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这事不可规划，但你的内在需要会牵引它的走向｜接力访问089 蔡所

2024-01-23 02:01

接力访问

小鸟文学

如果你也觉得这个世界无比沉闷，那就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七卷，为免费内容。

蔡所搬到西三村住是在 2015 年。西三村这个地方，按照蔡所的搭档/朋友郑宏彬在“一席”演讲里的说法，到处都是建筑垃圾，半夜三四点你可能会被臭水沟上的鸡档里的鸡叫醒，或者早上被隔壁高档小区排出的污水臭醒。那是 2016 年，郑宏彬晚蔡所一年住进这个广州番禺区西北角的村子，它附近最知名的地标，就是广州“大铜钱”。

蔡所搬到西三村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更适合做画室，这里安静便宜，最关键的是，画不用楼上楼下搬来搬去。他从广州美院油画系毕业，那个时候，画画还是蔡所的主业，是他“推演世界”的方式。后来这事变得不一样，画画变成了一种自我疗愈，在做了很多社会性项目之后，他会去画画——这一点倒是和以前一样，画完一张画他就会高兴好多天。

如果展开讲讲“社会性项目”这件事，会有很多很多可说。邀请蔡所接力的 A 鬼，以及邀请 A 鬼接力的武老白，以及邀请武老白接力的徐雅珺，再往上推的满宇……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把“什么是以及我做了什么社会性项目”拓展一遍。到了蔡所这边，你可能需要了解的就是一个叫做“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存在，以及它的延伸功能“西三歌队”。

“西三电影制片厂”不是一个常规的影视公司。它的四条原则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制片厂制作的每一部影片里，都至少应该包含西三村的一个问题；

二、西三村的村民是制片厂的专属观众；

三、我们要将制作的影片视为可以流转于村落的公共消息，或者说我们要在村里面做一个草根的第三方媒体；

四、我们要联合村民一起去拍摄和制片。

你大约可以明白，这个电影制片厂是住在西三村的艺术家的主意，目的是把创作和自己身处的社会联系起来。这个社会不大不小，恰好就是每日面对的西三村。郑宏彬是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发起人之一，他在演讲中提及的建筑垃圾，是西三村旧改的结果。记录一个城中村本身的日常其实已经很丰富，如果叠加旧改，就会变成一席演讲里郑宏彬说的那句话：我想问问，为什么城市化进程里面，村庄都会必经这样一个过程？

作为制片厂的一部分，“西三歌队”这个实践“平台”也有着独特的创作方法：将话筒和麦克风递向受访者，通过观察和访谈收集他们的问题、遭遇、诉求，将菜农、大排档老板的口述改编成歌曲，用吉他弹唱的方式唱出村民们的故事。后来，创作范围扩张，“西三歌队”去深圳举办演唱会，邀请打工者一起演唱打工人之歌。

《村民记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临时艺术社区·清水河演唱会现场者》截图

蔡所和他的朋友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也对如何探究这个问题充满创造性的兴趣。蔡所就是在那时候做了“西三歌队”的吉他手兼主唱。“西三歌队”有三个固定的乐手，除了蔡所，还有鼓手刘浩和尺八贝斯周洋。但歌队的“写手”众多，制片厂的谢剑波、周磊、黎燕明、刘声、喻旭东、郑宏彬，吴焕松等都通过调研和实践，为歌队提供歌词。此外，歌队的策划兼编辑的常乐，他更是目前重要的写手。他另一个爱好，吉他，顺利地成为了工作方式。他聊天的时候跟我说，小时候问爷爷要钱买吉他，爷爷问，你不是画画吗，又要画画又要吉他，这两个能一起用吗？

蔡所是广东阳江人，1979 年生，家在农村，走几百米就可以到海边。在田里插秧的时候，抬头就可以看到山，这让他对山很感兴趣，经常幻想山后面是什么。但就算小时候抱个西瓜和同学一起爬山，也不能完全明白山这个存在。那时候他见识的东西不多，之所以会画画，是因为在村里祠堂看到了手绘瓷器，觉得上面的花鸟好看，又或者同学带的画册里的稀罕水果，也觉得好，就想画下来，时间久了就进入了学画的轨道，一直到考上广美。

