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这个村富了，两代煤老板不是一般人

一家民营企业的演变，是时势与人物的共舞，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更何况，这家企业置身于一个充满故事的省份和一个令人遐想的产业。

在2024年提及“煤老板”，颇有种“时代的眼泪”的感觉。但在山西朔州西易村，这里的“煤老板”已经有了新的叙事。

37年前，西易村拒绝个人承包经营煤矿，走村办集体企业道路，其后历经民营化改革，扛住了煤矿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的行业巨变，成长为现在的“山西百强民营企业”—山西西易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但这家民营企业又很特殊，其实际运行中，尤其注重与全体村民共享福利。

早在2001年，由企业出资、村民象征性地自费3万元住进了160平方米的别墅，并整村搬进了城里，村民至今仍享受助学养老等诸多福利和参股分红。2022年，西易集团贡献了约12亿元的税收，并在当地城区建设中回馈出力。如今，西易村成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一个样本，回应着新的时代话题。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是持续经营。当集团董事长兼村党委书记苗杰对南风窗讲起两代人的创业故事，很快让“煤老板”的经历厚重了起来，那远非“暴发户”一词所能概括。

过去，人们往往不细究这些生意场上的事。比如，为什么有的煤矿能壮大自己，另一些只能关闭或被兼并；在大起大落的煤炭价格、激烈的企业竞争、政策调控变动中怎么才能不被“大浪淘沙”。事实上，这些与经营管理相关的能力，任何企业都不可或缺。

许多事情要放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看，才知道创业守业的艰难，方向和决策之重要。见微知著，一家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时势与人物共舞，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即将追溯的，是一家起点不高的煤炭企业的蜕变，以及它如何在危机中发展自己，一如既往地让全体西易村人受益，履行社会责任。

和朔州许多乡镇村庄一样，西易村也有自己的煤矿，在少水的晋北，煤矿是谋生的田。但西易的煤矿太小了，煤卖不出好价钱，利润少得可怜。

1986年，苗杰的父亲苗滋种委派回村任村支书并接管西易煤矿时，矿上欠了20万元债，拖欠工人4个月工资，生产基本瘫痪，54岁的苗滋种受命让煤矿“起死回生”。

苗滋种跟乡里借了2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付欠薪、添设备，恢复生产、紧抓管理。他吃住在矿上，每天下井解决问题，比如矿上老丢煤，日产量和日销量常对不上数。

得知有运煤司机从矿上偷煤卖，矿场里有人接应和放任，苗滋种一口气撤了3名员工。沾亲带故的村子里，这可是个得罪人的事情。

此外，村里常有小孩背着篓头到矿上“捡炭”。

“捡”是客气的说法，因为这些小篓头会被矿上没收，量虽不大，但总不妥当，考虑到村民有缺煤烧的难言之隐，苗滋种索性给村里每家每户送炭，一年4吨，自用管够，多的还能拿去卖。

有干部不理解，苗滋种解释：集体煤矿挣了钱，最后也是得给村民分，还不如直接给了他，给了就名正言顺了。

苗杰告诉南风窗，这个法子灵，村民不捡炭了。

比起送4吨煤的慷慨，苗滋种更知道怎么“省”，村里至今津津乐道他为“三白矿长”—三白，说的是那些年西易煤矿招待客人的餐标：白馒头就白豆腐烩菜，配很便宜的散装白酒，和一般好酒好肉的待客之道是反着来的。

“穷怕了饿怕了”的苗滋种省惯了，外出住个旅馆也比价选便宜的，为此，“有时候乡里干部县里干部，都不想跟俺老汉（方言：老父亲）出门，舍不得花钱”，苗杰说。

从生产到管理，西易煤矿走上了正轨。

但刚缓过一口气，又到了下一个关口。

1987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风也吹到了西易。

可当干部找苗滋种做工作，他却没有表态支持。“咱要是把煤矿承包出去，搞好了，承包煤矿的挣了钱，可是搞不好，承包人丢了钱不说，把咱们的煤矿也叫他们闹得一塌糊涂，最终受害的还是西易煤矿和西易人。”

最终村里一致同意，不搞承包，西易煤矿仍由西易人集体自主经营。

苗滋种多次解释这个决定：西易是“一家村”，90%以上姓苗，即便有别的姓，也都是亲戚，当年要是搞了承包，富的也只是几个村委，矿上只能容纳十几个管理人员，西易两三千口人怎么办，如果让外面人承包，西易人就连一个在矿上干活受苦的地方也没有了。

