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开国与维新，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其中充满了各种傻X和殉道者。
去东京旅游一定要去皇居，但皇居有一个普通游客稍不注意就会错过的景点，那就是樱田门。它位于皇居最著名的打卡拍照地二重桥的南面，看上去挺不起眼的。但实际上，这里发生过的事情，曾经深刻的影响过日本近代的命运。
日本安政七年三月三日（1860年3月24日），这一天德川幕府的大老（相当于首相）井伊直弼正准备去当时还是将军居城的皇居上班点卯。行到樱田门外的时候，斜刺里突然冲出十八个武士，他们突袭了井伊直弼的护卫队，最终一人成功冲到井伊直弼的面前，砍下已经受伤的井伊的首级，完成了这场震惊全日本的刺杀。
这场史称“樱田门外之变”的事件，开创了近代日本两个很有意思的传统。第一，就是“有事没事杀首相”——此后的日本，南来北往但凡有个想不开，扯把头巾往脑袋上一绑就朝着首相使劲。什么伊藤博文、犬养毅、岸信介，刺杀首相成功或不成功的案件比比皆是。直到前两年，还有安倍那个莫名其妙的遇刺案。似乎在日本，杀首相成了一件达成难度特低的事情，而这个奇怪的传统，是从樱田门外之变开始的。应当说日本产生这个传统，与“樱田门外之变”之后的民间态度是有很大关系的，刺杀井伊直弼的那十八个刺客，事后非但没有遭受舆论的谴责，反而被尊为“尊攘志士”，在日本民间获得了极大的崇拜，有好事者还把他们的故事编成了能剧流传开来，所以袭击者当中，除了冲突中被杀，以及刺杀达成后自首切腹的，居然还有几个一直被保护、潜藏到了幕府倒台。因为是全日本首先反抗幕府的“志士”，全日本把这几位当大爷供着，吃饭、住店甚至逛窑子都不用花钱。有这样爽的“志士”前事在，就无怪乎后世总有有样学样的效法者了。
第二，是案件发生后，幕府对担任护卫井伊直弼的武士们的处置特别体现“日本风格”——最惨的是一场血战打下来身上连个伤都没有的哥们了，他们连切腹的资格都没有，幕府直接剥夺了他们的武士身份，像平民一样被屈辱的推出去斩首了，还要累及家属。这个处分方式充分体现了日本延续至今的某种“谢罪思维”，但用正常逻辑的眼光去看是让人非常蛋疼的——遇上这种突发情况，如果你不幸是个特能打的剑豪，可能还没有不太会耍武士刀的菜鸟下场好。因为事发太突然，横竖你护不了大老的周全，若是菜鸟直接被当场砍死或砍成重伤，可能还能捞个“忠臣”当当。可若是成功击败了眼前的对手，那不好意思，幕府要问你了：你保护的大老都死了，凭什么你还活着呢？还活的这么全须全尾？剥夺武士名分，推出去斩了！很显然，这种极致的谢罪思维下，能活得好就只有两种人——要么你能耐通天，凭一己之力就能挽狂澜于既倒，啥事儿都处理的极好，那自然完全不用谢罪。要么你就彻底躺平，当个什么能耐没有，就循规蹈矩，遇上大问题就自杀、鞠躬以便“谢罪”的庸才。而前一种能耐通天的人是不常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战前旧日本军队打仗，还是战后日本企业干活，日本人平时干活好像水平也就那样，唯独在切腹和鞠躬时特别利索——这种谢罪思维，从源头上就是不鼓励达成那种凡人努力一下能达成的优秀的。往往你越优秀，你摊上事时要“谢”的“罪”就越多。索性大家就一起追求平庸、追求隐入集体、责任均摊，横竖不过出了事儿大家一起切腹或者鞠躬就好了么。
但是，说了这么多，好像我们反而忽略了事件的主角，那个被杀的井伊直弼，到底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凶徒呢？
很不幸，真要评价起来，这位井伊直弼，其实历史形象还蛮好的。说他是19世纪日本首先“开眼看世界”，认识到日本与西方的差距，决心结束日本二百年的锁国历史的日本“改革开放先驱”，似乎也不为过。是的，我们今天笼统的去对比中日两国十九世纪的开国史，极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觉得相比日本，当时的大清好像是更加糊涂颟顸、排外势力也更加强大的那个。而日本在美国将军佩里黑船来航事件之后，就立刻举国震惊，“惊醒太平梦，彻夜不能眠。”继而全民一致、发奋立志、学习西方，走上维新之路了。不是这样的，正如及时开眼看世界的精英哪里都有一样，看不清历史大势的傻x，在哪里都是有一些的，以社会的中上精英阶层而论，日本最开始没准还更多一些。
