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愧是天才作家，最近读过口碑最好的书

前段时间，豆瓣阅读公布了“2023年度图书”，《疼痛部》是其中一本上榜图书。

从分类来看，这是一本虚构小说，但这是一本很难用类别和标签来定义的图书。同样，这本书的作者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Dubravka Ugrešić），也是一个难以用三言两语概括的传奇人物。

2023年，杜布拉夫卡的4本作品在国内译介、出版，开始进入中文读者的视野。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杜布拉夫卡，这位被《纽约时报》《卫报》等多个媒体盛赞的“天才作家”，她怪诞不经的作品，以及那些“惊世骇俗”的言行。

01.

一个没有“国籍”的作者

一般来说，介绍一个作者，通常都会先提及她的国籍，作者栏虽然写着“ [荷]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但那前面的“荷兰”，却远不足以代表她。

要解释这点，先引用一下《疼痛部》的小说介绍，它与杜布拉夫卡的人生经历高度重合：

“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教授一门四分五裂的语言，我像童话里的龙一样吐出舌头，然后它就分叉了：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

一门如此令人痛苦的语言，一门从来没有学会描述现实，与人对于现实的内在体验同样复杂的语言，能够讲故事吗？

来到荷兰后，流亡者的叙事是没有日期的。短短的‘战后’发生了太多的事，他们的心理时钟在重压之下坏掉了，一切都坏掉了。地点和时间分成了‘以前’和‘后来’，生活分成了‘这边’和 ‘那边’。他们突然间没有了父母、家人、朋友，乃至借以重构生活的平常见到的人。没有了这些可靠的中介，他们被抛回了自身。”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1949-2023），克罗地亚裔荷兰籍作家，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现属克罗地亚），在萨格勒布大学主修俄语文学及比较文学，毕业后留校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工作，1981年她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1991年内战爆发，南斯拉夫分裂成了七个国家和地区，杜布拉夫卡的所在国一夜之间变成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每个族群都觉得自己被压迫了，整个巴尔干地区爆发了残酷的战争。

《流浪者之歌》

作为一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作家，杜布拉夫卡极力反对那些引发战争的、具有强烈煽动性的民族主义观点，并公开发表了数篇批驳民族主义的犀利文章。这让她成为新上台的克罗地亚政权的攻击目标，对当局来说，捍卫克罗地亚这个新生的国家，应该是每个克罗地亚人都应该有的爱国义务。

1992年，一本当时被国有控制的杂志《Globus》，将包括杜布拉夫卡在内持同样观点的几位女性作家宣称为“叛徒”，甚至说她们是“女巫”。杜布拉夫卡被当地议会和媒体不断攻击，被自己工作的大学里的同事孤立和非议，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

即便如此，她仍坚持发声，直至1993年情势急剧恶化，杜布拉夫卡才离开克罗地亚，她一路辗转，先在美国大学担任学术职务，后来才在阿姆斯特丹安定下来，直至2023年离世。

一直以来，杜布拉夫卡都不愿意被国籍所限制，跟许多会把国家与民族性的苦难历史的作为“卖点”的作家不同，杜布拉夫卡清醒地看到，有太多的历史被篡改，从国家到个人，都在建立一套各自的新的叙事。

比如在解体后，一名作家为了迎合美国媒体的采访，大谈自己曾被囚禁、书籍也被南斯拉夫限制发行，虽然现实中根本没有。当然杜布拉夫卡并不认为这是前者有意撒谎，只是这套“受到了前政权残酷压迫，在民主环境里得到快乐结局”的叙事，显然受到了集体压力、恐惧遗忘的影响，以及，失序的人们，也太急于想在新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杜布拉夫卡并不针对个体，她一生反对的是民族主义以及战争，她拒绝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更愿意用“跨国界”、“后国家”这样的定义。但她同时在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致力于推动母语的开放性，维护文化的连续性。

“我抹去了自己的种族、国籍和国家身份，因为没有多少值得我留恋的”，不过杜布拉夫卡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讽刺的境地：在克罗地亚，她已经不再是一名克罗地亚作家，但在国外，她又总是被标签为一名克罗地亚作家，“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那个我从未期望、也并非真实的自我。”

在一个充斥着身份政治的世界，这一切似乎不可避免。但杜布拉夫卡反对这种泾渭分明的标签，她否认国籍，却不否认过往经历，在后来的采访中她说道：“即使我有能力，我也不会选择擦去过往，或是为了减轻创痛而用另一种经历来替代。那些经历丰富而有意义尤其具有独特性。世界上能在一个已经消失的国家里出生的人，并不多见。”

