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儿坠楼后，无人肯签下他的死亡证明 | 人间

2022年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和副所长老孙正在讨论一个赌博的案子，值班室打来电话，说群众报警称在白玉苑26栋1单元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具男尸。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拉响警笛直奔现场。

那栋楼前最东侧已经有不少群众在围观，看到我们的警车过来，纷纷自觉让出通道。没等车停稳，我和老孙就不约而同地推门下车，警戒线后，一片深深凹陷下去的草丛里，是一张苍白、瘦削、年轻的脸，120随车医生上去做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确认死亡。

我和老孙接着做现场勘察，死者仰面平躺，双臂自然贴在身体两侧，一条腿被灌木支撑着略微离开地面，除了双耳出血之外，其他方面看上去比较完整。法医喊我们配合进行尸表检查，他说：“符合高空坠亡，死亡时间在1小时前后。虽然手臂、双腿没有骨折，腹部、胸腔也没有出现开放性创口，但是死者几乎是皮包骨头，体脂和水分都太低，并且掉落在绿化带内，灌木缓冲加上地面较软，坠落的楼层应该在20楼左右。”

10多分钟后，我们确定了死者的生前居所——该栋楼的22层2201室。那是一套群租房，房东接到通知后很快来到现场，我们一起配合刑警大队的两名技术员进行现场勘验。进门后，左手边，臭气烘烘的卫生间、布满油渍的厨房、狭小杂乱的小客厅挤在一起；右手边，5间卧室从西向东一字排开，走廊最东侧还隔出了2间朝北的卧室。

老孙剜了一眼房东：“才100来个平方的房子，你隔出来不少房间蛮！”

房东紧张又拘束地挠了挠头，指着走廊尽头北侧的小房间说：“他就住这间。”

技术员穿好鞋套，拎着相机和勘查灯，边抬腿向房间里挪边说：“这乱得都没地下脚了。”老孙在门外指着木板单人床说：“这家伙真够可怜的，床上就垫着一张被子，连个席子、床垫都没有。”

我仔细环顾了一下房间的角角落落，床边的简易长条桌上堆积着大量使用过的卫生纸，卫生纸的下面虚掩着一个黑色的小包，旁边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几个拆了封的快递纸箱。我让技术员抽出那个黑色小包，在包里翻出一张身份证，身份信息与楼下的死者吻合——潘星，男性，27岁，S省人。

勘验结束后，没有发现他杀迹象，我们初步判断为跳楼自杀，但是没有找到遗嘱，所以跳楼原因暂时不明。

技术员指着桌上的一堆快递纸箱说：“这些快递上的地址都是这里，电话也一致，但是用的收货人姓名都是‘元明’。”

不过，用假名收取快递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和刑警大队的领导也就都没放在心上。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现场警戒说殡仪馆的车到了，要我们过去确认，我便和老孙下了楼。我们把尸体抬上车，一起跟车到了殡仪馆。法医提取了样本后，便把尸体装进了6号冷藏柜。

回到派出所已经是下午5点钟左右，通过死者的身份信息，我们查到了他的父母以及一个亲哥哥就住在我们辖区。于是，我先拨通了死者哥哥潘阳的电话。

当我告知“潘星出了点事情”后，潘阳显得很不耐烦，反问道：“他又闯了什么祸啊？”获悉潘阳正在100多公里外的X州出差，我便没有直接挑明潘星的坠楼，以“电话里说不方便”为由，商请他的妻子张茹先来所里处理。

大概过了半小时，张茹来到了派出所。她身材高挑，身着一件半长的浅色外套，衬得皮肤雪白，一把抓的马尾辫收拾得干净利索，细长的眼眸里有些拘束和不安。

自我介绍后，我便直接告诉她：“今天下午，潘星死掉了。”

张茹一愣，瞪着眼睛看着我，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大喊：“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迟早的事、迟早的事。”

我劝慰她不要太激动，她反倒继续高声嚷嚷：“我不激动，我不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

等我把调查的情况说完，她还在恨恨地重复着：“我就知道、我就知道……”然后，我看她掏出了手机准备打电话。

我立马抢先一步，问道：“你准备打给谁？”

“还能打给谁，打给潘阳，让他赶紧死回来！”张茹有些不能自已了。

我赶紧阻拦：“最好别直接说他弟弟死了，就说是跟别人打架，被派出所抓了，叮嘱你老公路上注意安全，不要太着急，尽快回来就行。”

张茹嘴上应承着“我知道，我知道”，哪承想电话一接通，她就对着手机再次大喊：“你他X的赶紧死回来，你弟弟跳楼死了！”说完，便狠劲地挂掉了电话。

老孙听到了这边的动静，赶紧跑了过来，然后我俩轮番安抚。其间张茹的手机响了几次，每次都被她干脆利落地摁掉。我们请她到旁边的接待区坐下来，给她倒了杯水，她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等她的情绪稍微平复一些，我们便向她了解潘星的家庭情况。张茹说潘星的父母都健在，两人缺钱了就去上上班，有钱了就去玩，自己顾自己，身体都很不错。老孙又问她的公婆是否住在这边，张茹冷笑了一声，回答道：“他弟弟一个在这边就够我受的了，他们要是也住在这边，我非得疯了不可！”

