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x李浴洋｜“70后”代际经验与从事文学研究的“觉悟”时刻

中国视野·当代经验·文学方法

——贺桂梅教授访谈

《唯美》创刊号封面艺术家

本文为节选

原刊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12期

○ 李浴洋：贺老师，首先感谢您的信任，指定由我来完成此次访谈。如今您已凭借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以及晚近二十年间的文化现象研究等领域的成就，而被视为“70后（人文）学者”的重要代表。您的首部自选集《打开文学的视野》正是“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文学评论卷”中的一部。当然，对于一位学者而言，不应完全依据代际标签对其做出评价。但我发现，与“老三届”和“80后”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相比，夹在中间的“70后”一代的形象其实是相对模糊的。所以我想就从您的这一身份特征开始今天的访谈。

● 贺桂梅： 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学术界，“70后”前有在80年代文化舞台上亮相并且叱咤风云多年的“50后”“60后”学者，他们是我们的师长辈，后有早早出台、气势夺人的“80后”甚至“90后”，他们是我们的学生辈。夹在两个自我意识高涨的代群之间，确如你所说，“70后”一代的身份意识和主体面貌是比较模糊的。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对自己的代际身份有一个“延迟”发现的过程。我从90年代初期进入大学，然后慢慢有机会发表论文，并且有幸在许多场合作为“新生代”发言，但当时并没有代际这种意识。

我第一次意识到“70后”这个身份的某种有效性，大概在2010年左右，当时《南方文坛》杂志和中国作协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一次关于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与70后批评家的讨论会。在那次会议上，我见到了许多只闻其名、不识其人的同龄学者。和这些同龄人同在一个会场，忽然才意识到，原来我们是“同代人”：同在70年代出生，同为青少年经历80年代这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同样在90年代进入大学读书，然后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都已年过而立，身为已不年轻的“新生代学人”发出声音。那次会议讨论的一些话题，让我发现原来我们的问题和困惑也是接近的。不过这些还只是朦胧的感触，大家都还没有自觉的代群意识，更不要说因为这种意识而结成怎样的小团体。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细节，是我们“北京团”的几个人坐同一趟飞机到达上海，彼此却没有联络。到机场去接我们的《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老师，看着我们散兵游勇一样陆续出站，开玩笑说：你们70后真的都是些“个人主义者”啊！估计张燕玲老师见惯了80年代文坛成群结队、拉帮结伙的群居风气，对于我们这些“穴居”的学院派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 李浴洋：您以“散兵游勇”描述“70后”，十分形象。其实，作为“70后学者”，更为重要的也许不是建构某种群体意识，而是要对自身的代际经验产生自觉。那么，您所谓的这一“延迟”的发现过程，最终是怎样完成的？

● 贺桂梅： 上海会议让我想到在自己孤独的学术旅程中，其实有许多同龄人，他们和我分享共同的文化记忆，我们有着相近的人生经历，并有着相近的学术体验与人生感悟。这种感觉无论如何都会让人觉得心中有一份暖意，并生出去了解和认识自己伙伴的热情。

那次会议结束后，《南方文坛》邀请参会者组织了一次70后批评家笔谈，我在短文中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研究及同代人的一些看法，后来，也为刘复生、毛尖两个同龄人写过评论文章。大概2016年的时候，孟繁华老师来邀我参与“70后作家大系·文学评论卷”，于是有了《打开文学的视野》这本自选集。作为“50后”的孟繁华在丛书的总序中表达了他对“70后”的看法，既有对我们这一代好像要登上历史舞台中心的期许，也有对我们这一代面目比较模糊的隐隐失望。我当时还给他写信，表示不大同意他对代际做过于切实的理解，虽然他以前辈和领袖般的宽容把我们第一次集体推向了文坛。当时还说等书出来后，做一个“50后”和“70后”的对谈。不过事情总是这样，想法很多，真正实践的却很少，最后不了了之。

我在这里描述自己对“代际”身份的发现过程，并不是要印证学界对于代际的一般看法。代际、代沟、代群这种社会学的描述方式，追踪起来其实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社会学界。从社会结构变化上是美国战后“婴儿潮”及这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而在学术理论上则是米尔斯等社会学家相关著作的热销。李泽厚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首次提出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这一说法之后，代际的说法被80年代中国文化界自然地接受下来，成为一种分析知识群体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普遍方法。使用代际区分最普遍的是电影界，先有“第四代”“第五代”的说法，然后倒着推出了“第三代”，顺着推出“第六代”。

