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写给金国藩院士回忆录的读后感

金教授，您好！

虽然我不是您的正式学生，作为一个您看着长大的晚辈，得到您的指教也不比正式的学生少，就用这个带着学术气息的称呼了。

您赠送我亲笔签名的《追光者 金国藩九十自述》，我翻看了好几遍，虽然其中很多内容是我在您身边亲耳聆听的，也有些内容是我与纪湘（金教授次子）的多年交往中闲聊就知道的，但我还是禁不住仔细在字里行间中追索。我甚至在想象，如果由我来为您撰写这本自述，会怎么下笔呐。毕竟我是出生在清华园，在这生活了60年，与纪湘从小一起玩耍、情同手足，距离太近了。

肯定会有很多名人为您的《九十自述》题写序言或后记，我就以读后感的形式为此增添一些色彩吧。

我为这篇小文起名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读您《九十自述》之后的一种感触，也是您在开篇第一页标题性地引用钱伟长先生的名言。这句话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也让我借用来表达我这一辈追索光明、研习科学、维护真理的信念吧。

这篇读后感是以写给您的名义，但它是给社会、给青年人看的。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需要反思，需要树立科学价值观的时代。我能够感悟到您在字里行间的流露，力争能站在我们这一代的高度，去推动、去传承。这是我写作本文的动力，我在翻动着我的记忆，寻找我想要的素材，偶然发现一段音乐，是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音乐，这么巧，太契合此刻的心境了。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九十自述》中开篇的点题，它来自1956年钱伟长教授的一句名言，是金院士整个学术科研及教学生涯的写照，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功之路。通读整篇回忆录，会有这样真实的感受。

在1950年代，这句话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效果，引发了从清华大学开始，遍及全国的红专大辩论。直到今天，它依然对中国教育界有深远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呐？

时间过去到1956年，朝鲜战争之后，中国百废待兴，在苏联的全面援助之下，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理学科转到北京大学等高校；农学、地学，航空、冶金等学科分别成就了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以自己的王牌专业，土木建筑水利、热能与机械，电机和无线电，化工与工程物理，加上并入了北大、燕京等名校的工学专业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科大学。

其时，整个教育体制学习苏联，培养红色的工程师。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提出了他的清华“校训”，又红又专。

今天在清华大学体育场内，有“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大幅标语，俨然留着当时的印记。

钱伟长先生的名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其中数理化，可以说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而自然科学的成果乃自然规律也，那是颠扑不破的。“走遍天下”与普世同义，“不怕”这两个字，含义非常丰富，你说它带有一点挑战的色彩，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钱伟长先生哪来的这份底气呐？

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访了清华大学校史馆，发现对发生在近70年前的红专辩论，居然没有什么痕迹，但还是找到了关于钱伟长生平的描述（钱伟长的科学人生）。我依此极力勾画出1956年的钱伟长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历史背景。

钱先生出生的年代，中国已经积弱，他幼时成长在一个清贫的文化世家。我从文献中看到的少年时代钱伟长聪慧、顽强，正是成为一个科学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他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的第二天9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年轻的钱伟长毅然弃文从理。

清华校史上至今留着当年他向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恳求转系的记载。4年苦读，成为全班物理学得最好的学生。

1939年，钱伟长考入中英庚款第七届留学生，当得知客轮途径日本，停留三天时，他与22名留学生集体下船，把护照扔进黄浦江。这是个标准的爱国青年范儿吧。钱先生也曾被美国拒签过，抗战后的二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曾动了回美国研究的念想。但当申请签证，需填写忠于美国还是中国的时候，他因为填写NO而被拒签。

钱伟长的硬实力根本还是在于他的学习能力、科学素质和研究成果，并以此赢得了国际的尊重。

他1940年出国留学，马上就投入与导师辛祺教授的合作研究，在世界最重要的科学平台上发表论文，仅一年即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更为经典的是在1946年与著名的冯卡门教授在弹性力学领域的研究并合作发表《变扭率的扭转》，跻身世界优秀科学家的行列。

在清华园，他还是一个自强励志的神话，不只是因为当年以文史满分考入清华，却转学物理，誉满荣归；还有他不弃自己瘦弱矮小，坚持锻炼身体，成为清华田径、足球队员，对体育的钟爱坚持一生。

钱伟长在抗战胜利后回国，教授于清华、北大、燕京三所大学。

1949年后，参与主持国家的科学研究规划，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被选聘为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还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被周总理赞誉为中国三钱（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之首。

在清华园，他这种文理兼备、务实高效的作风，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中很有感召力。“他是万能科学家”，我的老师（1954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告诉我，物理课是钱先生讲授。“他讲课可不是照本宣科，很前沿的学问直接讲给本科生。有些同学听不懂，下课赶紧找助教补”。