看到张茹一谈及公婆就情绪激动，我感到潘星坠楼背后可能并不简单，就给老孙递了一个眼色，让他打开执法记录仪，老孙会意。

我接着问张茹：“你对潘星了解吗？”

张茹的胸口起伏，顿了顿之后，道：“他就是一个神经病，他们一家子都是神经病！”

见张茹实在稳不住，老孙就走上前，试图缓解一下气氛：“你先别激动，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比如，你说他是神经病，那么他生前有没有去过医院？有没有确诊患有精神类疾病？”

张茹咬了咬嘴唇，突然扬起声音说：“他们要是早点儿带他去医院，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一家子都脑子有问题，找跳大神的给他看，都他X的神经病！”

在接下来的问询中，我们得知，早在2022年春节时，跟丈夫回老家的张茹，就发现了跟公婆住在一起的小叔子不对劲儿——他从来都不穿内裤。碍于嫂子身份，张茹不便直说，喊来丈夫说一说潘星，又专门去给小叔子买了几条内裤。后来，潘星是穿上内裤了，但是一条内裤能穿十几天。为此，张茹再喊来丈夫管一管，潘阳认为妻子小题大做。

那时，张茹还对丈夫调侃：“那以后还能找对象啊？”

潘阳却毫不在意道：“他就是不这样也找不到对象，随他去吧。”

公婆更是语出惊人：“将来花钱给他买个老婆。”

其后，张茹又发现小叔子三番五次地在马桶旁边拉屎，然后用纸包着抓到马桶里。她觉着，毕竟是嫂子，不能看着不管。过完年后，张茹劝说公婆和丈夫带潘星去医院看一看，谁知得到的回复是：潘星只是被“鬼打墙”、“迷了心”，找“大师”驱驱邪就可以了。

关键是，潘星父母还真的请来了一个跳大神的给小儿子驱邪。

之后是2022年4月，潘星突然出现在张茹家门口，嚷着要在这边打工。

“我当时整个人都懵掉了！警官，你们说，我们照顾得了吗？他是个神经病，去哪里打工不好，非要到我这边。”

尽管张茹一再要求丈夫把潘星送回去，但是潘阳却是个“愚孝”的人，架不住公婆的几通电话。张茹无可奈何，但也不愿落个一点亲情都不讲的名头，最后实在拗不过，就同意潘星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

潘星刚过来的时候，状态确实比春节时要好一些。但是一个星期不到，就故态复萌，随后变本加厉。他总是在马桶外小便，张茹和潘阳一教训，他便眯着眼、斜视着他们，露出诡异的笑，令张茹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后来，张茹两口子就给潘星在外面单独租了房子。临近“五一”假期，公婆提出要过来看看，张茹担心小叔子的生活要是乱七八糟，自己会遭到公婆的埋怨，就先去出租房先看了看潘星——果不其然，潘星把房间弄成了垃圾站，尽管张茹再三向房东赔不是，并主动提出请保洁打扫，房东还是拒绝了续租的要求。

“他父母‘五一’走了之后，我和他哥准备重新给他找个房子，他不要，说他们公司在乐业公寓那边有一层员工宿舍，他直接搬过去住。我心想这样也好，毕竟有人能看着他，总比一个人在外面住要强。”张茹喝了口水，接着说道。

老孙道：“你确定他在乐业公寓住过吗？”

张茹放下纸杯说：“确定啊，我和他哥一起送他过去的。”

“那边的住宿条件怎么样？你们看了吗？”

“就到宿舍门口，没进去，也没看到里面的情况。”

“为什么没进去呢？”

“在门口，他把衣服口袋翻了一遍，说钥匙丢了，进不去，他说等同宿舍的同事回来，再重新配一把钥匙。然后他就在宿舍门口等，我本来还准备看他缺什么，带他去买的，但是他哥有事，我们就先走了。”

但据我们的调查，潘星并没有入住过张茹说的那个乐业公寓，除了兄嫂之前给他租的房子之外，在这边他只租住过白玉苑26栋2201室，也是他出事的地点。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张茹，她先是一脸不可置信，转念不停抱怨道：“怪不得，我们去找过他好几次都找不到，打电话问他，他就说是住在乐业那边。原来，他一直是住在白玉苑。”

就在我们准备继续问询的时候，潘阳来到了派出所。

潘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精干”，如果不是早已核查过身份，很难想象潘星与他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两人身材样貌几乎处处不同：潘星是一张瘦削到颧骨凸出的倒三角脸，潘阳的脸却是椭圆形；潘星一身地摊货，四肢修长，连手指甲都很长，而潘阳一身精英装，从头到脚干净利索，看上去完全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

