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行易知难”的时代，文科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文 王勉

1994年，贺桂梅开始发表专业论文，那时她还是大四学生，发表的是一篇作业，推荐者是她的老师张颐武。从那篇文章到现在，近三十个年头过去了。贺桂梅感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专业研究是对文学爱好的否定，但通过不断深入问题的内里，激发写作动力，就渐渐把客观严谨的学术研究和个人的内在精神诉求结合了起来。

贺桂梅回忆，最早发表的论文多是关于“80年代小说反思”的，她不自觉地反思自身的浪漫气质。1994年，她参与到女性文学研究，1995年世妇会等热潮成为她研究的外在动力，而内在的性别意识也开始觉醒。“我由此知道一个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困惑可以通过学术方式去解决，当时感觉特别兴奋。”那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好几位教授，如戴锦华、夏晓虹、张京媛，都开设有女性话题课程。

贺桂梅研究当代中国的五本专著，将当代中国分为五个时段进行专题式讨论。反思这些研究，她发现和她一样，上世纪90年代在大学里读书的一批人，面对的首要学术问题就是知识界论战，对贺桂梅影响最大的是左右之争。她在这种争论背景下的持续思考，转化为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也变成了她学术研究的动力。

“个人动力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提，它关联到很多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历史语境。我做的是文学，就跟情感等方面关联比较紧。”她曾经设想自己的同龄人如果做语言学研究，该如何将个人放进研究中？她找到的答案是：与前辈对话，跟自己学科的历史对话。

“成熟研究者的学术工作，不能单依靠外在力量的推动，而主要靠自己认识外部世界，再挖掘出内在的热情。”这样的内外结合、焦点在个人的透彻结论，成为贺桂梅几十年学术研究的根基。

学生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培育，贺桂梅也是如此。她的叙述中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对老师的深深情意。她记得第一次上戴锦华老师的课，发现讲台上放了好几杯咖啡，都是学生给买的。“其实戴老师一个人哪里喝得了那么多，就是学生们表示喜欢她的心意。”贺桂梅笑着说。

贺桂梅的研究生导师是洪子诚，她评价洪先生是表面严肃但内心软和的人。他的讨论课氛围特别活跃，老师可以质疑学生，学生也可以反过来质疑老师，大家都是平等的。她用“软和”而不是“柔软”形容，让我觉得很是有趣，也仿佛在那一刹那感觉到了一丝触感。

和老师一起吃吃喝喝是常有的事，贺桂梅印象最深的是谢冕、洪子诚老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周末本来是休息时间，可大家都盼着这一天的活动。老先生、年轻老师、博士、硕士，还有北大外的作家、评论家都来，组成一个开放讨论的空间。每次都有两位老先生镇场子，会谈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讨论完了就去吃饭、抽烟喝酒。那时候谢老师开玩笑说，女生不抽烟不喝酒就不让毕业。”

关键当然不在吃喝，大家看重的是信息交流和学术训练。贺桂梅在其中体会到专业研究中人与人的关系，影响至深。

后来参加的范围就不限于本专业了。比如戴锦华文化研究的活动她也去参加，更切近地感受到戴老师的人格魅力。“很多学生喜欢跟戴老师接近，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吃饭。”

戴锦华教授与贺桂梅教授的近照  高楚姗/摄

和学生接触，每位老师有自己不同的方式。贺桂梅感觉，总体来说，中文系各个专业的老师与学生关系都很亲密。“比如陈平原、夏晓虹老师，是常组织学生去爬山、聚会和讨论，两个师门合并，阵容很庞大。”

首先让她感受到的是学生读物的变化。她坦言，八九十年代在北大读现当代文学专业，就像选平时喜欢的文学读物，“比如我读沈从文、丁玲，不是在进入这个专业后才知道，而是本来就喜欢读他们的作品。”专业研究和日常读物之间没有距离，专业研究更会加深学术的深度，“所以当年我们学文学史的时候，最要注意的是把自己作为专业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区分开。”

贺桂梅2000年留校时，感觉在专业课上学生还可以与之呼应。2012年，她到日本交换教学一段时间回国后，发现学生有了明显变化，“现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并不是他们闲暇阅读的对象，他们的读物变成了还没有进入文学史的年轻作家、畅销书或者网络文学等等。”