因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的白&专观点遭到批判，他也随之被扣上右&派的帽子”，金教授在他的《九十自述》中把钱先生在反&右中的遭遇一笔带过。强调数理化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数理化是科学的基础，即使以后改行，也能应对自如。这是金教授的经验之谈，可又何止是他一个人的经验呐！

前几天，我和太太散步时，也提起了钱先生这句话，问她是怎么理解的？回答“专业学得好，容易找工作啊”。看来，普通人的理解也很朴实嘛，可以是走遍天下都不怕啊。

我自己也有一段批判白&专相关的经历，那是文&革中期的70年代初，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在一次造句练习的作业里，我写下了：学好了文化知识，长大以后可以当好总工程师。为这事被老师全班点名批评。幸亏因为我出身好、是个军队干部子女，才没有被深究。

那个时候，我是知道在批判“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个说法的，但并不了解这就是钱伟长先生说的。

成年以后，我仍然还追索着我的记忆，为什么会在作业里这样写？好像是有意识地去擦边，应该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挑战心态吧。

从今天的角度看，为什么这句话在当年会引起轩然大波呐？从字面上很普世的文字，怎么就白&专了呐？对始于近70年前的批判白&专到后来的反&右倾运动，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它距离我很近。

反&右过去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跟着就是3年困难时期，我就出生这个时刻。我的周围，清华园里与反&右有交集的人就太多了。

我前面提到过的我的老师，是1956年入党的学生党员，就因为抄了向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被划为右&派，从此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年轻时候，非常积极进取、关心国家大事，可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生。相反，那些只读书、不问政治的某些同学（白&专），却躲过了那次政治风波。

在1950年代初期，能考上清华大学的年轻人，都得受过比较正规的高中教育，他们多数来源于知识或工商界，工农家庭背景是非常少的，这是当年教育知识界的基本面。而那个时期的当权者，以工农干部为主，辅之一些学生期间参加革命的半知识分子。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是一位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奔赴延安的清华学生，在红专辩论中，他与钱伟长教授不自觉地形成了二个阵营。

我与一位96岁的老教授是忘年交，他是1950年代初期从海外回国的，作为青年教师赶上了当时的红专辩论。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我请他来到学生艺术中心的咖啡厅，轻松地聊起往年的清华园。我想就我的一些感受向他求证，先向老先生勾画了一个氛围。

在1950年代，面对钱伟长这样在国际上都有威望、文理兼备的万能科学家，蒋南翔校长是什么心态呐？“自卑”，老教授回答我问题时亮亮的眼神，一眨都不眨，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而这正是我一直在心里琢磨，还未想出一个确定用词的情景。或者说，老教授与我不谋而合。

“而那个时候，钱伟长先生却可能忽略了这一点，他是否感觉到了，他给领导、给权利带来的压力”？我再把问题回传给老教授，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多高的情商，或者说，他们具有把人际关系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吗？在钱伟长们踌躇满志地规划国家科学蓝图的时候，与他一起兴致勃勃的那些当权者（土包子），是否在共享同样一幅美景呐？

清华园，只是当时整个知识界面向社会的一个缩影，所谓红专辩论，并非学术之争，何为红，白又是什么？有什么客观标准？学好数理化没毛病，“不怕”才是问题所在。

对于像钱伟长这样的知识精英，权利在某些时候可以给你一些面子。但如果你把“不怕”传给学生、传向社会，那就不能容忍了。发生在红专辩论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正是这样的背景。新中国建设的蓝图是非常美好，但你家的美好并非我家的靓丽。人这个物种，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过。 

金教授的《九十自述》中，提到他的父亲金涛老先生，是1909年第一届庚款留学生，与曾做过清华校长的金邦正、梅贻琦同届，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是后来北大校长胡适的学长。

金涛先生于1952年院系调整，从北大来清华，住在照澜院1号，直到1957年退休。他们一家是最后一个独居照澜院1号的教授之家。

巧合的是，1957年，金家搬离照澜院1号后以后，照澜院1号由几家分住，我家被分配搬到了这里（我母亲1955年来清华无线电系工作），我1962年在这出生，此后就再也没离开过照澜院1号，直到现在已经60年了。

照澜院故名南院，是清华大学1920年代初期建造的教师住宅，位于老校门以南，紧挨着校河，后由朱自清先生起名为照澜院。

照澜院一共20个院落，由10套西式洋房和10套中式院落组成，其中1-10号是西式的联排洋房，11-20号是相对独立的四合院。它像蜗牛那样围成一圈，1号恰好与18号是对门，钱伟长家住16号，就是金教授提到的与钱伟长家是邻居的原因（就隔着一个门）。

查阅清华大学的历史档案，在1923年的地图里有了照澜院的标记。由于地理环境，照澜院东南高、西北低，1号所处的西北角恰是最低的地方，为了使整个院落处于一个水平面上，造就了1号院有一个独特的二段高台阶（共10级），它的大凉台就被一个高台托起来了。这就是1号院最显赫最好看的原因。清华大学建筑系有美术课，建筑素描的课程都要画照澜院1号。