一看到潘阳，张茹就冲过去喊：“‘五一’的时候，我让你爸你妈把他带回老家，不听，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吧，你负得了责吗？”

潘阳脸色铁青，任凭妻子说什么，就是不吱声。我和老孙上前劝阻，请张茹冷静一点。

等张茹不再嚷嚷了，潘阳才问道：“到底怎么了？搞清楚没有？有没有弄错啊！是潘星……”

没等潘阳说完，张茹就忍不住对着他大喊道：“人家警察会弄错！人命关天的事！”

潘阳眉头紧锁，沉默一阵后，一脸焦虑地反复说：“怎么可能？前两天我还跟他通电话呢，怎么就死了呢？我怎么跟我家里人说？”说着，他掏出手机，准备打给他远在老家的父母。

沟通中，潘阳也先刻意隐瞒了弟弟坠楼的事情，最后叮嘱说：“你俩都来，坐飞机过来。”

挂断电话后，潘阳提出要去殡仪馆看遗体。可一看表，殡仪馆早已下班，我们没办法立即带他过去。

潘阳还是难以接受，又问：“那万一弄错了，咋办？”

我们向他再次确认了他弟弟的身份信息，他不再说话了。

此时，张茹突然问道：“你爸你妈，明天确定过来啊？”

潘阳被妻子问得有些烦躁，嘟囔道：“我马上就买机票，肯定来啊！你能不能别烦啊！”说着，他就要离开派出所。

老孙连忙补充道：“如果你父母到了，就赶紧先到派出所来，我们一起把善后的事处理了。”

潘阳答应着出了门，张茹跟在他身后，赌气道：“好！好！好！你说的啊！让我别烦！你们自己去弄，啥都别找我，你爸你妈来了，也别找我……”

第二天晚上9点多，所里打来电话通知我说潘星的家人来了，要求去看遗体。我让接警员把电话给潘阳，再次向他说明：时间太晚了，看不了。

就在我解释的当口，电话那边传来一阵争吵。过了一会儿，一个中老年男人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是潘阳的父亲。老潘有些激动地问我：“我儿子没了，我就不能去看一眼吗？”

我向他解释了许久，才终于约定好：次日上午9点，殡仪馆一开门，我就和他们一起去看遗体。

次日早8点，我刚到派出所大门口，就看到潘阳和一男一女两个中老年人在接待室里等着了。我停好车，径直来到接待室。见到老潘，不用核实身份，就能确定他是潘星的父亲，因为爷俩的样貌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老潘看上去要精神得多，不像潘星那般瘦削。潘母个子不高，衣着干净朴素，小县城退休大妈的样子，潘阳的样貌与她比较像，只是没有她那一脸苦相。

跟殡仪馆联系好之后，我和老孙带着介绍信，带他们一起赶了过去。在办事大厅办理了有关手续，一名工作人员陪同我们一行人进了停尸间。工作人员拉出6号冷藏柜，打开裹尸袋，潘星赤条条地躺在抽屉里。潘阳和老潘上前看了一眼，表情十分沉重，潘母则始终站在较远的位置，一言不发，只盯着6号抽屉发呆。我和老孙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他们，只好一起沉默。

等这一家人辨认过遗体之后，工作人员便拉上裹尸袋，把抽屉推了进去。

离开殡仪馆后，潘阳和他父母一路上依旧不发一言。我和老孙自觉给他们留出缓冲时间，没有跟着就展开询问。

回到派出所，老潘才开口问道：“人是怎么死的？”

老孙便向他们说明了当时的调查情况。

“属于意外吗？”

“如果最终确定是跳楼自杀，就不算意外。”

“我们要办什么手续吗？”

“等最终结果出来后，我们开好死亡证明，你们就可以去殡仪馆火化，正常办后事就行了。”

“那啥时候能开证明？”

“我现在就去联系，看看结果怎么样了。”

“我们离得远，能不能尽快办，我还等着回去呢。”

“我们尽快，您稍等一会儿。”

老孙去跟进调查情况，我向潘家人进行了例行询问，问潘星有没有债务纠纷、情感纠纷等，三人都一致否认，并强调潘星一直以来都是好好的。当我问潘星是否曾患有什么疾病，他们也一致否认。

直到谈到潘星的精神状况，潘阳的眼神开始躲闪，老潘则一脸精明地看着我，并一再强调：“潘星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可能还不够成熟，没想到他会出这个事。”

我尝试问道：“他哪里不太成熟？有没有什么地方让你们觉得不太正常的？”

听到我的问题，老潘抬起头，眼睛盯着上方，像是在记忆里快速搜索着什么。少顷，他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们也没见他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就是感觉他还是跟个小孩子一样。”