这个决定及其背后的考量，贯穿了西易日后的发展。

打理好西易煤矿，苗滋种57岁了，他渐感体力不支，而他的大儿子苗寨从乡里调了回来。

在村原支书、时任西易煤矿副矿长苗章看来，那时的苗寨年轻、懂技术、敢干、不辞辛苦，正是村里需要的。

到了西易煤矿，苗寨推行技术改造，以期产量翻番，预计要投入120万元。在上世纪80年代，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对刚刚缓过来的西易煤矿更是如此。

技改方案得到了许多支持，倒是苗滋种半信半疑，觉得儿子纯粹吹牛。这一改要花掉矿上差不多一年的毛收入，万一出了差错，矿上又得背债，还可能背负骂名。但拗不过多数人的支持，技改得以推行。苗寨把退了休的区煤矿局设计室原主任请了来，煤矿的管理层的注视下，苗寨也不敢懈怠。

直到技改完成，眼见一年后产量翻番，苗滋种深有感触：“实践叫我一下子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力量，也感受到我因为没进过学校的门，在知识上和认识上的差距。”之后，苗寨成了西易煤矿的新矿长，肩负起西易村民最重要的生活来源；苗滋种继续当村支书，把精力放到给村里做事上。

煤炭价格并不是一路高歌猛进，进入1990年代，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在90年代中后期，煤炭价格降至低谷。那时，1吨煤18元能卖出去，已经是顶好的价钱了，很多地方根本卖不出去，都得走关系。苗杰深有体会：“给电厂的司机发上红包，拉1吨给1块钱，让他们赶紧来拉煤，司机一来，全村高兴，赶紧给做些好饭，拉出去多少还能换点钱，拉不出去说白了就是废渣一堆。”

雪上加霜的是，村里在1997年收到占地通知。虽说是国家建设项目需要，可要是处理不好，西易村民无异于丢了饭碗，日后只能靠微薄补偿度日。

前有煤炭行业不景气，后有棘手的占地补偿谈判，这时，苗寨效仿老东家，开始了新一轮技改换代，而这一次至少要投入200万元—退为煤矿顾问的苗滋种再次反对。

苗滋种的反对不是没有道理：尤其机构改革，国家暂停了煤炭项目的审批立项，西易的占地谈判对象、平朔露矿的新项目能否上马还没着落，村民的生计都没有保障，当时就连朔州和平鲁两级政府都在提醒—煤矿生存比什么都重要，绝不能盲目投资。靠着人力挖了半辈子煤的他，觉得上一轮改造已经够用了。

苗滋种的态度坚决，在会议室里大拍桌子、拂袖而去，向苗寨施压。苗寨尽量躲着父亲、顶住压力，推动机械化改造。

苗杰曾替大哥说话：“总要考虑成功，（技改之后的）皮带传输肯定好，三个月干你一年的量。”

对苗滋种的反应，纪实作品《传奇西易》的作者郭万新评价道：或许源自他生来具有的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或许也折射出西易在即将失去土地时，他满腹的焦虑情绪郁结成保守和谨慎过犹不及的催化剂。

在支持苗寨的苗章看来：“他们父子之间，实际上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与老一辈相比，苗寨接受了许多新理论、新知识，掌握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采煤技术，而且敢想敢干，机遇来时，认得早、出手快，不优柔寡断，让西易煤矿同步赶上了时代节拍和产业革新的趋向。这一点是他的自我超越，也是对父辈最明显的超越。”

西易煤矿就此完成了半机械化到机械化的改造，产能再得提升。

峰回路转，危险几乎相继转化为机遇，平朔露矿的新项目获批，占地补偿得以推进，谈判中，西易煤矿因势利导，争得了煤炭包销和充分的补偿，有了第二座煤矿，村民集体受益。

抓住机会守住集体利益、把煤矿做大的西易，随后又在政策推动的兼并重组中，以更强的经营管理能力，“托管”了第三座煤矿，西易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末流的小煤窑，又赶上了煤炭价格走势上扬的“黄金十年”（2002—2012年）。

期间，村民福利也跟着西易煤矿的发展水涨船高，修路、建学校不在话下，老人有养老保险，孩子开始有了助学基金和免费幼儿园，村民整村进了城，住进了别墅和单元楼，免物业费和取暖费，能领生活费。村里重组运输车队，让村民人人参股，没钱入股的，村里提供贷款担保，至今，这仍然是村里分红回报丰厚的一项福利。

春江水暖，可也不是谁都能在市场上捡到黄金。

价格涨势，诱发了超能力开采，“老牛拉破车”的行业积弊暴露了出来，2003年开始，煤炭行业接连的重大安全事故成为社会话题，一时间，整个山西所有煤矿停产整顿，直到2006年，各家煤矿的生产才恢复正常。