至少截止到1860年（这一年刚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日本的排外势力非但不比当时的大清的小，反而显得更加激进和暴戾一些。当大清这边，排外还仅止于大学士倭仁在朝堂上喊一喊“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嘴炮反对一下恭亲王等维新派时，日本那边的排外主义者已经直接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刺刀见红的刺杀一切他们认为有与“洋夷”合作倾向的人了。比如“樱田门外之变”中倒霉的井伊直弼，真要说起来，他对当时的世界认知其实挺清醒的，1853年佩里领着蒸汽铁甲舰一来，他就敏锐的意识到在西方的先进技术，当时的日本实在是比不过。所以赶紧伏低做小，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安政五国条约》等一系列条约，避免了日本像同时期的大清一样与列强大打出手、然后在打不过时订立更屈辱的城下之盟。所以当时日本初步开国相比大清至少缓和许多，没有留下太惨烈的战争疮疤，以至于后来日本人可以用相对平和的去看待他们的开国。实话实说，对于这一点，这个井伊直弼是有一份功劳在的。
而另一方面，井伊直弼也并非一味退让，他并不是坐等着列强上门对日本予取予求。在见识到洋人的船坚炮利之后，他开始主导幕府逐步推动改革，同时加强西式武备、进口洋枪洋炮、改用新法操练军队，今天日本东京仍在“台场”，最早就是井伊直弼主导拨款修建的抵御洋人的炮台。修的还是挺有模有样的。
为感谢他对维新的“第一推动”，今天的横滨附近，还给井伊直弼立了塑像，时间关系，这次去没有去看。
不放猜想，如果给这个井伊一定的时间，他很可能搞出一个日本版的“洋务运动”来。但如果那样的话，日本近代化也许也会走上一段“西学为用，和学为体”的不彻底改革，其成果与同期的大清会不会搞个半斤八两，可就不一定了。然而对井伊不幸，或者说对日本万幸的是，他被刺杀了。他这个体制内的革新者横死后，日本逐渐丧失了在原有幕府体制内部进行不完全改革的机会，转而走向了通过“倒幕运动”推翻旧体系，进行更为彻底的“明治维新”的道路。算起来，这也该说一句“福兮祸所依”了——井伊直弼是个改革家，但他反而用他的死推动了日本更快速的走向改革。而对井伊恨之入骨，一定要刺杀他方能后快的那群人，被称为“尊王攘夷派”（简称“尊攘派”）。顾名思义，这帮人其实有点日式义和团的感觉，就觉得他们自家的天皇最伟大，日本是“神国”，区区海外蛮夷，居然仗着船坚炮利跑到我们地界上要求我们开国？井伊直弼这种日奸，居然洋人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连抵抗都不抵抗一下？那当然要死啦死啦地！这就是“尊攘派”当时的主要观点，洋人他们暂时砍不了，那就只能找井伊直弼这个卖国贼出气。此种在当时日本中下层武士中洋溢的情绪，再加上幕府内部几个派别之间的政治斗争的助推，就一起酿成了“樱田门外之变”。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事变中参与对井伊直弼刺杀的“樱田十八士”里有十七个来自同一个藩国，那就是水户藩。
提到这个“水户”，其实上过中学的中国人应该都有一点记忆，因为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提过它一笔。“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得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其实日暮里和水户几乎没有任何关系，鲁迅先生在这里特意要提一笔，这个用意，我觉得比中学课本说的那点更深。因为朱舜水对于水户藩、水户藩对于近代日本之转型，确实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如先生所言，朱舜水（朱之瑜）是在明清迭代之际逃难到日本去的，后来被喜欢汉学的水户藩主德川光圀以国师之礼请到了水户藩，在那里长期讲学。因为家国破灭的影响，朱舜水在讲学中特别强调“华夷之辩”，提出继承儒家信仰的文明之国应当“尊王攘夷”的经典儒家学说——所谓尊王也就是尊敬自家皇上、严守本分，攘夷也就是把不服王化的蛮夷都看成垃圾。华夷之辩大于天，势不两立，一定要战斗到底。