○ 李浴洋：您认为代际差异是自然而然的吗？具体到您来说，意识到自己的“70后”身份意味着什么？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转化成为一种学术视野与思想方法？

● 贺桂梅： “代际”并不是自然的社会人群的区分方法。代际区分的有效性，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就客观条件而言，是一种比较大的、波及较多人群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在80年代中国，代际区分之所以有效，客观方面的原因是当代中国的重要社会运动、政治实践等，造就了同龄或相近人群的共同遭遇，比如“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当代历史上的“反右派运动”，70年代后期恢复高考制度，以及80年代高等教育学院体制的恢复与扩张等，这些才是造就80年代某一年龄段人群集中出现、人才辈出的客观历史条件。

对于我们“70后”而言，实际上也有造就这种代际识别的客观社会条件，就是说，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也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比如我们出生的70年代，正是“文革”的尾声，所以一般“70后”大致都对“文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有模糊的童年记忆；而我们的青少年时代经历的则是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因此一方面我们都有“文化黄金时代”的经验和感受，但同时觉得“主角不是我”，主角是我们的师长辈。

另外我发现，因为80年代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速的时期，而我们70后的大部分人小时候都有乡村生活经验，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在中国城乡关系发生结构性转变中长大的一代人。这也是我们与作为“独生子女一代”“都市化一代”的“80后”不一样的地方。对于“70后学者”而言，我们共同的最重要经验是，我们都在90年代进入大学，受过相应的学院学术训练，因此，90年代中国的学院知识体制与思想氛围，其实是我们作为“学者”成长的重要背景。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我们在精神和自我意识上好像更亲近80年代，但我们的知识结构、学术谱系和思想诉求其实是在90年代的知识界和学院体制中形成的。

代际身份的形成，客观社会变化只是外在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主观体认和自我意识，这就是一种感觉到自己“生活在历史”中、领会到“历史塑造了我”的主体自觉。在同样的社会结构性变动所塑造的人群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代际意识，只有那些对自我与历史、个我与社会结构、个人与时代有着自觉的反思诉求的人，才会领会到“一代人”的存在，并以此去召唤、组织自己的“同时代人”。在这个意义上，“代际”身份是一种高度主观化的实践性身份认同。

在代际身份的认同意识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的精神活动：其一是个人如何超越个我意识的限定，而认识到塑造了自己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存在。意识到“代”的存在，也是超越个人主义而领会到自己生活在历史中的时刻。这使我们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视野会变得比较开阔，而不会总是拘囿于一己悲欢。对我而言，这是与“中年意识”同时到来的。可能人年轻的时候，总是比较关心自己，情感动机和思想意识都比较自恋。看见他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忘记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能够在更开阔的社会与历史格局中恰当地评价自己、定位自己的过程。这时谈论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都会与以前有所不同。意识到那些塑造了你自己的社会、文化、历史结构，也同样塑造了他人，这也是一种悲欣交集的体验。

不过，代际意识也并非仅仅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自我否定过程，我认为意识到自己如何被历史塑造，还包含了另一个层面的精神活动，就是看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局限，同时也意识到其他代群的特点，从而从一种更具总体性的历史视野中分析和讨论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从经验上来看，代际意识和身份的形成常常是对抗性的或表演性的，说我跟你不是同“代”人，往往意味着要从“你们”那里争取属于“我们”的权利。我理解的代际意识不是这样一种“身份政治”。相反，由于意识到塑造代际身份和意识的总体性社会结构，我们更多地需要强调的不是代群之间的差异乃至撕裂，而是在超代际的共同体意识中如何直面中国社会的问题。人类社会的传承关系，始终包含了这种代际之间的合作和沟通。领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能更宽容地看待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别。特别是在面对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时，这种既内且外的代际身份意识，我觉得可以使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更具当代性的整体性视野和对自己学术研究限度的自觉意识。

○ 李浴洋：刚才您谈到，包括您在内的“70后学者”更加亲近80年代，但“知识结构、学术谱系和思想诉求其实是在90年代的知识界和学院体制中形成的”。是否可以这样概括：您置身其中的90年代构成了您的学术思想的某种“原点”？

● 贺桂梅： 你的这种判断很准确，90年代确实构成了我学术思想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某种“原点”。我是1989年考入北大，军训一年后，次年才到北大中文系入学，然后读完本科、硕士、博士，2000年留校任教。我的十年求学生涯刚好与整个90年代的历史重叠，也亲身参与、见证或体验了90年代人文知识界许多重要的文化事件。