而影响力更大的全省煤炭资源整合到来了，并开始对乡镇煤矿明晰产权，新政要求，有偿使用煤矿资源。

根据郭万新在《传奇西易》里的记述，时任西易集团常务副总李妙林有过解读：整合之前，几乎所有乡镇煤矿早已经名为集体实归个人，明晰产权是通过有偿方式获得采矿权，将原先的托管合法化，从法律层面改变煤矿所有权。缴纳了资源价款，煤矿就由集体所有转为民营或私有性质，即使转成股份制企业，客观上也意味着归了个人。

原本苗寨有机会顺势将煤矿收入私囊，但他希望只变更工商部门的注册内容，不改变西易集团作为“村企”的本质，即所有权归属西易村集体。

尽管当时的西易已经在2003年的企业民营化改制浪潮里，成了一家股份制企业，但其股份制可以说是徒有其名。“西易集团始终都在沿袭集体化经营，矿长也大致相当于一个井口主任。自然人股东的出资部分，都来源于管理层应该获取的（工资）收益，他们还真没有过分红一说……”郭万新记述道。

16位自然人的股权没有按现代股份制企业的标准落到实处，却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当时的会计史亮回忆，为了缴纳资源价款，公司背上了8000万元贷款。如果分摊到股东上，绝对超过他们的承受能力，但却没听大家有过什么顾虑，煤价在涨，债似乎能还完的。

眼看其他煤矿借价格涨势迅速壮大，反倒是西易负债经营，史亮表达过担忧：作为朔州唯一坚守集体阵地的煤炭企业，西易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一边是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一边是灵活自如的私营煤矿，二者在市场竞争中占尽上风，而西易集团的经营和分配模式，总带有平均主义色彩。

倒是苗寨宽慰他：也许人家很快就是暴发户，但咱不眼红；树大招风，冒尖不一定有好处，咱是细水长流，10年、20年稳步发展。这一点，他们做不到……

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护城河，2006年的一份总结材料里盘点了公司的产业格局：从一座小煤窑跨向集开采、运输、销售、修配、制造、冶炼等领域、拥有10个企业的集团。

但更大的考验从2008年开始，随着新任副省长提出“不要带血的GDP”，产业政策和规划相继出台，掀开了“晋煤兼并重组”的行业海啸，在大集团、大企业优先兼并的原则下，大鱼吃小鱼，朔州煤矿数量压缩了一半。

如果要保全西易集团的自主性，就得兼并重组其他煤矿，随之而来的是并购资金、煤炭资源价款，连同对煤矿的进一步机械化改造，需要27亿元的资金—这是一个刷新纪录、远超西易负担能力的资金量。

苗杰告诉南风窗，起初区里的领导接连来给大哥苗寨做工作，绝大多数中小型煤矿都并入了国企，西易集团不妨借坡下驴，将集团出让卖个好价钱分红、全身而退。

苗寨不为所动。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其实当时老大也不想改，老汉也怕他改，说了句‘只要我活着就不能改’，就要做自主的”，苗杰说。

在很多人的回忆和讲述里，对西易的发展道路，苗寨和父亲苗滋种是一脉相承。苗章曾听苗寨说起：像咱们几个懂煤矿的，这年头出去自己发财还不容易，但丢下西易谁来管？

最终，在朔州的煤矿兼并重组中，西易集团被列为保留的骨干企业集团，且以民营企业的性质，凭借煤矿储量规模大、经营管理实力强的优势，在大浪淘沙中得以保全和发展自己。

但扩大煤炭资源储量、维持下一代人生存的代价，就是这一代人最先面对的巨额负债，苗杰说，那是西易有史以来压力最大的时候，“贷款大概20多个亿”。

不同于父辈早年由于贷款机制不完善，贷款相对容易、手续简单。这时，银行的放贷要求很高，流程更复杂，需要资产抵押、互相担保，西易作为民营企业的贷款难度尤其大。

银行雪中送炭之后，该付的钱是用贷款分批给出去了，但还款只能靠自己。苗杰记得，还款高峰期间，“在银行一年的利息将近2个亿”。

更雪上加霜的是，2011年，作为集团二号人物、副董事长的苗章突发脑梗；2013年初，苗寨确诊恶性肿瘤，离开西易就医。2013年以后，煤炭价格遭遇断崖式下跌。

为应对危机，管理层集体大幅降薪，“本身薪水都不高，当时，我做副总（一年）也就十几万，降了70%，就发些生活费”。不仅如此，为节省开支，各部门封存公务用车，苗杰就坐了一年多的通勤大巴车，与煤矿工人同上同下。