当我试图继续就这个问题询问下去，三人就开始表现出不耐烦，反复说“人已经没了，不想谈了”，并不断催促我们尽快把证明开好，他们急着去料理后事。

见他们一家并不是很配合，为了不直接刺激到他们，在调查结果出来前，我也不打算过多深究，就没有继续再询问。

临近中午，老潘显得越发着急，再一次催促道：“要不然，你们直接开个‘意外死亡’的证明算了，我们直接回去办后事吧。”

老孙立马说：“那哪行啊！人命关天，得查清楚，不能让你儿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下午3点左右，调查结果终于出来了。我们向他们介绍情况时，老潘和潘阳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语，似乎是接受了眼前的现实，潘母依旧一脸呆滞，一声不吭。

见家属没有表现出不同意见，我们当即就召开了集体通案会。针对潘星的死亡问题，综合所有调查情况，认定为属于非正常死亡，符合不予立案的条件，决定不予立案。

事实清楚明白，相关证据齐全，与以往许多非正常死亡的案例一样，不存在什么值得质疑的地方。当时从潘家三人的表现来看，我和老孙都以为开好死亡证明、帮助他们料理好后事之后，这件事就结束了。

那天下午，老孙把死亡证明递给老潘，说：“证明开好了，一式两份，中间盖着骑缝章，你签好字后带走一份，另一份我们入档，您老节哀。”

老潘坐在椅子上接过死亡证明，看了一眼，便指着最后一行的“死亡原因”说：“警官，这个‘非正常死亡（排除他杀）’，是个啥意思？”

老孙解释：“按照省公安厅关于非正常死亡案（事）件的办理规定，这个是指除了因为生理健康原因自然死亡以外的，需要我们查明死亡性质的死亡事件。”

潘阳接嘴问道：“哪些情况属于非正常死亡呢？”

“就是本身身体健康没问题，因为意外情况或者突发情况导致死亡的。”

“那潘星的死属于什么情况呢？”

“从调查的结果看，属于突发情况。”

说到这里，老潘突然站了起来，一脸恳求地看着我和老孙，问：“能不能帮忙改成‘意外死亡’？”

老孙连忙摇头，说：“这可不好乱写，他本身就是跳楼自杀，怎么可以直接写明是意外呢？”

老潘的脸色顿时拉了下来，本就瘦长的脸型显得更长了。

我接腔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改成‘意外’呢？”

潘阳立马答道：“这不是不好交代嘛，回老家，别人问咋死的，我们要是说跳楼，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如果是‘意外’，也就好解释了。”

我看着这一家三口，有点疑惑：“潘星的死，你们还需要跟其他什么人交代吗？”

潘阳看了一眼他的母亲，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了什么。突然，老潘又开口道：“不是说交不交代，我们回去了也是要脸面的，你们就改成‘意外’，又能怎么样？反正人都死了，我们也不追究了。”

“不是这样说。我们都是按照法律法规办理的，意外就是意外，突发就是突发，我们也考虑到你们的感受，没有在证明上明确说跳楼自杀，但是也不可能写成‘意外死亡’。”

此时，潘阳突然开始质疑起来：“你们确定查清楚了吗？我弟弟绝对不会跳楼自杀的，除非他是不小心滑下去的。”

面对质疑，老孙拿出卷宗，一边翻着卷宗，一边指着采集到的痕迹解释：“你们看，这些窗户上的手印，一个在窗框侧面，一个在窗框顶上，还有一个是打开窗户时留下的，刚好是两只手抓着窗框，窗户内侧护栏上的两处脚印也很清晰，所有的痕迹没有任何凌乱的情况，说明死者的动作很干脆，应该是没有丝毫犹豫，抓着窗框踩到护栏上，就直接跳了下去。”

潘阳认认真真地看着图片，不死心，又抬头问道：“会不会是他想擦窗户，不小心掉下去的呢？”

“除了这些手印、脚印，整个窗户其他部位都是灰蒙蒙的，很脏，而且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用于擦窗户的抹布、工具，没有证据显示他有擦窗户的打算。”

……

就这样，那天下午，围绕潘星是“自杀”还是“意外”，潘家人软硬兼施，与我和老孙交涉了两个小时。我们猜测，也许他们买了人身意外险，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而且这种事只要不涉嫌违法犯罪，也就不在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内。

僵持许久，潘阳还在说：“你们真是一点人味都没有，你们自己看看，老人可怜吧！老百姓办个事咋就这么难啊！”

老潘则闷着头嘟囔道：“我不管，反正你们不改，我就不签字。”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一阵难受，老孙也有些按捺不住了。但老孙还是尽量克制着说：“不是老百姓办事难，是你们提出了不合法的要求，我们不能违法出具证明。”

