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与当前经济复苏：中国企业应汲取的经验与机遇

日本，又给世界上了一课！当全球还在为日本的“失去的三十年”争论不休时，这个东方岛国却以惊人的韧性上演了一出华丽的“逆袭剧”。经济复苏、通胀抬头、股市狂飙——日经指数更是一举冲破4万点大关，创下历史新高。楼市也开始躁动，生机乍现。这与“失去的三十年”中经济停滞、泡沫破裂、创新乏力的惨淡光景大相径庭。

中日两国，虽国情各异，但在经济挑战与机遇面前，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去房地产化、资产负债表衰退、保守的东方儒家文化、人口老龄化甚至过早人口负增长等共同议题，让两国在经济道路上不乏共鸣。高度雷同的因子是否会带来相似结局？日本今天的成功，是否能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某种借鉴或启示？摸着日本经济过河，显然可以避免踩雷，事半功倍。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四为“桜と剣｜扶桑深探之旅”访学团通过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汲取日本经济危机后的宝贵经验，洞察日本社会变迁的脉络逻辑，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前瞻性思考和启示。

1990年前后，日本老龄化浪潮席卷，导致劳动力供给捉襟见肘，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经济潜在增长率黯然下滑。叠加房地产与股市泡沫破灭、政策应对失误、国际环境动荡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等因素，经济一度陷入“失去的三十年”的漫长低谷。

伴随资产负债表衰退、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加剧，日本走向“孤独社会”。这一概念由“桜と剣｜扶桑深探之旅”授课导师、日本学者三浦展提出。在这个“孤独社会”中，低活力、低欲望、躺平成为了社会的主旋律，细分为阶层下滑的“下流社会”、单身盛行的“单身社会”，以及沉溺于虚拟世界的“虚拟社会”。

近年来，诸如“昨天的日本，今天的中国”之类论调甚嚣尘上。但事实上，重蹈日本经济覆辙是个伪命题。首先，中国与当年的日本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如本次授课导师辜朝明所言，中国有幸拥有日本的经验作为前车之鉴。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问题所在，并在危机来临时迅速作出反应。就像美国在面对次贷危机时，有1929年大萧条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一样。因此，当危机降临时，中国能够迅速采取行动，通过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扩大资产负债表，成功缩短痛苦的通缩过程。

其次，尽管日本在GDP增长方面表现乏力，但期间社会秩序稳定，国民生活质量并未出现大幅滑坡。日本相对完善的社保三支柱体系、制造业工匠精神、相对较低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以及国民受教育水平高等方面的成就，更加值得我们学习、看齐。

因此，将这一过程简单地描述为覆辙或崩溃是不准确的，更不存在所谓的重蹈一说。相反，中日之间应该更多地寻求互鉴互利的机会。

近期，日本经济呈现复苏回温、股市强劲高涨的态势，这背后无疑与制度改革、产业政策和企业转型息息相关。特别是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背景下，政府和企业的艰难转型扮演了“压舱石”和“助推器”的关键角色。其中，产业链变革和资本出海成为提振经济的核心动力，犹如“双箭齐发”，极大地缓和了泡沫破灭的冲击。

首先，在产业链嬗变方面，日本巧妙地转向上游核心技术、基础科研领域，精明地收缩终端业务。他们集中瞄准化学材料、精密制造、核电、新能源、半导体、机器人等上游及核心领域，众多知名大型企业纷纷转移阵地，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和创新力。

以松下为例，他们从家电领域转向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夏普则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东芝专注于大型核电、氢燃料电池；日立则深耕电梯、智能电网。这些企业成功转型的案例不胜枚举，如安川电机从马达、发动机领域转向工业机器人，索尼则成功进军医疗仪器市场，其医疗内窥镜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

这些企业凭借稳健、强劲的特性，成功吸引了外资的关注和青睐。正如本次授课导师貝塚浩康所言，美国投资资金正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美欧、中韩等国在日的合资企业数量增多，而这些流入资金多与制造业、尤其是半导体零部件紧密相关。

其次，在资本出海方面，日本积累了庞大的海外资产，堪称“海外再造一个日本”。其海外净资产连续32年稳居世界第一，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家庭，都在这场低利率货币政策主导的海内外资本腾挪中获益颇丰。和“中国大妈”一样名扬世界的“渡边太太”现象——即在利差交易中战绩卓著的家庭主妇——成为日本民众积极参与海外投资的一个缩影。

