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经济走出“失落30年”，日本打破“重男轻女”魔咒才更值得关注！

日本，怕不是会成为率先打破东亚国家“重男轻女”魔咒的一个？

最近或许是日本的股市、楼市、汇率乃至旅游数据等过于抢夺外界注意力，反倒有两则”小新闻“被大家忽略了。

首先是在上两周（17号），日本航空公司宣布，今年已经59岁，曾有多年乘务员经验的鸟取三津子正式成为日航首任女性社长。

也就是说，一名日本普通女性，竟然可以从基础岗位一步步打拼至传统日系大企业话事人的位置，这在过去的日本社会根本不可能发生。

无独有偶，也是在今年1月18日，日本主要政党之一的共产党时隔22年换届，58岁的成员田村智子成为首任女性政党委员长，将承担作为国政负责人的角色。

短短两天时间内，日本的”商政两界“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皆是由女性接棒男性，进入枢纽岗位、走上幕前，争取到属于女性的“权力”。

明明在大多数人印象中，日本女性的主职仍是在家相夫教子，社会地位不算高。

但怎么好像突然之间有了改变，女性反而愈发在日本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了？

日本女性大崛起，撑起半边天

生活在日本的女性，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一直都是个难分高低的争论。

去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日本排名持续下跌，在146个主要国家中位列第125，创下自06年有数据以来的新低，当时引起了不少热议。

该报告性别差距的指标，分为教育、医疗、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这四个维度。数值越接近1，等于说明在对应领域男女得到的资源越平等。

其中，在教育和医疗这两个方面，日本均接近满分。说明日本女性基本上都能读上书、治上病。

可在政治和经济参与领域，却大大拖了后腿。

日本女性在政经领域的参与度，远低于世界（0.681）的平均值，在发达国家中垫底。

为了扭转这一颓势，日本正有意无意地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大改革。

首先是从政方面，

去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二次组建内阁时，为了营造焕然一新的感觉，将女性阁僚人数从之前的2人增加至5人。

并且还在备受重视的外务大臣一职上，启用女性政治家上川阳子，意在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提拔女性的信号。

当然，这样的女性参政局面也并非一蹴而就。

回看过去两年的数据，自2022年开始，在日本参议院选举中，女性参选比例达到33%，当选人数也创下历史新高。

在基层的公务员岗位也同样，2023年日本国家公务员录取女性占比接近4成，达到38.7%，超过3500多人。

日本很多公职岗位的划分，不再对性别设限。

到了民间企业的“从商”方面，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企业中女性升迁至领导层，无论是比例还是速度，都在逐年快速递增。

比如，2002年的时候，日本从系长、科长到部长由女性任职的人数均不超10%。但直至2021年，日企中“女科长”的占比已达到20.7%，“女系长”达到12.4%，几乎翻了1~2倍。

日本的目标是到2025年，即在明年此时，日本企业女性部长和科长占比，分别要去到12%和18%，系长占比更是要达到30%。

而很多大家熟知的企业，比如资生堂、保胜那等打手，已率先完成这一目标。

很显然，目前在日本的政、商界中，如何打通女性的跃升渠道，抬高其就职天花板，正处于一种良性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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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娃娃抓起，逐步潜移默化

除了在社会参与领域积极给予女性赋权，日本还打算从娃娃抓起，给小孩子灌输男女平等的观念。

在过往，日本女性像所有东亚女性一样，从小便受到潜移默化的规训——“男女有别，你必须成为温柔、贤淑、可爱的人”。

就连刚入读幼儿园的孩子，也被要求戴上不同颜色的帽子以区别男女。不过，如今倒是有不少日本托育所开始取消了类似要求，包括儿童玩具的标签（包装）也开始往“性别中立化”发展。

这种改变对于日本而言，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始终维系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

得先插个题外话，默认女性回归家庭这点，或许按照西方标准来说，对女性十分不公平，甚至一定程度上剥削了女性发展的权力；

但在日本的评价体系中并不全然。日本向来“女主内”的模式非常标准和传统，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日本女性在家庭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教育子女、经济开支、经营家庭上有绝对权力。

并不像大多数人所误以为的，日本女性嫁人之后只能躲在家里伏低做小，带娃做饭。

家里大小事理应交由妻子主导，这是日本社会的共识，最重要的，全职太太家务育儿等付出也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例如，全职太太无需另外缴纳个人税金和养老、医疗保险，丈夫的厚生年金就包括了配偶的社保在内。法律还直接规定了，65岁以后的全职主妇可以享有男方一半的养老金和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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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管当下日本出于劳动力短缺的困局、社会分工的需要，还是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等缘由。

女性被鼓励更多地走入职场担任要职，男性也必须参与到家庭劳务之中，这种观念上的改变。

为了达成这两者的平衡，日本政府规定了男性育儿假的休假录得率，要从目前平均不足20%提高到到2025年的50%，并将此纳为公司的评定标准之一。

旨在消弭女性在职场上的“隐形歧视”，育儿成本和代价不该由一方来买单。个别企业比如日本邮政银行，男性育儿休假率已达到100%。

同时，日本也直面职场上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收入不对等问题。

达成这一点是率先让数据公开透明化。从2016年开始，日本政府规定300人规模以上的企业，每年必须向社会公示男女薪酬差额，接受社会监督。

当前，这一举措已经起效。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投入职场的同时，工资待遇差异也逐步缩小。如今日本双职工家庭数量逐年攀升至1200万户，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家庭形式。

双方高收入的夫妻还被称为“power couple”（权势夫妻），成为购买日本豪宅的主力军。

原来一切皆为了生产力

不过，说到底，日本这种由上自下鼓动男女平等的社会结构改革，倒不仅仅是为了顺应时代“性别平权”的趋势。

最核心的目的还是，一切为了生产力。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高盛集团就曾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说：‍“如果有更多日本女性加入职场，填补日本劳动力性别鸿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可增加15%。”‍

何况，提高女性在职场上的地位，不设置年龄和晋升的枷锁；同时，又为女性兜底在生育上的顾虑，男女共担育儿的隐形付出，也是日本缓解少子化难题的重要举措。

可以说，如何鼓励女性重拾生育意愿，日本社会从未停止过探索。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正处于需要大力吸纳外籍人才的关键阶段，这当中必然包括高学历、能力资深的女性人才。

截至2023年6月超320万人中长期在日本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当中，女性占比为50.1%，比男性占比的49.9%还要略高一筹。

如何说服海外人士，日本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好的待遇和更多的职业可能，将会成为日本社会未来20年的重要命题。

当前，日本最想传递给外界的信息无非是，女性生活在日本，也可以很自由，如此而已。

要在新一轮时代背景下重获“人才和人力”的争夺优势，日本必须打破常规，不管是从移民政策，还是观念转变的层面都将迎来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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