吉他也是蔡所迷恋的东西，声音一响起，他就觉得特别好。那时候教蔡所画画的老师也教他吉他，但是他建议蔡所画画考学，吉他也就放下了。一直到了西三村，吉他都是蔡所的个人爱好。只不过有一次，他给朋友的小孩写了一首歌，放的时候正好郑宏彬也在，当时他们还不熟，现场也没聊什么音乐的事情。隔了一阵子，蔡所收到了去西安“做项目”的邀请，当时郑宏彬在西安美术馆工作，那是他第一次用音乐的方式参与社会议题。

然后就是“居民”。“居民”是满宇、刘伟伟与郑宏彬一起发起的，邀请 30 多位艺术家，针对珠三角一带城市化后的居民生存境况和权益等社会问题，进行考察和实践。项目完成后，在深圳华侨城的展出被禁，但调研时个体的生活境况以及村中存在的公共问题没有消失——这其实是“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前序。

蔡所说，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他就意识到音乐和画画其实都是他探讨问题的不同路径，二者其实互为一体。只不过如何互相结合，他当时心里没什么概念。一直到了“做项目”的时候，他才渐渐明白画画和音乐各自的分工，爷爷当年问的那个问题，似乎也隔空得到了答案。

每一个“项目”都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次介入。每一次社会现实问题的指向，都是不同身份的弱势群体。A 鬼和蔡所都提到了他们在阳春的“床上演出”。这是重金属乐队全国巡演的一站，把社会现实编入词曲之中，现场表演，邀请当地人参与，再发布出去，这样一来，更多人会知道阳春的铜泥污染对当地人生活的巨大影响。

阳春属于阳江，但在做项目之前，蔡所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藏污纳垢”的存在。他很朴素地感到愤怒。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些东西，他说他一般情况下不会对现实特别惊讶，因为他知道事情总会更糟糕。如果事情更糟糕，或者在电视里看到又有谁在装模作样胡说八道，他就会避开这些东西，等到情绪过去的时候，又忍不住会去了解。

阳春这件事对他的影响要格外大，一个原因是蔡所和 A 鬼组成的“土壤改良”乐队在 2021 年抵达那里的时候，以疫情防控的名义被联合执法围在酒店，以至于所有人像列侬和小野洋子一样在床上完成了表演，然后被“押送”到高铁站离开；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那种不自觉的家乡意识。

不过蔡所在回忆的时候，还说了一些别的东西。

“我会有特别感同身受的共情在，但在作曲的过程中，卧槽，我又有悲凉感在里面。恰恰我们去了那里，村民就要准备去现场了，我们只能困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在床上做了现场。排练的时候我就有点大喊，主唱是 A 鬼，我作为一个和声，我用阳江话去唱的时候，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直接就把我嗓子给喊哑了。就等于说，你对生命的一种认识，一种共情，会让身体超出局限，而你自己是不知道的。结束之后我就不能说话了。”

“后来回去的路上，他们在车上还拍了一些东西，让我唱，我说我唱不了。但我还是要嘶吼，一样要嘶吼，就把那种清晰给带出来。我的声音已经那样了，已经吼得不行了，才达成那个方式。”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你在当时想象不到别的东西，只能在音乐里，在现场中，莫名被一个东西牵引着用生命去呐喊。在唱的时候，它变成一种很美妙的东西——我表达不出，没有词去形容——很自然的东西，你和那些村民的遭遇是同在的，你在歌声中成为了他们的一份子。”

蔡所说，乐队那天不知道谁嘲笑了他，“操，看那谁，流眼泪了”。“其实他自己也流眼泪了。”

蔡所和朋友们做的事情并不难看到，正如他们计划的，项目最终会以各种形式发布出来。但是，“图啥呢”这个问题，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对于蔡所，我想知道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出现在他身上的，是什么让他乐在其中或者说难以割舍，哪怕阻力和困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而且也谈不上有任何物质意义的回馈。“共情”是个光谱，每个人提到的时候，其介入程度并不一定相同。每个“做项目”的人，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蔡所给的理由，第一个有点浑不吝。他说每每做这样的项目，会遇到什么都不可预测，以至于“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说，谁知道万事俱备却会被困在酒店床上呢。这听上去很肾上腺素。预案可能需要全部推翻，新的行动方案可能需要在很有限的时间里准备好。没有什么是固定的，一个项目会不会“有意思”，在项目真正执行之前谁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劳累和压力都是可以被忽略的，“完事儿之后我就喝点酒睡觉，每天都这么循环。所以我已经不做计划了，因为你的人生必须长时间有规律才可以做计划。我只能想到近两天我要做什么，这就够了。”