日本企业出海更是成为拉动国内发展的重要引擎。海外子公司营业收入达到总公司营业收入的近70%，大型企业海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国内通缩带来的破产和失业风险。这种利益捆绑的对外投资不仅有助于稳住国内经济基本盘，还巩固了国际政治经贸关系。课程导师辜朝明在对比美日宏观经济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美国GDP在泡沫破裂后缩水了46%，但其财富损失仍低于日本的比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日本在损失了相当于其三倍GDP的财富后，其GDP数值并未出现大幅下跌！这种在应对泡沫破裂冲击时展现出的韧性和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和日本企业出海的巨大成功密不可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在产业链变革和资本出海的历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中国产业的进阶与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以史为鉴，汲取日本半导体产业沉浮中的经验教训。在海外技术管控封锁加码背景下，国产替代驶入深水区，如芯片等“卡脖子”环节如何穿越无人区？中国半导体企业如何避免围追堵截？日本芯片领域的沉浮历程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答案。

曾几何时，日韩芯片之争硝烟弥漫。那场因制裁而起的较量，不仅重塑了两国半导体产业的格局，更为中国半导体厂商在复杂外贸环境下寻求突围提供了重要启示。2019年7月，日本政府的一纸禁令，将三种关键半导体材料对韩出口的大门紧紧关闭。此举虽在日本国内引发不小争议，甚至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批评这是自毁长城（例如，日本学者汤之上隆曾公开表示反对禁令，认为制裁是在亲手摧毁日本的氟化氢产业，堪称“历史性的愚策”。），但木已成舟，制裁的影响已然显现。

事实也是如此，制裁两年后，韩国半导体设备商SEMES异军突起，成功超越日本老牌龙头SCREEN，一跃成为全球第六大半导体设备商。反观日本，制裁措施短期内伤敌一千，自损八百，长期却丧失了半导体版图上的重要一城。日本电子产业虽然无法重现昔日辉煌，但是深谙大国博弈的背后，是对高端产业链主导权的争夺。因此牢牢控制着半导体上游“卡脖子”环节，在半导体材料市场领域的霸权地位仍旧难以撼动，仅凭几百亿规模的半导体材料，便足以影响下游上万亿规模的电子市场。

这场跨越国界的产业较量，对中国半导体行业而言，无疑是一次深刻的现场教学。它告诉我们，在外部封锁之际，只要我国政府、晶圆厂、材料厂商三方形成合力，同样能够从0到1培育出满足自用需求的半导体产业链。而良率、性能、工艺等指标，这些从1到100的技术优化调整，则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第二，模仿超越，借鉴跟踪日本企业出海的成功之道。当前，随着国内市场增量放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寻求第二增长曲线。然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征程可谓坎坷曲折、筚路蓝缕，近有AI无人驾驶第一股图森未来出海遇阻、黯然退市，远有摩托车产业卷入出海漩涡、折戟沉沙。如何更高效地获取用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实现商业化变现？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从先行闯关者日本的国际化经验中找到。

以摩托车产业为例，21世纪初，中国摩托车企业在东南亚市场一度市占率高达95%。然而，在日本企业的竞争下，这一优势很快便荡然无存。原因何在？过度依赖价格竞争、陷入恶性竞争漩涡是中国摩托车行业的致命弱点。而日本企业则凭借对本地市场的深入洞察和针对性的产品优化，最终赢得了市场青睐。

这场成败角逐中，流露着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必须摒弃急功近利的价格竞争策略，转而聚焦产品创新和品质升级。同时，积极适应本地市场需求和监管规则，与本地利益相关方合作共赢，才能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维持长期竞争优势。

实际上，除了产业革新与企业出海之外，中日两国在经济历史中还存在诸多协同机会和待发掘的策略宝藏。比如近期企业家宗庆后离世掀起二代接班大考的热议，在企业传承方面，日本长寿企业的数量世界第一，其基业长青的秘诀何在？正如课程授课导师岛聪在“日本创新企业生态”观察中所言，世界范围内，存活超过100年的企业日本最多，而中国只有10家左右，日本企业的长寿基因与“企业是社会公器”、长期哲学等经营理念关系密切。

再如，随着我国老龄化、少子化现象的加剧，银发经济、孤独经济将如何发展？三浦展在“第五消费时代-孤独经济”的解读中，揭示了社会心理变化对消费潮流更迭的影响，对于人口结构正在经历“日本化”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份大消费、医疗健康领域的地图指南。总而言之，无论是掘金金融与投资领域的资产配置，还是探寻消费、医疗和科技等产业发展路径，我们显然都可以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变迁经验中寻到应对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