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存废根本不在他们争论范围内，分歧的核心是首都行政中心的位置｜李浩 一席第1048位讲者

李浩，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我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1949年的时代背景下，首都行政机关布局在北京老城内是唯一选择，不可能完全采纳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提出的“梁陈方案”。大家经常说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没有钱，但当时包头和洛阳都建设了新市区，钱不是主要问题。

大家好，我是李浩，来自北京建筑大学，主要从事城市规划历史研究。

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中，规划新城新区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模式。很多城市都有新区，比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成都天府新区、北京通州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等等。一个新城和新区的建设是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几十年后才能进行系统的分析，得出正确的评价。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是我国工业建设的重点。它们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八个城市，包括西安、洛阳、兰州、包头、太原、大同、成都、武汉，简称“八大重点城市”。除此之外，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当然也是重点建设的城市。

今天我就向大家介绍重点城市当中的包头、洛阳和北京的新区规划的故事。

01 包头

包头位于黄河边上，这张图中下面的蓝线表示的就是黄河，上面有一条棕色的曲线表示大山，包头的老城在东南方向，离黄河和大山都比较近。当时的城市规划是，在老城西北方向大概20公里处建设一个规模很大的新市区。

城市规划一般要做什么工作呢？这张图是1955年的规划图，当时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那么我们就要预测未来20年、30年以后，这个城市的人口会发展到多少。

这个规划方案确定的是60万人。这60万人需要多少建设用地，各种用地该怎么分布，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空间结构，道路网怎么布局，怎么配绿化系统和各种设施等等，城市规划就是做这些工作的。

包头规划几十年不落后

包头的规划从整体特点上来说，就是分散式布局，形成了气势磅礴的结构。下面这张图是2008年包头市的现状图，对比可以看到，50年后的城市发展现状和50年前的规划差不多。

包头的规划被称为前瞻性规划、超前规划，也就是说几十年不落后，过了50年这个规划的格局，路网和绿化系统还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

包头的规划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分散式布局呢？主要是由一个重点工业项目所决定的，那就是包头钢铁厂。包头钢铁厂的建设起源于我国在白云鄂博地区发现了大型铁矿，随后就在附近选址建厂，刚开始时选址范围比较广，后来决定在包头建厂。

选择包头之后也有很多选址方案，最后进入比选程序的是两个方案，一个叫万水泉，一个叫宋家壕。

万水泉离包头老城比较近，优点是能够利用老城支援工厂的建设，但它也有个缺点，因为离黄河比较近，地质条件不是特别理想，有点像河滩地。包钢的选址最后定在宋家壕，这里北面就是大山，地质条件非常好。

在包头的规划过程中，关于包钢的住宅区的位置问题发生了争论。这张图中最西边的是包钢的工厂，在工厂和新市区之间有一条昆都仑河。包钢想把住宅区放在昆都仑河的西边，好处是职工上下班比较方便。

但是城市方面希望把住宅放在东边，为什么呢？因为东北方向有二机部的工厂，只有包钢的住宅区和二机部工厂的住宅区两块相向发展，才能够尽快地形成新市区。

双方争执不下，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8月国家建委组织中央多个部委的联合工作组，到包头进行实地踏勘研究。最终的结论是，布置在河东是最佳方案。

1955年11月19日，中央正式批复包头的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中央批复的规划，也是计划经济时期唯一的一个由中央批复的规划。由中央来批复主要是为了让包钢这个非常强势的建设单位服从。

中央的批复有绝对的权威性，没人敢违反，所以规划的园林和绿地公园后来都实现了。今天的包头实现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成为全国园林绿化的模范城市。

“超前”的代价

这样看大家会觉得包头的规划非常好，对吧？那么历史上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在五六十年代，包头有一个“三怪”的说法：一个城市的规划三大块，就是旧城一块、包钢一块、二机部一块，然后火车站建在荒郊，文化宫建在野外。

包头的火车站和第一文化宫都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建筑，在城市规划中也是布置在一些重点轴线的节点位置，但它们的周边长期没有任何建设，荒无人烟。