为了给工人发工资、还银行贷款，管理层提供个人担保向银行贷款。“每个干部至少是300万（元），多的上1000万，如果还不了，都是担保人来还，个人身家性命就押进去了。”苗杰说。

同甘容易共苦难。面对资金链危在旦夕的局面，质疑声也来了，那几年，压力最大的莫过于苗寨，有人说他看着煤价走高，盲目扩张，脱离了西易的实际，叠加各种纷争和后续人才不足，社会上开始流传出西易撑不下去、濒临关闭的声音，谁来接手西易重新成为一个问题。

饭桌上，苗杰和自己的大舅哥酒后打了一架，矛盾焦点就是他要不要接手西易集团。

大舅哥是区财政局长，当过乡镇书记，了解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煤炭形势，他劝苗杰不要接过西易这块烫手山芋，一旦破产，就是千古骂名，更会牵连家人。

当时苗杰是公司的副总，在西易集团干了13年。其实一开始，苗寨不同意兄弟俩挤在一个地方做事，怕影响公道，曾把早年落魄的苗杰拒之门外，还是父亲牵线，加上后续苗杰干出了成绩，才做到副总。

眼下，父亲年迈，大哥重病，两代人拼出个西易集团着实不易，自己如果袖手旁观、放任自流，也说不过去。十多年来，苗杰也参与公司管理，他太清楚这个台子有多大。

“这是我当时最大的压力。”进退两难之间，苗杰还是挑起了担子，他知道，大舅哥也是为他好，可当时的情形，“我是好干也得干，不好干也得干”。

集团常务副董事长李妙林和苗寨多次商量，董事会几经讨论，认为只能由苗杰挑担子，其他任何人接手，但凡搞砸了，后果照样是苗杰承担。这是西易的特殊性决定的。

李妙林不是西易村人，他原在太原大型国企工作，级别相当于省管副厅级干部，是苗寨请回来的军师，西易另一重特殊之处由他来说更显公允。

从苗寨到苗杰，非常时期，哪怕管理层的薪酬一降再降，多方节省开支，但给村民的福利待遇都优先保障，即使车队不景气，村民们的入股分红也稳定在30%。在郭万新的记述中，2015年，尽管不少员工被裁，也有大面积欠薪，但没人上访。

当时的艰辛，苗杰只是轻描淡写，旁人也难以想象，年关时节一天见十几拨债主、还要笑脸相迎，需要多大的承受力，只有那几年得的神经性皮炎抓出的疤痕，见证着当年的煎熬。

市场有周期，没人说得清拐点何时到来，倒是苗杰给大家打气：我相信不会太久。

那是2016年了，西易逐渐完成了瘦身，舍弃了不能自负盈亏的项目，借煤炭价格上扬之势，加速输血，债务亏空得以回填，尤其2021年前后煤炭紧缺，价格形势大好。

到了2022年，苗杰第一次觉得日子变好过了，除了当年银行雪中送炭的小部分人情债，“现在基本没有外债了”，只是2019年，苗寨因病逝世。

得益于过往20年的积淀，西易集团建立了产洗运销、采煤机械加工维修一体化的产业闭环，用苗杰的话说，“是把自己的产业链吃干榨尽”。在朔州，民营的西易之外，只有大型国企做到了这一点。

下一个10年，能源转型趋势中，对煤炭企业是新的挑战，恢复体力的西易，也将卷入新的洪流。从父兄手中接棒，苗杰也清楚，经营西易集团的根基，有一份让西易全体村民受益的责任。当“西易没有一个贫困户也没有一个暴发户”成为一种宣言，苗杰说，眼下，让村民的教育跟上，不局限于小富即安，是两代人一直想做、但仍不理想的事。

在西易人聚居的“易苑小区”，入口的大石头上刻着“思源”二字。村民至今习惯称苗滋种为“老书记”，尽管年过九旬的他早已退了下来。

他在口述回忆录中说，村支书算是中国官吏中最小的职位，自己只是当了一辈子村官的小人物。苗杰记得，父亲和他们说过：“咱既然当了官，已经占了便宜，千万不要再占别人便宜了。”

年纪大了，苗滋种的记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前段时间，苗杰和父亲一起在家吃饭，完了竟见他掏出300元放在桌上，苗杰不解，只听父亲说：“给留下饭钱。”

夜里，苗杰提起这事，苗滋种说，他忘了。

至今在小区里，你仍然有机会见到这位佝偻着背的老人，他或许忘了一些事，但他见证着过往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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