比如90年代学界第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是“后新时期”概念的提出、“人文精神”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后新时期”概念的主要提出者张颐武老师，是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1993年秋天，我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小本科生，选修了他的一门课，课名忘记了，好像是“后新时期批评研究”。我那时还是一个热衷于存在主义诗学和浪漫主义纯文学观念的学生，张颐武老师的解构主义思路大大地刺激了我。一边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谈论我心目中那些“神圣”的事物，另一边又觉得“原来如此”：神圣之物是这么被构建起来的。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心情，既有智识被开启的喜悦，也有原先信奉的文学观价值观被打破的紧张乃至某种被“亵渎”的感觉。我在那次课上提交的作业，是用解构主义的方法重读“新时期”文学的开篇之作即刘心武的《班主任》，那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启蒙主义的我与解构主义的我互相交战的结果，我第一次体味到了学术研究的精神愉悦感。那篇文章被张颐武老师从一堆学生作业中挑选出来，推荐到《文艺争鸣》杂志发表了。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我所有学术工作的起点。

又比如，我在1994−1997年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开始参与女性文学批评。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顺义召开，文学界、学术界、媒体界等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称之为社会热潮也不过分。我开始读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徐小斌、徐坤等人的小说，开始在戴锦华老师开设的女性文学和女性电影课上接触到女性主义理论，并意识到自己的性别经验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大概在1995年，洪子诚老师开设了一门“当代文学专题”的讨论课，研讨90年代新出现的文学与批评现象。我在那门课上选择的是女性文学问题，尝试用女性主义理论解读90年代女性文学热中的作家作品。这种热点问题研究当然也容易获得发表的机会，这是我接下来在《东方》《北京文学》《文艺报》等杂志发表了几篇女性文学论文的契机。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也是以90年代女性文学作为选题。此后，虽然时有断续，但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却一直是我研究的一个主题。90年代后期参与中央电视台《20世纪中国女性史》专题片的撰稿、2004年起开始参与丁玲研究会的工作、2006年申报“女性镜像与当代中国的主体认同”课题、2006年开始连续开设“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经典”课程等，都是这一脉络的研究推进和展开。

○ 李浴洋：正如“存在主义”与“纯文学”观念在80年代风行并且成为时代标识一样，“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兴起也是90年代极具征候的文化事件。您与它们的相遇尽管首先是个体生命层面上的“邂逅”，但似乎也可以昭示学术思想潮流的变迁。

● 贺桂梅： 我个人这种带有偶然性的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相遇经验，回过头来想，实际上很能代表90年代学术与思想氛围的特点。“女性文学”这个概念以及女性主义理论虽然最早是在80年代提出的，但90年代的女性文学热却突破了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中“大写的人”的观念，而意在用性别理论解构对人的抽象理解。“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及其理论脉络在90年代虽然很含糊芜杂，但拆解80年代式的人性观和文学观，却是一种相对普遍的诉求。这种总体性的时代思想氛围落实在个人体验中，其实都是既含混又明确的。

90年代人文知识界讨论的问题，几乎都是从80年代生发出来的，但同时失去了原有的共识，而使“论争”“论战”成为90年代学术思想演进的一种普遍形式。如果说80年代人文学术是以“思潮”的形式推进的话，那么90年代则是以这种共识的自我分裂、自我争战的形式展开的。90年代初期是“后新时期”“80年代终结”与“学术规范”问题的提出，接着是“人文精神”与“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争，然后是“女性文学热”“新市民文学”等多元身份的提出，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是90年代后期“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战……这些都构成了我90年代求学生涯中或深或浅介入的文化事件。不过在当时，并没有“生活在历史中”的自觉意识，反而以为那是非常个人化的经验和记忆。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在90年代学院中成长的一代人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从80年代文化意识中挣脱出来了，一边试图更客观更学术地分析80年代，但另一方面又无意识地保留着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如果要说“原点”的话，我认为我们“70后”研究者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上世纪90年代，贺桂梅在燕园

○ 李浴洋：也就是说，对于90年代的文化氛围以及那样一种区别于80年代学术思想方式的自觉领会，真正赋予了您以主体性与方向感？如果借用您的说法，则是90年代可谓您的“知识档案”的重要来源？