这样又僵持了一会儿，我便和老孙出警去了，也让彼此都缓缓。在分局办完事，我俩回到派出所，同事说老潘一家三口早就离开了。

我当时想，这样也好，或许过几天，他们就想明白了，一切就顺其自然地结束了。

大约过了两三天，潘家父子俩又来到派出所，个个一脸阴沉。

一见面，潘阳就大声质问我们：

“现场我已经去过了，那里住着这么多人，是不是跟谁结仇了？你们查清楚了吗？”

“你们现在单凭这些证据，能证明他是自杀吗？”

“万一他被人精神控制了呢？”

“反正人都死了，死无对证！”

面对这一顿连珠炮式的追问，我们只能耐着性子逐一回复。这期间，老潘还给大儿子帮腔，要么大声呼号不满，要么不停地卖惨。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确是人间莫大的悲剧，我们内心深处也很同情，但是他们父子二人犹如表演话剧一般的行为，再加上非要将潘星的死因改成“意外”的企图，着实令人很难感同身受。

此前我们在勘察中发现，潘星一直独自窝在出租房里，跳楼前已经连续10多天没出门了，他的卧室里没有找到任何可疑人员的活动痕迹，没有打斗痕迹，除了点外卖、网购，及与潘阳零星的联络之外，他就像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里——群租房的室友不会去打扰他，他也不关心卧室以外的世界。

但没想到，潘阳说着说着，提出了一个颇让我们意外的问题：“非正常死亡，在法律上指的是意外情况或者突发情况导致的死亡，你们现在只是定性为‘突发’，但是并没有查清他到底为什么‘突发’，我们怎么能认呢？”

听了这句话，我在惊叹之余，稍有欣喜。没想到，才短短两三天，他就学会对法律法规“咬文嚼字”了，说明做了不少功课。

我想，既然你做了功课，那我们沟通起来可能会更有效率了。所以，我对潘阳说：“对于突发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如果能查清死者选择轻生的原因，当然最好。但是有时候是查不清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对‘非正常死亡’的认定，你能理解吗？”

潘阳迟疑了一下，说：“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跳楼呢？”

“可惜你弟弟没有留下遗嘱。如果有，也许我们就知道了。或者说，你们知不知道？”

潘阳赶忙辩解：“我们怎么会知道。不对、不对，就算他没有被精神控制，那他是不是吃了什么致幻类的药物，导致精神失常，才会不小心意外掉下来，你们有没有进行生化检测？”

“法医的检测结果正常，没有发现你说的情况。”

潘阳低下了头，过了好一会儿，说：“我们要求提取心包内血、胃内溶液，进行毒化检验。”

作为一名非法医专业的派出所民警，当潘阳提出以上这些要求的时候，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打电话给技术室，请他们提供指导。法医给我们回复：“提取心包内血、胃内溶液，需要进行解剖。他这个案子，没有什么必要性，死亡性质明确，也不是刑事案件。原则上，我们不能解剖。”

我把技术室的意见告知父子俩，但是他们完全不认同。

潘阳说：“你们不愿意去，就是有问题。”

老潘说：“我们是外地人，外地人好欺负啊！”

我实在不想再和他们父子纠缠，便再次联系了技术室，请他们务必帮忙一起去一趟殡仪馆，当面说清楚。无奈之下，技术室也只能派出一名法医，与我和老孙一起，陪着潘家父子俩第二次去了殡仪馆。

在殡仪馆业务大厅办好手续，我们一起又到了6号冷藏柜领取尸体。老孙打开柜子，拉出抽屉，潘星的遗体已经冻成了“冰雕”。我和老孙都不禁咂嘴，死者实在是太可怜了。

法医再次劝说潘家父子，说没有解剖的必要性，希望能够打消他们的顾虑，但是他们仍执意要求提取心包内血和胃内溶液。法医说，如果非要提取，就必须解剖，这不是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不能做，需要自己聘请有解剖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例如司法鉴定所。

听了法医的解释，老潘很不满意：“我不同意解剖我儿子的尸体，我们也不提取心包内血了，就提取胃内溶液，你们可以用一根管子从喉咙里插进去，就跟做胃镜一样，伸到胃里，把里面的东西吸出来不就行了吗？”

法医又忙解释：“这个是不能这么做的，死亡之后，喉腔闭塞，如果用管子伸进去会破坏食道，这不符合尸检的要求。”

潘阳略微思考了一下，又说：“那你们就只在胃部开个口子，提取出来后，再缝起来，不就行了？也不需要进行很大的解剖啊！”

法医一脸无奈，反复说明这想法行不通，并劝说他们慎重考虑解剖一事。

眼看不能如意，老潘突然发了一个“大招”：“既然你们不肯帮我们提取，那我就去打市长热线，让他们要求你们去做。”

老潘话音刚落，潘阳又补充道：“跟老人，你们就别计较了。我爸就是想知道我弟弟死之前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你们就提取一下，顺手的事，又能怎么样呢？再说，是我们请你们做的，出了问题，我们自己负责，跟你们没关系。现在，老百姓办个事怎么就这么难啊？！”

