和那个正在被你骗的人的处境其实没什么不同：你的老板操控着你、强迫着你，通过你又操控和强迫着电话那端的受骗客户。只不过，你还多了一重羞辱，因为你还背叛了电话那端给予你信任的客户，你辜负了原本不该辜负的人，你们本该是站在一边的。

在我们的想象中，狗屁工作带来的感受绝不该是这样的。毕竟，作为狗屁工作从事者，如果你在工作中欺骗他人，那这个「他人」正是你的老板，而你的操作老板是完全允许的。但不知为何，在许多反馈者口中，正是这一点深深地困扰着他们。花言巧语诱骗他人成功之后，你没有满足感，你甚至没有办法将自己编造的谎言进行到底。大部分时候，你也无法将他人编造的谎言进行到底。

你的工作就像某个老板忘了拉上裤子的拉链，所有人都看到了，但大家都不会点破。而这似乎也加重了无目标感。

如果前面的论证没有错，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埃里克之所以会遇到问题，正是因为他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做好面对当代工作场所毫无意义这件事的充分准备。他通过了旧有的教育体系（有部分保留到了现在）。旧有教育体系旨在帮助学生为将来真正做实事而做好准备，这就使得他对未来产生了错误的期待。埃里克的幻想破灭，他受到了打击，久久无法走出来。

或许吧，但我不觉得整个情况就是如此，这里有更深层次的事情在发生。埃里克的情况可能是少数：毫无准备，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就迎向了他毫无意义的第一份工作。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的的确确认为无意义是一件需要用忍耐去对待的事情。这里就有冲突了。因为我们所有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都被教导着将埃里克的这种工作（活儿少钱多）视作极大的幸运。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首先，我们不妨问一问，为何我们会做出「活儿少钱多」的人「应当」觉得自己幸福这样的判断？我们对人性做出这样的判断有什么依据？

显然，我们可以看看经济学理论：这样的判断在此直接形成了一门学科。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经济人」即「理性经济人」（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做事、行为可被预测的典型人）的行为主要通过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来驱动。

经济学家拿来迷惑客户或公众的数学等式都基于同一个简单的假设：所有人，只要拥有自主支配权，就一定会采取性价比最高的行为，他们会选择那些消耗最少却能获得最大收益的行为。正是这个假设的简单特性造就了经济学中各式各样的数学等式：如果我们承认人性的复杂、接受人类行为动机的千变万化，那么计算中要考虑的因素就会太多，对这些因素孰轻孰重的权衡也会太难，对行为的预测也就无法进行。因此，虽然经济学家不会否认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人类并非全然自私、精明、冷漠的机器，但他们认为，进行这样的假设有助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很大一部分，而这部分（同时也仅限于这部分）是经济学要讨论的全部主题。

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可问题是这种说法并不广泛适用。

对于人类生活的诸多领域，且有时恰恰是那些被我们归到经济学范畴的领域，并不符合该说法。如果「最小最大」（人类倾向于用最小的花费去获取最大的收益）这种说法成立，埃里克们就会对自己的处境很满意而不是产生相反的情绪了。

埃里克获取的报酬很高，花费的精力（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偶尔接几个电话消耗点卡路里）和资源（上下班花点公交费用）却少到几乎没有。阶级、期望、个性等其他因素也不能决定此类岗位从事者是否快乐。因为不管是谁，在这个岗位似乎都不会快乐，只是不快乐的程度不同而已。

公众关于工作的大量讨论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即经济学家提出的模型是正确的。人们必须被强迫才会去工作，如果要救济穷人以防他们饿死，那么这种救济也必须用最为羞辱和麻烦的方式给予，不然他们就会产生依赖，再也没有找正经工作的动力了。这里暗含着一个假设：如果人类有机会做寄生虫，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事实上，几乎所有可获得的证据都显示出上述假设并不成立。过量的工作或丢脸的工作当然会让人痛苦，20世纪20年代起，被「科学管理学家」提出的工作场合应当有的工作节奏和强度当然也极少有人愿意遵从，工作场所中的羞辱也是人们极其厌恶的。可如果人们拥有了完全的自主决定权，一想到未来无有用之事可做，几乎没有任何例外，他们心中的痛苦只会加重。