● 贺桂梅： 从对80年代文学与文化问题的关注而引出的解构主义意识，实际上全面地更新了我的知识谱系。90年代成长起来的以“70后”为代表的学者，与此前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的主要差别，知识结构和理论谱系上的变化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代表性的文化理论家如福柯、阿尔都塞、葛兰西、本雅明、波伏娃、詹姆逊、赛义德、威廉斯、伊格尔顿等，构成了我们的基本理论武器。这些通常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大多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被译介到中国知识界，然后在90年代我们求学的年代，有一个相关理论的堪称系统的翻译工程。与其说我们选择了这些理论，不如说是这些理论选择了我们。我个人的学习过程，主要是在与戴锦华老师的交往过程中完成的，一边听她的课，另一边也参与她在北京大学组织的“文化研究工作坊”。我那时非常自觉地将这个学习过程称为“语言学转型”。西马的文化唯物主义基本思路、对语言的意义建构过程的关注，使我得以从主导80年代的带有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启蒙主义基本倾向的知识谱系中摆脱出来。

○ 李浴洋：出版于世纪末的《批评的增长与危机》，是您的第一部著作。这是一本研究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专书，是您在90年代的历史现场为这一时代所作的见证与剖析。不过在过去这些年间，您似乎很少主动提及这部处女作？

● 贺桂梅： 9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对80年代展开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文化时期。《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实际上就带有这样一种反思与批判的诉求，但写这本书的契机却比较偶然。当时的情形是，我1997年进入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当时对女性文学批评有一种“厌倦”心态，觉得单纯就性别谈性别、仅仅关注女作家文学，难以触摸到更大的历史文化问题。于是在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后，有意识地离开当代文学批评而转向文学史研究，并从知识结构上努力地完成“语言学转型”。正在这时，中国社科院的杨匡汉老师主编一套“90年代文学观察”的大型丛书，稿约到我的导师洪子诚老师那里，洪老师问我有没有意愿写一本有关90年代文学批评的书。我那时因为有一种反思性地探讨90年代文学与文化的想法，就不自量力地接下了这个题目，试图对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与批评话语做一次学术性清理。我在一年多时间内对各种批评文章和事件资料做了一次“地毯式轰炸”，然后决定从批评家类型、历史意识、人文价值的冲突、文化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等几个方面勾勒90年代文学批评的图景。这就是《批评的增长与危机》这本书。

作为我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这本书的幼稚和粗糙是不待言的，我在很多场合都不愿意提这本书，而更愿意说2003年出版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才是自己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但是，正是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较为全面地了解了90年代文学批评的展开过程和大致轮廓。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使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者，我的主体姿态、立场和位置到底在哪里？面对庞杂的研究资料，我开始懂得了书写历史并不是一种客观呈现的行为，而是经由写作者的筛选和判断而形成历史叙述的过程。那么，我的研究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区别于其他人、区别于学界前辈的独特性在哪里呢？

1998年夏天，在《批评的增长与危机》临近交稿的时候，这是最困扰我的问题。常常处在惶惑、茫然中，同时感到自己将步入另一种精神体验，但一切都影影绰绰、难以言说。正在这时候，我在研究生阶段偶然认识的韩国朋友白元淡来北京找我。她那时已经留在韩国圣公会大学任教，并有意探索一种沟通中、韩、日东北亚三国批判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和思想工作的交流形式。那个夏天，我们经常见面，或在书店，或在咖啡馆，或在我家里就着简陋的饭肴边喝边聊。我们谈论的话题既是私人性的个人成长经验，也是历史性的两国80年代和90年代的知识界状况。那些一次次的深谈，既像是基于友谊的私人交流，又像是基于学术的严肃探讨，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像是忽然意识到自己怎样“生活在历史”中、当代中国的历史如何塑造了我。

如果说每个人从事学术研究与文学写作都会有一个自我“觉悟”的时刻，我认为我的开悟时刻就在完成《批评的增长与危机》的那个夏天。我仿佛真正找到了学术研究之于自己安身立命的血肉关联。想到从事学术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在历史中认识自我的过程，这构成了我当时写作的最大精神动力，也从此使我真正步入了学术研究这个领域。1998年夏天实际上也是我需要确定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的时间，既是出于清理自己与80年代的历史关系，也是出于选定一个能够打开文学与思想历史关系的研究题目的设想，我决定以“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当时完全没有考虑自己对五四传统和现代思想史、五四接受史、80年代文学思想等都缺乏相应的研究准备，几乎是仅凭一时之勇，就定下了这个大难题。接着是艰难的、几乎昏天黑地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接着是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然后是决心把论文全部推翻重来。等到真正完成这个题目，是在十年之后，这就是2010年出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文化研究》。

（本文为节选，原刊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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