“我也很想帮你们，但是按照我们的尸体检验和解剖规定，我不能这么做。”法医不愿再与他们纠缠下去了，转身就要离开殡仪馆。

见法医真的要走，潘阳又厉声道：“你们不做，老爷子也不可能善罢甘休，不能给个说法，我们也没法给老娘一个交代，我也不会善罢甘休！”

最后，在殡仪馆，大家不欢而散。

过了两天，老孙联系潘阳，劝他尽快到派出所办理死亡证明。电话里，潘阳没有做出任何表态，只是敷衍地答应着。

又等了两天，他们也没有前来办理手续。我跟老孙通气后，再次打电话商请他们过来，并强调说：“你弟弟属于非正常死亡，是我们送到殡仪馆的，没有公安机关开具的死亡证明，就不能火化，也办不了后事。”

但无论我们说什么，潘阳就敷衍地答应一句：“好，我知道了。”

左等右等，距离潘星逝世半个月了，潘家人始终没有再露面。我和老孙认为不能这样一直拖着，得让死者早点入土为安，实在不行，只能上门去做工作。

当天下午，我们便一起去了潘阳家，他家在一个挺不错的小区。等我们敲开门，发现却只有张茹一个人在。

她见我们上门，似乎有点惊讶：“你们怎么来了？我老公他们不是在派出所吗？”

我和老孙一头雾水，回答道：“没有啊，我给你老公打了好几个电话，催他去所里办死亡证明，他一直都没去，所以我们今天才上门的。”

张茹也一脸疑惑了：“我老公说是你们派出所不给开证明啊，说是在等领导签字。”

“没有的事，调查早都结束了，这个证明我们随时都能开，关键是你们家属要认同、要签字，根本不需要什么领导签字。”老孙解释道。

只见张茹咬了咬牙齿，一脸愤怒地说：“都是骗子！居然骗我说是你们不给开证明，还说要天天去盯着你们。”

“我们倒是欢迎他们来‘盯’呢。”我和老孙自嘲道。

说罢，张茹便迎我们进了屋。我俩坐在明亮的客厅里，见现代简约风格的装潢整洁大方，家具家电都是知名品牌，一眼望去，方方面面都很有质感。

我们向张茹详细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接下来的问询中，张茹也把她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我们这才知道，这么久的来回撕扯，大都因为潘阳的老舅在老家的“遥控指挥”——潘母非常依赖这个亲哥哥，而老潘怕老婆，潘阳则唯父母之命是从，如此，就形成了一个“娘舅指挥、娘亲监督、父子二人组合冲锋”的阵法。

潘家人不仅与我们撕扯，还到处咨询律师，打各种投诉电话，寻找公安、住建、开发商甚至房东的过错，并全程录音。收集完后，潘阳便把录音发给他老舅，每天打电话汇报请示，他老舅也情真意切地给他们出各种主意，包括提取胃内溶液，还给他们转了钱，又指示他们不要想着回去，要在这边好好地闹，“只有闹了，才能查清楚，才能找到‘头（负责赔偿的责任方）’”。

总之，用他老舅的话说：“人死了不能白死。”

“他们整天在我家里闹，我婆婆整天在家哭，弄得日子日子没法过，工作工作也干不好，我都快烦死了。是你自己跳楼的，要找什么‘头’啊？又不是别人把你逼死的！”

见张茹这么肯定地认为小叔子就是跳楼自杀，我们也很好奇这背后的原因，就继续询问潘星生前的情况。

“‘五一’的时候，潘星就和过年的时候一样，哪里都不正常，我让他爸妈把他带回老家，但是潘星不愿意回去，他爸拉他，他就跑，我老公就去追，追回来了，他就蹲在地上，蹲得好好的，突然就往阳台冲，就是那种要冲去跳楼的感觉。但是我家有防盗窗，看到防盗窗，他又蹲下来了。我们把他反锁在家里，他就不睡觉，整晚整晚不睡觉。”

我问张茹：“既然你们都知道他这个情况，当时也提出要带回老家看管，虽然最终没带回去，难道就都这么心大，没人管他了吗？”

张茹急了，回答道：“怎么管啊，警官！我和我老公结婚几年了，一直都忙得不行，连个孩子都不敢要，他爸妈都不管，我们怎么管啊？要说有责任，我觉得他爸妈要负最大的责任。我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把潘星带回去，你们知道他妈说什么吗？她说：‘他（潘星）长大了，他有他的自由。’我心想这种情况，还说什么自由，打断腿都要带回去啊，怎么可能把他放在外面？！要是当时就带回去，哪怕就圈在家里养，也能养得起啊，哪里还有今天这些事！他们居然还偷偷地把手机和身份证都还给了他，现在好了吧，彻底‘自由’了！”