该思想成为了整个江户幕府时代在日本最大行其道的“水户学”的主体。今天日本人所谓的传统武士道精神，表面上看是他们延续自战国时代的“民族文化”，实则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被这个很晚近才从中国舶来的思想所改造、甚至“夺舍”了。比如二战中的日本武士道特别强调“忠君”，这就是典型的水户学兴起之后才给武士道加的buff，水户学兴起之前的日本天皇，地位更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教皇，本来是不太被日本社会所看重的，更别说得到武士阶层的忠心了，当时的武士阶层觉得天皇算个屁，他们甚至连他们的主公都不忠，玩的就是一个下克上。
但这里又有个看似解释不通的地方——水户学强调“尊王攘夷”，可尊的是天皇又不是将军，手握着天下权柄的幕府怎么会眼睁睁的看着这样一种学问在自己掌控的国家里崛起，对不管事的天皇搞个人崇拜呢？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幕府也难，它需要给自己执行了两百年的锁国令提供一个说得过去的法理依据。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写过，日本作为岛国，接受海外文化的冲击其实特别早，早在15-16世纪的战国时代，很多沿海地区的大名就纷纷开始跟渡海而来的西洋人接触，用起他们的甲胄、铁炮，甚至信起洋教来了。但最终在战国乱世中名义上统一天下的德川家康，相比于他的发小织田信长，是一个不那么自信的人，加之为了统合已经分裂数百年的国家，他选择了禁教（基督教）和锁国。此举对日本一度繁盛的海外贸易打击其实非常巨大的。幕府想要压服那些与洋人做不成生意的商人和沿海藩主们，在武士刀之外，还需要提供一套至少说得过去的文化叙事，解释为什么洋人都是坏蛋，日本人不能跟他们来往。在这种背景下，被满清的快马弯刀打出心理阴影的朱舜水所创立的水户学，属于幕府正瞌睡时送来的枕头。幕府恰好拿着这个理论去吓唬日本人——都看见了吧？蛮夷没一个好心眼的！开放的代价就是被女真人那样的快马弯刀给“以夷变夏”了！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锁国来得好。大家一起严守本分、尊敬天皇，而幕府将军又是天皇最忠诚的臣子，所以尊重将军就是尊重天皇！balabala……这么一聊，总算是把逻辑勉强说通了。幕府在经改造后的儒学的加持下，关起门来过了两百年太平日子。其实到了江户幕府的后期，由于体系过于封闭，日本经济的内部循环已经有点玩不下去了。国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尤其是大量武士因为主家破灭或被减俸、除籍而沦为浪人或半浪人，空有武士名分，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居无定所。日本著名导演小林正树曾经拍摄过一部名为《切腹》的电影，就描绘了那个时代日本底层武士的惨状——没有收入的底层武士为了家人能活下去，不惜到有钱的大名家里去宣称切腹，只为了换取大名为省麻烦而打赏的仨瓜俩枣，以求勉强度日。
在这种背景下，能够支撑这些底层武士自尊与骄傲的信念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看上去就很高大上、又被幕府有意提倡的“尊王攘夷”思想了。因为这个思想告诉他们，日本人特别高贵、天皇特别值得崇拜、将军特别牛逼，而海外蛮夷？那都是些接触了都能把自己弄脏的垃圾。这种排外思想的遗毒，可能到今天日本文化中也没彻底清除干净，比如日本很多小地方的店铺是不欢迎外国人的，前两天日本搞个选美比赛，选了个乌克兰裔女孩当“日本小姐”，按说这也没啥（日本本土的选美小姐确实好看的少），但还是引发了日本网民的大哗——日本小姐，怎么能不选个和族女孩呢？