找到“归属”好像是人们共同的的渴望，我们总是忙着展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哪个城市、哪个族群……但杜布拉夫卡一生都在坚持呐喊：我们可以不属于任何地方，这同样是一种不应该被剥夺的权利。

《地下》

她尽力观察和记录，将这些思考和生命体验融入到小说写作里，比如在《疼痛部》中，小说主角塔尼娅，在内战后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大学，教授着前南斯拉夫的语言和文学，一门“随着其原生地的消失而消失”的学科。在这期间，她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群，有人因为战争和过往经历，在族群创伤和应激的影响下行为；也有人为了在战后争取名利，阴暗所图。

杜布拉夫卡结合个人经历，建立了一个近乎真实的自述者身份，来讨论这些流亡、国族变迁和记忆失真的议题。如《疼痛部》所言，“…将我个人的疼痛翻译成我的语言。只有这一件事是真实的。疼痛是无言的、无用的，却唯一真实的证人。”

02.

我就是女巫！

1999年，在接受美国媒体The Chapel Hill Herald采访时，杜布拉夫卡谈及自己被冠名“女巫”时，一开始确实感到“非常震惊”，但后来，她接受了这个称号，“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所以我决定抄起扫帚飞走”。

从那之后，杜布拉夫卡继续着自己的“女巫事业”，她不仅在“非典型文学吐槽集”《多谢不阅》里简明扼要又犀利地点出，传统父权语境下“女巫”这个词汇里饱含的性别压迫的意味，和充满陈词滥调的“历史”；同时，她还身体力行为“女巫”这一称谓去污名化，打破既有偏见，并赋予它全新的生命力。

“宗教裁判所的火堆主要都是用来烧女人和书的。男性只是历史灰烬中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一旦大局需要，女巫（有文化的女性）与书籍（知识与快乐的源泉）就会被宣称为魔鬼的造物。”

​——《女人、香烟与文学的关系》｜《多谢不阅》

杜布拉夫卡在小说《芭芭雅嘎下了个蛋》（Baba Yaga Laid an Egg）里，将芭芭雅嘎作为主角，这个民间传说中丑陋讨厌的老巫婆，经常吃掉小孩的半妖半人的怪物，进行了重新解构与颠覆。

她巧妙地重新组织，在丰富的神话和民间传说元素中，加入了现代流行文化、容貌焦虑与整容手术、大屠杀、异见者和流放者等情节。但这一切又都隐含在许多漫不经意、看似日常的情节里，因而阅读感受十分顺畅，完全不会让人感到割裂。

杜布拉夫卡不仅用芭芭雅嘎这个角色，写出了旧有历史中对女性的恐惧和偏见，她更进一步地指出，所有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外貌歧视，甚至一系列的“主义”，都旨在把所有“不合规”的个体从“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剥离出来，这一切，不正像是一场大型的女巫追捕吗？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女巫。

能够打破这一切的，恰恰是沟通、理解，和爱——即使人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彼此。杜布拉夫卡的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救赎，将我们从父权主义和冷漠自我中解救出来。她虽然犀利、不留情面，却有不拐弯抹角的真挚情谊。

语言是用来交流的。我们竭力、比划、挥手、解释、翻译想法、阐释、流汗、皱眉、假装听懂了、确信自己听懂了、确信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确信别人理解了自己、把别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我们努力的全部意义在于无法理解意义。因为要想真正理解对方，我们——说话者和听众、作家和读者、您和我——就需要向对方的嘴里吐口水，将舌头交缠在一起，唾液混合在一起。我和您，编辑先生，说的是不同的语言：您的语言只是人类的语言，而我的语言，既是人类的语言，又是蛇的语言。

——《芭芭雅嘎下了个蛋》

《快乐的吉普赛人》

再比如她巅峰时期的成熟作品《狐狸》，同女巫一样，狐狸在许多地区和文化中都是被当作负面的存在，阴险、狡诈、心机深厚。但杜布拉夫卡笔下的狐狸——或者说她自己——都存在着强烈的好奇心，一直在试图描绘“故事”的核心和各种超出可能性的转折。

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关系和元素，都会被她一一拆解，用以解释理论问题，她像一只冷眼旁观的狐狸一样，仔细梳理人与人交往中那些微妙细节里可能暗藏的社会结构跟与权力关系，她深刻地质疑了当今社会的“性别规范”。并且这些辛辣的讨论，都还会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散漫随笔来呈现。