听了这一番话，我感到十分郁结，好好一条人命，这么年轻，但凡家里人多一点责任心，哪里会发生这种后果。可事已至此，一切都无法挽回。

张茹说，这段时间，老潘他们找了好几家律所，但是没有律师愿意接手，都说这种“命案”公安一定会查得很清楚，不可能留有空子钻。但是，潘阳的舅舅仍旧不愿放弃，又指导他们继续从有没有吃有毒食品、喝过期饮料等方面向公安质疑，并继续投诉住建局，说他们检查验收环节有问题，告开发商，说高层的护栏有安全隐患，骚扰房东，理由是没有安装防盗窗。

关于这些问题，不用我们说明，张茹自己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就算吃了有毒的东西，也是他自己吃的，又没人喂给他吃。就算喝了过期的饮料，会死人吗？就算他真的中毒死掉了，他死在床上好了，干嘛要跳下去呢？人家房东没有装防盗窗，违法吗？人家这个防护栏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天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他们根本就没有想一想，他们怀疑的任何东西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见与张茹的沟通比较顺利，我便开口问了一个心知肚明却不便言说的问题：“既然找不到突破口，事实也摆在眼前，他们还在纠结，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们就没有想过让潘星早点入土为安吗？”

“他们不是纠结，就是觉得不能‘白死’，得有个说法。这都是他舅舅出的主意，让他们跟你们闹，要么有人来负责，要么就写成‘意外’，否则就不认非正常死亡，就说是你们没查清，要求继续查。”

我又试探性地问：“他们为啥非要把死亡证明改成‘意外死亡’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倒是怀疑他们是不是买了保险。”

张茹的怀疑与我们不谋而合，老孙乘势问：“是以前提过买保险的事吗？”

“年前倒是提过。当时我也是出于好意，提过一嘴，想着万一有点啥事，还能有点保障。但是，后来就没人说这个事了，到底买没买，我不知道。很多事，他们都躲着我、瞒着我，还骗我。”

那天下午，经过协商，我们与张茹达成了统一意见，请她从潘阳身上突破，无论如何，也要敦促老潘家尽快到所里办理死亡证明，让潘星早日入土为安。同时，作为交换，我们答应帮助她解决好她的两个顾虑：一个是她担心公婆会把死者的遗物带到她家——那是她的婚房，将来还要在里面带孩子、坐月子；另一个是请我们帮忙运送潘星的骨灰，用自己的车她害怕，以后都不敢开了。

两天后，潘家一家四口都来到了派出所。按照商定，我们不能泄露张茹曾经告知过的事情，为此，我和老孙事先商量了一番，决定就从我们调查的情况入手，重点是要让老潘一家转变思想认识、自愿签收死亡证明。

在接待大厅里，潘阳果然又提出了很多疑问，包括是不是喝了过期的饮料、有没有中毒，还围绕单位、房东该负什么责，住建局有没有责任等等，跟我们掰扯了许久。

我和老孙按照预先的计划，一一向他解释说明。

回答完所有的问题后，我故意问道：“之前，你们说潘星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可能还不够成熟，他到底哪些方面表现出不太成熟的？”

果然，潘阳又开始闪烁其辞，我便看向老潘。我俩刚对视了一眼，他就抬起头盯着上方，过了一会儿，才看着我的眼睛说：“他成不成熟，跟出这个事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既然你们非要搞清潘星到底为什么跳楼，就有关系。”

“查他为什么跳楼，是你们公安的事。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们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已经给了你很全面的说法。你们也打了很多次市长热线，我们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你们解释说明，你们还想要什么说法？”

“我们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这就是说法。”

“他是跳楼自杀。”

“不可能，他再不成熟，也不会跳楼的。我的儿子我还不知道吗？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就在老潘坐在椅子上不停摆动双手、眼睛快速转动着辩解的同时，潘阳突然问道：“现在，你们把他5月份的情况是查清了，但是，‘五一’之前的呢？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呢？他有没有被欺负？你们查了吗？”

听他这么问，我有点绷不住了，语气强硬反问道：“按照你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要一直倒查到他出生的时候啊？”

老潘“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指着我喊道：“你啥意思？你们警察了不起吗？你们没X本事查案子，欺负老百姓怪厉害嘞！”

老孙见状，赶紧打起圆场，拿着卷宗向老潘继续解释。我忍住一肚子气，一屁股坐到最角落的一张椅子上，离他们远远地。

哪知，老潘抬起手臂，把老孙手里的卷宗打翻在地，大喊道：“反正，你们查不清，我就不认，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就这样白白死掉！”

听到他这句话，我更加绷不住了——当初，是你想尽办法让我们开一个“意外死亡”的证明，老孙就说“不能让你儿子不明不白地死了，要查清楚”。现在倒好，你反过来又不认了，还说“不能让儿子白白死掉”。