在五六十年代，包头的规划是一个经常受到批判的反面教材。刚开始建设时，新市区是一片草地。这是1955年的照片，可以看到前面是草地，后面就是大山和羊群。

由于新市区和老城之间相距20公里左右，人们往返要花几个小时，非常不方便。根据包头市城建委的干部沈复芸前辈回忆，在旧城和新区之间大量的物资长期往返运输，耗费极大。

有一个统计数字，从1954年到1984年这30年间，光运输费用就多花了3.5亿元，而这30年间包头市的住宅投资才3.13亿元。光交通运输造成的浪费，就比全部的住宅投资还要多。

前面我们讲了，地质问题是包钢选址过程中万水泉方案被否定的主要原因。但是根据包头市规划部门1956年7月做的规划工作总结，苏联专家实地观察研究认为，万水泉的地质条件不是不能放钢厂，只是次于宋家壕。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包头钢铁厂本来也是可以放在万水泉的，这样包头就可以以万水泉为主要基地来建新市区。因为和旧城离得很近，就可以减少各种浪费，也会避免各种折腾。

当时沈复芸前辈也是这样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在1956年时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为什么说不可能了呢？包钢的选址是1954年确定的，苏联方面已经开始帮助我们搞工厂设计了。到1955年，包头的规划又获得了批复，并且是由中央批复的，怎么可能随便修改走回头路呢？

包头新市区规划的故事告诉我们，城市规划方案往往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它会被一些因素所主导，包头的主导因素是包钢，包钢又被地质因素所主导。

城市规划方案最终是由权威确定的，如果没有权威，规划就没办法定版，它一经确定便很难修改，会影响到今后几十年内这个城市的生产和生活。

以现实的眼光看，包头的规划非常超前，几十年前的规划现在还不落后，但这是一种事后的观点。如果以历史的眼光就会看到，包头新市区的建设，大量的工人和建设者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02 洛阳

在八大重点城市中，除了包头，洛阳也建设了新区。

这张图是1954年的洛阳市现状图，洛阳老城在东北方向，当时的城市人口有11万，南面是比较宽的洛河，北面有一条陇海铁路。洛阳老城的西面是西工地区，再往西有一条比较窄的河叫涧河，过了涧河是涧西地区。

1954年制定的洛阳市的规划主要做了涧西工业区的规划，洛阳的“156工程”，包括第一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等都布置在涧西区。

1956年又制定了洛阳市涧东区、涧西区的总体规划图，把整个城市范围都涵盖了进来。

谁创造了“洛阳模式”？

洛阳规划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避开老城建新区，老城和涧西工业区之间的西工地区为城市的远景市中心，近期不搞建设。

涧西工业区到老城之间的距离是5公里，而包头是20公里，洛阳的距离非常短，方便很多。洛阳的规划还有一个优点是，住宅区就分布在工厂对面，职工上下班比较方便。

洛阳的规划正确处理了旧城和新区的关系、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受到专家学者的广泛赞誉，被称为“洛阳模式”并载入城市规划教科书。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洛阳涧西区的建设避开了西工地区的周王城遗址和隋唐的宫城遗址，也避开了洛河南的隋唐都城遗址，还避开了洛阳老城内的元明清时期的城市遗址，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正因如此，它在文化界也非常有名。

我在做规划史研究的过程中拜访了很多前辈，想搞清楚“洛阳模式”是怎么来的，究竟是谁提出来的。

但是拜访的结果让我很失望，当时担任洛阳规划组组长的刘学海先生和魏士衡先生告诉我，他们做规划的时候认为洛阳老城破破烂烂的，没有多少价值。在城市规划工作当中，老城保护或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并不突出。

“洛阳模式”并不是哪一位规划师的奇思妙想，实际上洛阳的城市规划方案和包头一样，也是重点工业项目的联合选厂所决定的。

1953年时，我们国家决定建设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等“156工程”，开始在洛阳选厂址。选址时有很多个方案，在这些方案中，白马寺地区和西工地区由于地下古墓太多，考古勘探在时间上来不及，不能搞建设。如果在洛河南地区建设需要增加很多投资修大桥，也被放弃。