这是杜布拉夫卡笔力精湛之处，更难得的是，她的叙述口吻也是尽量平视而民主化的，而非说教的方式——即使她是一位恪守伦理、不断自反的典型的“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探索中，我们看到了多面的杜布拉夫卡：反叛的、温柔的、机智的、生动的、有趣的……每一面都真实且自然，这或许就是她的作品可以跨越族群和语言，被如此多人喜爱的原因。

她诚实地面对了自己，不管是自己的困扰还是喜悦，她就像一位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朋友，有时会与你吐槽身边的八卦和奇葩故事，但也会兴奋地与你分享自己天马行空的幻想，高兴地写下那些灵光一闪的智慧。

杜布拉夫卡，这位被称作“魔女”“叛逆者”“难缠的女人”的作家，用自己敏锐且充满关切的描写，让所有曾经被排斥的、隐形的、不合群的，被当作异端的“失败者”被看见，写出他们内心的困扰与隐忧——当然，她也是其中一员。在她完全接纳自己的、真实袒露心迹的过程中，我们的自我也好像被一并接纳了。

03.

文字作为武器

作为一只擅长观察世间的狐狸，杜布拉夫卡早就敏锐地发现了消费主义浪潮、互联网聚光灯以及对名流八卦的追捧，这种种娱乐至死的因素对文学的侵蚀。

在作者网站上，杜布拉夫卡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文学将不再存在。而取而代之的，将只是那些废话，片段的文字，它们见证了曾经有过完整的文字。”

然而，杜布拉夫卡并不会用痛心疾首地姿态哀叹“文学”已死，她只是不动声色地记录下了周围的一切——就像当年观察分析内战后的种种“怪象”。她并不会去试图挽回或是改变什么，只是自己坚持着文学事业。

她不仅在文学形式和叙事方式上进行了诸多探索，像《无条件投降博物馆》《疼痛部》《狐狸》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各个类型之间明确的界限，涵盖并超越了诸多类别，散文、文学研究、回忆录、传记文学和小说。

杜布拉夫卡的文字充满了实验性，她让笔下的人物碰撞、冲突、挣扎，甚至从作者的手中逃离，自由发挥，所以她的小说中常常充满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元素拼贴，虽然出乎意料甚至让人感到“看不懂”，但仔细思考，却都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常常让人在一些思想实验过后，豁然开朗。

《地下》

对杜布拉夫卡来说，文字就是武器，其中一件尤其独特：幽默。

这点在她“激情开麦”的随笔集《多谢不阅》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她不仅经常不留情面地对周遭事物进行犀利吐槽，还经常狡黠地做一些实验。

比如在图书出版市场的链条中，作家们需要先写一份“提案”给编辑，通过后才可以出版，可以想象这样的提纲里需要堆砌各种抓眼球的标签，比如对身份政治的突出甚至到了刻板的地步，才能让自己的图书有出版的机会。

有一次，她把《追忆似水年华》写成提案假装投稿，结果当然是被无情地拒绝了，理由是长篇累牍、太过啰嗦，甚至“题目都非常不吸引人”。

但阅读完《多谢不阅》后你会发现，这种吐槽虽然锋利，却并不让人感到尖酸刻薄或是冒犯，原因就在于真诚，她也自嘲和自我解构，而不是让自己拥有一种可以批判他人的“作者”身份或是优越感。

对她来说，文学只是一项工作而已，当然更为艰巨，在名利场上也容易出彩，但这没什么好自满的。她不像许多历史上的文学大家那样，能拥有自己的女性“缪斯”——她们会如“解语花”一般识趣，讨论灵感和观点（常常没有署名），又同时承担了烹饪、清洁、穿衣等家务劳作。

恰恰相反，她得对抗一个把勇敢的女性作家当作巫婆的大环境。但杜布拉夫卡的坚持与抗争又是鼓舞人心的，不需要妥协，我们可以也应该拥有自由写作和自由生活的权利。

《黑猫白猫》

这次就用《狐狸》里的一段文字来结束吧：

“遗忘的火山灰不断落在我们身上，慢慢将我们掩埋，那是灰色的、不会融化的雪。我们都是脚注，我们中的许多人将永远不会有机会被阅读，我们都在为自己的生命，一个脚注的生命，不懈而绝望地挣扎着，在用尽全力却仍将沉没之前，努力停留在表面上。我们不停在各处留下自己存在的痕迹，那是对抗空洞的痕迹。空洞越大，我们的斗争就越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