今天你跟日本人、尤其是老年人接触，仍会感觉他们确实还是有那种隐隐的自傲感的，他们就是没由来的觉得自己比所有外国人都好。什么东西只要是日本的，比如国产米、和牛、国产水果，似乎就理所应当的比外国进口的贵。人的幸福感，有的时候是在对比中凸显的，在自己日子过的穷的揭不开锅时，想想自己毕竟比“蛮夷”们过得好，就会舒坦很多。“尊攘思想”成为了日本幕末底层武士们的麻醉剂——本来是幕府给他们强行注射的，结果洗脑久了，反而他们自己觉得药不能停了。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代表将军理政的大老井伊直弼突然来了个180度急转弯，宣布要开国，要与洋人合作，谁敢反对就抓起来砍头，为此不惜掀起“安政大狱”……跟后世很多表面上在“排外”问题上慷慨激昂、实则一旦官方改弦易辙，他们立刻怂的一批的假“爱国志士”不同。日本幕末那些闲散武士信“尊王攘夷”那是相当认真的——毕竟他们从小接受了尊攘教育，半辈子都热血爆棚，憋着劲儿要攘一切外来之夷，临到关键时刻你让我说变就变？还是幕府官方的命令？！那我不得和你拼了啊！于是戒断反应过于强烈的“尊攘志士”们，就抱着幕府曾经刻意灌输给他们的一脑门子排外思想，与幕府的代表井伊直弼同归于尽了。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身为改革者的井伊直弼可能也是很无奈的，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与世界的差距如此，日本再不开国真的不行了，但执行了两百年的排外教育，此刻突然来个急转弯，自己被举国骂做卖国贼，是一定的。也许，像日本这样在排外路上走了太远的国家，遇到了这样的时刻，总需要有一个人、甚至一批人献祭生命，才能把这个弯转过来。所以在刺杀发生前，井伊直弼本来已经获知了阴谋。亲信们劝告井伊直弼立即辞去大老职务，退居藩国，当个养尊处优的闲散大名不好吗？干嘛要在这时候成为众矢之的？但井伊直弼谢绝忠告，也没有增加卫士。他说：“人各有天命，刺客果要杀我，纵然如何戒心也是有隙可乘，就这样吧。”这个人，不仅认知了当时的世界大势，也已经洞悉了自己的命运。他决定坦然接受它。
而在后世拍摄的《樱田门之变》中，导演更是让井伊直弼在临死前悲声低呼“日本怎么办啊！”“日本怎么办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没有在井伊直弼死后立刻呈现。两百年锁国令和排外思想的遗毒不是用一个人的血就是可以洗刷的。此后的日本虽然明治维新获得成功，但旋即就掉入了军国主义加民粹主义的双重旋涡，把本国尊为“神国”“神民”、把他国蔑为“劣等人”、“英美鬼畜”，并最终走向了疯狂的扩张与随之而来的惨烈毁灭……
所有这一切，也许在近两百年前樱田门外那声“除奸讨贼”的狂吼响起时，就已经冥冥中注定了。转变一个封闭社会的全体意识并不轻松，它往往需要无量的苦难与鲜血，而井伊直弼这样愿意开眼看世界的人，往往只是殉道的第一批人。今天，作为游客的我又站在樱田门外，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扇门对于绕日本皇居晨练的跑者来说，不是一个死胡同，而是一个转弯，穿过樱田门再往前走，就是维新后所建立的法务省（原名司法省）旧址了。我想，这莫不是一个隐喻吧，经历樱田门外和其后那一系列血腥的转折，日本终于为它曾经漫长的闭锁政策付清了欠账，走向了现代社会的民主与法治。今天，无数的普通日本人在幸福的假日闲暇中从这个转弯处轻松慢跑而过。他们不再需要记得这个转弯处曾经的嘶吼、暴戾、苦痛、血腥与灾难。越是孤独的走了太久的文明，在拐弯汇入世界文明之时，过程中总难免伴随着激突、反复、流血甚至惨案。只愿人类能吸取教训，让更多的后来者，在经历相似的转弯时，不要再如此血雨腥风的走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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