而涧西地区，一是地下基本没有古墓，第二是有一条洛潼公路和旧城联系，所以条件非常好，于是就选在涧西地区建设。

关于“洛阳模式”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洛阳老城太小了，连一个第一拖拉机厂都放不下，这是“洛阳模式”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并不是为了保护老城才避开它。

理想模式不能包治百病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洛阳模式”这么有名，它是不是可以保护洛阳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受破坏？

首先需要注意到，在1956年做规划时，洛阳市就上马了两个新的工业项目，一个叫棉纺织厂，它的厂址压在了西工地区的周王城遗址的一部分上；另外一个项目是洛阳玻璃厂，压在了隋唐洛阳宫城的遗址上。也就是说，1954年规划时避开的西工地区，仅仅在两年以后就被两个新的工业项目占据。

权威专家在2006年进行统计后指出，在房地产开发的冲击下，洛阳老城已经大部分被改造，传统面貌不足1/4。2019年洛阳由于破坏历史文化遗存，被央视点名，国家住建部和文物局给予通报批评。

当时洛阳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老城历史文化街区内，违反规划搞大拆大建。在老城内为了建高层建筑，曾经挖了三个非常深的基坑，大拆大建被叫停后，人们送了它们一个外号叫“中原第一坑”。

洛阳涧西区规划的故事告诉我们，理想的规划模式并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发展的所有问题。

03 北京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也曾规划过新区，这就是“梁陈方案”。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曾经提出建议，主张在北京老城的西面规划一个首都行政区，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北京的老城。在“洛阳模式”广受赞誉时，很多人也为 “梁陈方案”感到惋惜。

“梁陈方案”的诞生与放弃

在1949年5月8号，刚解放的北平市召开过一次都市计划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梁思成先生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在北平西郊建设一个首都行政区的规划设想，梁先生是在对日本人曾经规划的北京西郊新街市计划的基础上提出的设想。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占领了北平，他们基于侵略的目的编制了《北京市都市计画》。主要内容就是在五棵松一带建设一个西郊新街市，在复兴门那里打个门洞，通过长安街的延长线跟北京的老城联系起来。日本人在西郊规划新街市主要是为了避免和中国人混合居住产生的各种摩擦。

我们知道抗战胜利是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时这个西郊新街市已经建了七八年了。这张图就是日本投降以后，北平市工务局在1946年春做的调查统计。图中红色的是已经建成的部分，根据统计，当时已经建成了518栋建筑和91公里的道路。

日本投降以后，西郊新街市的很多建筑都被中国人放火烧毁了，有一部分还保留着。1949年1月31号北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西郊新街市。

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的驻地从河北西柏坡迁到了北京西郊的香山，毛主席住在双清别墅。中共中央在香山办公时，曾经有一个设想，把中央的党政军中心都安排在西郊，公主坟以西为新市区，当时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项目叫新六所。

新六所就是6栋建筑。当时中央政治局有五大常委，五大常委每家一栋住宅楼，另外一栋是服务楼，新六所就建在万寿路附近。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在中南海，方便服务市民。

1949年5月8号的都市计划座谈会后，5月22号北平市就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授权梁思成先生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师生开展“新北京计划”。

根据香港《大公报》报道，9月1号北平市都委会召开了第一次委员大会，会上梁思成先生汇报了他的阶段性规划成果，当时已经完成了十多幅规划图纸。

但是在1949年9月，首都规划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共中央的驻地从西郊的香山迁到了内城的中南海；第二，9月16号有一个苏联市政专家团到达北京，其中和城市规划相关的主要是一个苏联建筑专家，叫巴兰尼克夫。

11月14号，北京市人民政府举办了一个专题报告会，巴兰尼克夫在会上做了长篇报告，提出了对北京市城市规划的建议。这张图就是巴兰尼克夫提出的北京市功能分区的方案。

他建议把北京的老城作为城市中心区，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建设首都行政机关。在老城以外西北方向，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为基础建设高等教育区。高等教育区的西边是休养区，因为西山有很多公园绿地，比较适合休养。工业区分布在东南方向，在东北方向和西部有一些住宅区。