但他会想比“长远”更抽象的问题。

“西三歌队”有个公众号，其中一篇推文叫《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提到艺术家应该“回到地方，回到现场，让个体发声”。推文还提到了一组对话，周云蓬去台湾演出，好朋友陈升说，“你那个不叫音乐，只是意识形态罢了”。周云蓬回答，我在大陆只能写出这样的歌，你在台湾，也写不出来《中国孩子》这样的作品。

蔡所说他想过这个问题。一个做艺术的人，做的到底是什么艺术。

“西三电影制片厂这样的东西，它好像迎合了我们某种自身需要，你会觉得它是特别自然的，做这件事会贯穿在你的生命之中……我考油画系的时候，在那个年代是接触新的思想，就和后来的行为、影像一样，是一种先锋。但语境会变化，我现在对自己的一个追问，包括以前也追问过，就是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来自西方，虽然每个人的输出不一样。当代艺术，我理解就是你对具体的环境，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作出回应，只要你把事情做了，记录了，全世界都是不可以模仿的。这就是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点，只要你进入现场，它就是不一样的。只要把事情做出来了，它已经很当代，它就有它的力量。”

但这只是一个艺术层面的问题吗？

“而我们选择做当代艺术，只是因为它符合我们自身的需要。做这件事让我觉得自己更加合理，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就不会有这样的举动。”

蔡所提到了自己的毕业作品。红色黑色混为一体的画面上，核心是一个舞台，台下山崩地裂，仿佛有无数骷髅在呐喊。做完重金属乐队巡演的时候，蔡所发了一个朋友圈，“多年之后，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想法”。

“从 2004 年毕业，到 2018 年，我花了很长时间去达成这个想法，但我没有太刻意。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可能在回归自身的某种感动。”在和我复述阳春演出的时候，他又一次提到了类似的情感，“后来回看纪录片，我能感到一种生命的悲悯会通过一些方式自己绽放出来，你在这么一个生存环境里可以共情到别人的遭遇，那是特别震撼的。它并不是属于思考‘我要做什么’的那种震撼，而是你会觉得，生命最高处应该是那样的，有一种悲悯心在里面。那是无与伦比的。”

刚从美院毕业的时候，蔡所去过一阵子郑州，一个是朋友说这里可以做高考美术培训，赚点钱，条件和在广州差不多；第二个是可以看到北方的雪。蔡所特别想知道，雪里的红色是什么样的。原本只打算过了冬天就回广州，结果一住住了一年多，中间带一个大专学生去太行山写生，从此迷恋上了太行山，回了广州又反复再去。

红色在雪里到底是什么样子，蔡所没有说。他说他作为一个广东人，在郑州明白了什么叫做“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在郑州有不一样的魔法。他把这些东西放进画里，这是 2006 年那会儿的事情。那时候他打定主意要做个艺术家，只不过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家。

Q：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A：2023 年最有意思的还是有时间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有一种进入工作状态的感觉。包括 12 月在从化做丰年庆的演出，感觉踏实了一点。

Q：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蛮多的。想重新弹一下吉他，再学一下。“土壤改良”巡演可能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就重新捡起这个事儿。我昨天弹了一下电吉他，我发现我不会，拉下的时间太多了，需要重新补充一些知识，这是最迫切的。当然还有家里的一些状况，比如要回家陪陪父母。

Q：爸妈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A：不太清楚。我妈看到我做音乐有关的事情，就说，“你又要去参加比赛了，你有没有拿第一？”有些东西是长期目标，为了达成愿望而去达成，不是我希望的样子。

Q：想推荐谁来接力？

A：谢剑波，艺术家，西三电影制片厂发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