贺桂梅感到，这十几年时间，文学不再是国民修养或娱乐的最重要成分了。很多老师发现学生没有读书的强烈意愿，“我们那时候是想着读遍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现在的学生似乎更喜欢打游戏看网剧。”

那么，新时代下，中文系是否要调整学科定位呢？贺桂梅认为：“中文系还是要给学生深厚的人文修养和敏锐的思考能力，这才能使他们在面对文化现象时，有能力分辨好和坏，也能保证他们参与其中时不仅仅是一个粉丝，而是可以提供优质想象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中文系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因为中文系在所有学科门类里是最特别的，它不是语言系，也不是文学系，而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突出的不仅是语言，也不仅是文学，而是中国。母语和国文的教育，对所有中国人都是必要的。”

北大中文系110年的发展历史中，每一个新学科和专业方向的设立，都和时代的大需要连在一起，无论是最早的古代文学，50年代设立的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专业等，“文革”后设立的当代文学，还是1985年设立的比较文学。贺桂梅还向我介绍了最新的应用语言学，这一专业将传统语言学和计算机语言结合了起来，属于前沿学科。“北大中文系在世界排名靠前的主要是语言学研究，因为语言学有社会科学的特点，有国际化的衡量标准。”贺桂梅说。

《一代宗师》

见自己是正视自己，见天地则是对自己的大挑战，是不断扩大视野、明确自己客观定位的过程。“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判断自己在同行和同龄人中的位置，这也是作为共同体的学术界或学术圈存在的意义。”贺桂梅说。

学界常组织学术会议和各种讨论会，年轻人可以在此中见到各个领域的人，从而开阔视野，贺桂梅自己也是这样。

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贺桂梅还留下了“尴尬”的囧事。“那是1999年，我参加戴锦华老师组织的一个文化研究会议。当时很紧张，一开始就犯傻，说了许多开场白，发言内容刚开了头就被赶下来，因为规定要在15分钟内说完。”虽然很沮丧，但她也由此了解了学术会议的规则。会议慢慢开多了，她就在其中开阔了视野，也找到了参照。

贺桂梅形容这有点像走出去见识各种人，“歌德把这叫漫游，实际上就是见天地的过程。”

作为老师，贺桂梅觉得见众生挺难。从学生成长的角度，所谓见众生就是因材施教，考虑每个学生的特点，为其提供有益的帮助。“我自己也50岁了，发现传承特别重要。但传承常常是不平等的，需要年长的人付出更多，学生如何接受、接受多少则主要靠他们自己。”这也是老师作为教育者的自觉。

而令贺桂梅遗憾的是，很多东西不是一定会传承。“一位大师发展到高峰，如果没有找到好的传承人，他的思想就断了。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找到好的传承人，其实是传播者的智慧。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这也是见众生的意思。”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也体现在《四海一心》这套书中。38位老师的访谈，不仅努力构筑着中文系的整体格局，也呈现出每一个具体学科历史发展中的代际传承。

贺桂梅说：“中文系的老师都很严谨，谈话、改稿都是一丝不苟，定稿经常要反复好多遍。学生们在电脑上的写作往往文字和表述比较粗糙，跟老师们会学习到这种严谨的态度。”

谈到老先生，贺老师的讲述更加生动起来。她说中文系的老师都与时俱进，像谢冕老师都是自己在电脑上改稿，钱理群老师的打字方法被学生们戏称为“二指禅”。段宝林老师86岁了，还天天跑步，大家经常能在校园里碰见他。而郭锡良老师退休后还跟人吵架，“吵得特别厉害，但不是个人意气，而是音韵学界的学术之争。”贺桂梅说着又笑起来。

中文系离退休的老先生还有一个特点，贺桂梅特别说道：“离退休后他们的学术创作量不降反升。像钱理群和洪子诚老师，他们都是2002年退休的。钱老师退休以后进入学术创作的高峰期，已经出了20多本书，每天以3000字以上的速度写作。洪老师退休后还得了一个奖——首届北京大学离退休教职工学术贡献特等奖，他平均两个月写一篇论文。温儒敏老师退休后主要精力放在语文教育上，做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是他名气最大的时候。”

这大概是人文学科的特点，从事时间越长，积累越厚，研究越深入。我想老先生们之于写作，不是职业，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早已和自己融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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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来自@北大贺桂梅讲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