这张1949年11月做的规划图，就奠定了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格局。

在这个报告会上，中国专家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梁先生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不同意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一带建设首都行政机关；第二，对于巴兰尼克夫建议的首都行政机关可以修五层，梁先生明确反对，他认为最多只能修三层，他希望搞民族特色的传统四合院模式。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进一步澄清了他们的观点。这个建议书简称“梁陈建议”，建议书后面有两张规划图，简称“梁陈方案”。

简单来说，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主张在北京西郊三里河地区，也就是在西二环和西三环之间搞一个首都行政区，行政区中心的广场与天安门的距离是5.6公里。

相比于日本人规划的西郊新街市，“梁陈方案”建议的首都行政区的位置进行了一个东移。为什么要东移呢？主要是为了避开日本人的据点，避免政治上的一些不利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兰尼克夫的专题报告会上，苏联专家团的团长阿布拉莫夫，这个人是莫斯科的一个副市长，他在讲话中曾经转述过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说：“政府机关在城内，政府次要的机关设在新市区”。

我做“梁陈方案”的研究主要是查阅档案。我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了一个重要的档案，就是梁思成先生他们向毛主席呈报的建议书的一个附件，内容是对巴兰尼克夫的建议的评论，署名是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我把它简称“梁林陈评论”。

这个档案是学术界的首次发现，这个发现有很多意义。首先，我们以前都说“梁陈方案”，实际上林徽因先生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第二，前面我们说了，在11月14号的座谈会上，梁思成先生已经知道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了，梁先生他们还敢于、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今天哪些专家还可以这样做呢？这是非常需要有勇气的，也是非常令人敬佩之处。

我仔细分析这篇评论后发现，梁思成先生他们和苏联专家的意见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最核心的分歧就是首都行政机关的位置问题。

通过研究我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1949年的时代背景下，首都行政机关布局在北京老城内是唯一选择，当时不可能完全采纳“梁陈方案”。

说到这个问题，大家经常会说“新中国刚成立，没有钱”，但刚才我向大家介绍了，洛阳和包头都建设了新市区并且投入很大，钱不是主要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国防安全因素。1949年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1950年又发生了朝鲜战争，当时新中国还处在战争环境，把首都行政机关高度集中在同一个地点在国防安全上有很大的隐患，来一架飞机搞一次轰炸就一锅端了。

第二个跟新中国成立的时间紧迫有重大关系。我们知道开国大典是1949年10月1号，但是开国大典的举行时间其实是9月20号才决定的，只间隔了10天左右。

新中国要成立运转就需要建立很多政府机关，那他们在哪办公呢？当时北京城外面都是荒郊野地，只有城里的一些老房子，特别是王府大院可供使用，因为当时它们属于敌产或逆产，没有产权问题。

正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到1951年底时关于“梁陈方案”已经没有争论了，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也都接受了这个结果。

后来，“梁陈方案”获得了部分的实现，就是现在的三里河行政中心。1952-1953年，国家在三里河地区搞了一个行政中心的规划，相比于“梁陈方案”，这个规划的范围缩小了，因为建筑的层数提高了。

1955年搞增产节约运动，不能建设大规模的楼堂馆所，所以这个行政中心又被压缩了，最后建成的就是“四部一会”建筑群。这张照片中，前面的有大屋顶的部分就是四部一会建筑群。

其中最有名的一栋建筑，是今天国家发改委的办公楼。建设时它的屋顶已经建好了，但是由于批判大屋顶的运动，最后没有放上去，所以现在是一个平屋顶。

“梁陈方案”再引热议

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梁陈方案”形成社会热议主要是因为1982年国家公布了首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排在第一位，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受到了空前的关注。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论调，“悔不听梁先生在西郊建设新北京的建议，致使旧城破坏严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说城墙。1982年时北京的古都风貌已经受到了很大破坏，城墙也已经被拆掉了。