有无数的经验证据能支撑上述说法。这里我们可以分享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情况：工人阶级若是赢了彩票成了千万富翁，几乎都不会辞去以前的工作（如果真辞了，大部分人很快就会后悔）。在有些监狱，囚犯吃住免费，还不用工作，这种情况下，剥夺他们在监狱洗衣房熨衣服、在监狱体育馆刷厕所和在监狱车间替微软公司包装计算机的资格，正是一种惩罚手段。哪怕熨衣服、刷厕所、包装计算机等工作是没有酬劳的，哪怕囚犯有其他收入来源，他们依然能感受到被惩罚。我们这里谈论的是那些社会上最不具备利他精神的人群。然而哪怕是最自私的人最终也会发现，比起辛苦万分还不赚钱地劳作，整天坐着啥都不干而只看电视的命运会让人更难以忍受。

监狱里的劳作也有好处，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观察到的，这起码被视作有用之事，哪怕这种用处跟囚犯本人没什么关系。

事实上，监狱系统为数不多的正向副作用之一，便是它提供了一种观察人的可能性：通过呈现极度匮乏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况和此时人们的行为，我们得以知晓，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再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将囚犯连续单独囚禁超过6个月会造成物理可见的脑损伤。人类不仅仅是群居动物，人类的社交属性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一旦被剥夺与他人交往的机会，身体机能就会开始衰退。

我怀疑人类对工作的实验也可以用类似的说法来看待。人类可能适合朝九晚五的工作，也可能不适合（在我看来，应该是不适合的，而且有足够多的迹象可以证明），但是哪怕冷漠老练的罪犯也往往更愿意劳作，而不是傻坐着什么都不干，后者在他们看来更加难以忍受。

为何会如此？人类的这种心理特点究竟有多根深蒂固？对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答案就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

早在1901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就发现，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会表现得异常开心。而这种影响是什么，以及对婴儿是否有益，都跟这份开心毫无关联。

比如，某个婴儿随机动了一下胳膊，铅笔就动了，然后发现自己重新做一次刚才那个动作，铅笔又动了，这个婴儿的脸上就会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对此，格鲁斯创造了「身为原因的快感」这个说法，并表示正是这种快感构成了游戏的基础。在他看来，快感就是为了行使权力而行使权力。

格鲁斯的这项发现有着强大的隐喻，也可以使我们更广泛地理解人类行事的动机。在格鲁斯之前，大部分西方政治哲学家（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要么觉得人类对权力的追求只不过是天生对征服和统治有着渴望，要么觉得这种对影响力的执着纯粹是想获得一些实际的好处，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肉体的满足和繁殖的成功。格鲁斯的发现（之后的100年，各种实验证据都证明了此结论的正确性）暗示着，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背后或许有更为简单的动机。

婴儿之所以能够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能够体会到自己是独立于周围世界的个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察觉到「自己」是某事发生的肇因（通过重复之前的行为，婴儿发现相同事件的再次发生，验证了他们自己的观察结果）。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从一开始，婴儿的这种意识都会由某类愉悦作为标记，这种愉悦成为后续所有人生体验的基本背景。

人类对自我的觉察是建立在行动基础之上的，这个结论似乎让人难以接受，毕竟当我们真正投入做事的时候（尤其是在做我们擅长的事情的时候，不管是赛跑还是解决复杂逻辑问题），我们往往会忘记自身的存在。但是哪怕是在我们沉浸于做事的时候，「身为原因的快感」可以说依然是人类存在的未阐明的基础。

格鲁斯最初关心的问题是人类为何会玩游戏，为何对游戏结果如此热衷，哪怕他们明明知道在游戏中不管是赢了还是输了，只对游戏本身有影响，不会给现实世界带来任何改变。在格鲁斯眼中，人类创造想象世界，只是「身为原因的快感」的一个延展。这样或许没错，但是很遗憾，我们在此并不怎么关注事情发展顺利时会如何，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严重出错时会怎样。

事实上，实验也表明，如果我们让孩子先发现和体会到了「身为原因的快感」，然后突然又把这种机会拿走，那么会在孩子身上产生非常戏剧化的结果：他们先是感到愤怒，然后会拒绝配合，随后出现某种紧张性精神症特征的自我封闭倾向。精神病专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朗西斯·布鲁切克称之为「失去影响力而引起的心理创伤」（trauma of failed inflfluence），并且认为类似的创伤体验或许正是后来可能经历的许多精神健康问题的肇因。

如果上述判断成立，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开始理解，为何狗屁工作会对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雇用你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才获得了这个岗位，结果却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但又不得不配合表演，假装自己是有用的，假装这个岗位是有用的。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

一个人一旦停止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那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