老孙见我脸色很差，一个劲地向我使眼色，让我控制住情绪，我理解他的用意，也示意他放心。

最后，在老孙不停地劝解下，还是先把他们送走了。临走的时候，我拉了拉张茹的衣袖，告诉她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为了能让老潘一家心服口服，我和老孙又去走访了潘星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带着几名图侦队员同步调取监控录像。几天下来，我们摸清楚了：自从潘星来到这边以后，除了第一份工作是哥嫂介绍好的，他还先后在三家企业工作过，基本上都是上个几天班就单方面不去了，几家企业都按天给他结算了工资。

在向几家企业的多名员工调查情况的时候，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奇怪的第一反应：“潘星是谁”？

待我们向他们出示了潘星生前的照片后，他们才一脸惊讶地说：“他不是元明吗？脑子缺根筋的那个。”

原来，在几家公司里，潘星始终自称“元明”，偶尔他的领导喊他“潘星”，他还会非常生气地强调：“我不叫潘星，我叫元明！”

我们料想，这孩子可能早已不再认同自己本来的身份。两个一奶同胞，仅仅相差两三岁的兄弟，为何人生轨迹的差距这么大？潘阳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光鲜体面。而潘星呢，穿的都是“某多多”上网购的衣裳，没钱了就去打几天工，有钱了就窝在群租房里，平均每天的开销只有十几块，简直像个乞丐。

假如潘星真的有精神或者心理问题，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走到今天这一步，他的父母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是儿子，与潘阳相比，潘星就像一个弃儿，无论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似乎一直都在被放逐，更可怕的是，他的父母还找到了一条能够自洽的理由——“他有他的自由”。

张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凌乱的生活了，她以离婚相要挟，逼着潘阳去做公婆的思想工作，尽快把潘星的后事办结。

我们补充调查过后，再次给老潘一家充分全面地展示了潘星来到这里后所有的工作经历、生活轨迹。潘阳和他父母不再提出其他任何异议，但是依旧不愿意在死亡证明上签名，始终说“我们不能接受”。

我反问道：“那到底怎样你们才能接受？”

潘阳说：“凭你们这些证据，就算是潘星跳楼自杀，但是他为啥要自杀，你们还是没有说清楚，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他到底为什么会跳楼？难道你们心里就一点数也没有吗？你们所说的“不能让他白白死掉”，是个什么意思？怎样才算不是白白死掉啊？我心里翻江倒海，可是说不出口，毕竟答应了张茹，要为她保密。所以，我还是得压着火气耐着性子劝道：“他到底为什么会跳楼，我们也很想知道，但是即便查不清，也不妨碍非正常死亡的认定，这一点已经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你们总是说他生前一切正常，无论我们问什么，你们就一句‘他不太成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非要改成‘意外死亡’？”

潘阳和他父母依旧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情急之下，老潘还跳了起来，扬言要到政府去上访、去静坐、去堵大门。

讲理讲不过，开始玩赖的，真是活要面子，死要票子！我心里暗笑，但为了防止矛盾的不必要扩大，我还是缓和了语气说：“你们也不要激动，像你们家出的这种事，我们一般几天就结束了。但是你们的质疑太多，想法也太多，很多都没有必要。为了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这次潘星的事，我们调查的过程不亚于一起命案，很多不需要调查的也调查了。”

说着，我翻开在那几家企业调查到的情况，摊到潘母面前，指着笔录对她说：“你自己看别人都是怎么看你儿子的，他都不承认自己叫‘潘星’，可怜吧？你们当父母的，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就在我说话的当口，老孙实在绷不住了，他突然站起来，声音比老潘之前还大，伸出两根手指比划着，喊道：“20多天了，20多天了，开始我还一直顾及你们，毕竟你们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丧子之痛，现在呢？所有证据都摆在你们面前，从你儿子到这里之后，连在路边上撒尿的视频都给你们看了，你们现在还这么干！是还想要什么补偿吗？”

老孙又伸直手臂，指着殡仪馆的方向，情绪彻底崩溃，我赶忙起来去拉他坐下。他一挥手，接着说：“你们的儿子才多大？20多岁啊！英年早逝，他的冤魂现在还冻在殡仪馆的冷柜里，你们也看到了，跟冰雕一样，可怜吗？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孩子吗？咱中国人，哪里不讲究个入土为安啊？你们现在这样对待潘星，潘阳怎么看？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呐！你们就一点都不考虑考虑吗？”

话音未落，“哇”的一声，潘母哭了起来，老潘、潘阳满脸涨红，想要争辩，却又无话可说。

过了一会儿，潘母带着哭腔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潘家父子都不回答。

我赶紧递话：“你们要是没有异议，咱们就把死亡证明开了，你们也好把潘星的后事早点办了。”

潘母揩了揩眼泪，点点头，三人在死亡证明上签字之后，张茹就一脸急切地看着我，我明白她的想法，主动提出把潘星的遗物都暂存在派出所，等火化后，连同他的骨灰，我们安排车子一起送到火车站。

之后，我们如约送走了潘星的骨灰，也送别了老潘一家。

（本文人物名，地点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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