我查阅《梁林陈评论》后发现，“城墙”这个词根本没出现过，城墙存废问题根本不在他们与苏联专家的争论范畴内。《梁陈建议》中一共有13个地方出现了“城墙”这两个字，但都是在讨论城墙对人们的心理造成的障碍，因为城墙特别高大雄伟，对人产生了一种压迫感，并没有就城墙存废问题发表学术性的意见。

梁思成先生的确多次呼吁要保护北京的老城墙，但都是在其他场合、其他时间所谈的，我们不要把它和“梁陈方案”混为一谈。

在研究过程中，我拜访了一些地铁规划专家和铁路专家，搞清楚了北京城墙拆除的原因。

北京分内外城，内城城墙主要是60年代末为了修建地铁而拆除的。当时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紧张，战备形势提出了防空的要求。那为什么需要修地铁呢？如果敌人来北京轰炸，我们可以利用地铁，把居民，当然也包括领导，快速地疏散到西山地区。

当时修建的的地铁线路叫“一环一线”，“一环”就是环绕北京内城的城墙，这样城里的居民都能被兼顾到，也就是现在的2号线。“一线”就是沿着长安街，现在的1号线，它的主要目的是往西山疏散。

修地铁为什么要拆城墙呢？60年代修地铁的技术比较落后，必须明挖施工，也就是“开膛破肚”，在哪里修就把上面全拆了挖开，修好后再封上，施工占地面积非常大。如果在居民区修建就要涉及到大量的拆迁安置，还有补偿和时间问题，拆掉城墙是代价最小、矛盾最小的一种方案。

在那个特殊背景下，北京的城墙就成了一个牺牲品，这也是一个无奈之举。由于战备的形势，当时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

1982年北京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后，实际上只是获得了一个“帽子”，并没有具体的管制措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破坏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真正元凶，是80年代以后疯狂的房地产开发活动。

我举个例子，1996年北京老城中纳入政府的危改计划的项目就有147片。大家可能都对金融街比较了解，金融街就是以危改的名义拆迁建设的。

最著名的还有王府井旁边的东方广场，离天安门非常近，它的体量非常大，对北京的古都风貌的破坏非常严重。当时有很多领导、专家都联名上书反对，但是没用，资本的力量很强大。

从历史角度来看，北京错过了古都整体性保护的战略机遇期。在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浪潮来临之前，我们应该做一个战略性的规划和设计。

实际上有一些专家曾提出过这种真知灼见，比如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先生在1984年1月的《建筑学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建设新区是推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妥善而可行的规划模式。

▲ 《建筑学报》1984年第1期

也就是说，要把房地产开发这种来势汹汹的资本的力量吸引到外面去，不要在北京老城里搞破坏，你可以在外面，比如在天通苑地区随便盖，这是“围魏救赵”。

但是吴先生这个文章只是在学术层面引起了讨论，没有成为政府的行动，当时的吴先生还不是两院院士，影响力还没有今天这么大。

04 历史地看问题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对比“梁陈方案”和“洛阳模式”，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花”指的是“梁陈方案”，“无心插柳”说的是“洛阳模式”。

城市规划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的设想，城市规划正确与否，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与社会现实结合，以切实指导社会实践。

我的导师中国工程院邹德慈院士曾经说过一段话，“城市规划看似浅显，因为它贴近生活，谁都可以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但它又很精深，深在它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一个城市的规划想做好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你要考虑各种问题、各种人群。

最后我想用几句话来结束报告。首先，城市建设不能没有规划，像北京如果没有规划那就一团糟了，并且还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但是有了规划也不能麻痹大意，前进的路上有很多新问题、新情况是无法预测的，所以要长期跟踪，不断改进。

其次，城市规划只能处理很宏观的问题，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包治百病。对于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一些遗憾，我们应该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同情。我们应该多一点历史思维和历史观念，对于有些问题应该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去认识。

谢谢。

策划丨恒宇啊

剪辑丨大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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