我从记事起，每年春天都会看见几十个学生大早上围坐在我家门前，每人拿一个图版，在老师的指导下画我们家。从童年伴随我长大，这个传统坚持了几十年，直到2000年以后，这个院落年久失修，实在是破败了。

我能考证到的照澜院1号第一个主人是赵元任先生，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其它三位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之一，学贯中西，堪称是最博学的一位。我有幸在家接待过赵元任先生的女儿赵新那和她的丈夫黄培云教授，那时他们已经在长沙中南大学退休，是80多岁的老人了。她指点着院落里她小时候玩耍的地方，那些曾经改变的细节。她告诉我，原来她家是住照澜院1号和2号二套住宅，后面的院子是相通的，2号是赵元任先生的书房。那时陈寅恪先生还没有结婚，就借住在她家的2号院。

赵元任先生祖籍常州，距离他的家乡不远的江阴，出了一位北大教授刘半农，是与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一起《新青年》的创办者。刘半农倡导简体诗歌，他的诗词《教我如何不想她》表达了他在英国游历期间思念故土的心情。

赵元任先生1926年为词谱曲，正是他居住在照澜院1号的时候。为了纪念他，赵元任先生的后人，将他生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后使用的一架钢琴捐赠给清华大学，现落座于清华人文社科图书馆。

是不是因为与赵元任先生有缘，我在照澜院1号长大并一直居住在这里，从小就爱好音乐，并一直保持到现在。小时候，邻居家的姐姐带我拉手风琴，是我学习音乐的启蒙。后来我又自学了电子琴和钢琴。说起与金教授家的缘分，是1980年代后期，我曾经为他的外孙女（达达）教授电子琴。

金教授在《九十自述》中提到过，1987年金纪青（金教授女儿）去美国留学，留下女儿由外公外婆带。后来，我自己成家有了孩子，培养女儿从幼儿开始学习钢琴。现在在赵元任先生曾经居住的卧室中，挂着我女儿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钢琴专业的毕业证书。

我自己从56岁又开始自学圆号，现在可以与儿子一起圆号重奏了。近二年来，我不时会在傍晚时分在院子里演奏赵元任先生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照澜院1号坐落在清华园中央，圆号悠扬的声音会传得很远。

当我要演奏这首歌曲时，我仔细审看了乐谱，感觉这是一首很严谨的艺术歌曲。它的旋律线、节奏、调性，与歌词的意境匹配得非常完好，委婉而抒情；段落之间呼应而富有变化，转调舒张一番又巧妙回到主题，是一个小巧的奏鸣曲式结构。

引起我深入思考的是，在1920年代，中国几乎没有一首现代歌曲，赵元任先生的创造素材来源于哪里呐？刘半农先生是中国新文化的倡导者，他在《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诗词中，第一次使用了女字旁的她，这个她字是他心中所念，是人性的源泉，是爱心所向。而我们今天的文化，只是简单化地理解成爱国主义，刻意去拔高其价值，实际上是我们文化和认知的局限。音乐可以表达文字以外更多、更真实的情感，我自己去演奏这首乐曲，可以得到更多的感受。这也是我的心愿，去寻找中国新文化运动真实的起点。

照澜院的历史，到今天已经一百年了。从赵元任先生居住的1920年代，到后来我偶尔听到一位李姓教授曾经在1930年代在这居住；然后是日本人占领北京的将近10年。

1952年至1957年金教授一家居住的时候，应该是它最后的辉煌。

1号院有一个客厅、衣帽间，3个卧室，厨房、储物间、洗澡间，还有佣人住房及厕所。套内面积大约在120平米。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前阳台，一个后廊和院子，后门有个独立的走廊和出口。这些辅助面积也有100平米左右。

院子里有一棵百年洋槐，春天里满院散发着槐花的香气。院子的后面就是校河，踮起脚越过后墙，就可以看见二校门（当年的校门）。这条校河以前叫万泉河，是从玉泉山发源的一条小河，清华园水系之源。世人都熟悉的朱自清先生写的荷塘月色，与这条小河是一个水系。

1957年，金涛老先生退休，离开了照澜院1号，这个院落就开始破败了。

以后是大杂院时代，我童年的时候，照澜院1号由4家人分住，常驻人口超过20人，厨房、厕所都不够用。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尤其是文&革，大家生活都很困难，更别提修缮房屋了。

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对北京也有很大影响，我们房间里有很多裂缝，连院墙都歪斜了。真是很巧合，这正是中国科技和教育的缩影。

经过1957年对钱伟长“白&专道路”的批判，中国的教育就走起了下坡路，到文&革更是急速下坠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来，中国是不得不改革开放。到1981年，赵元任先生曾经回到过清华园，他当然会来看看照澜院1号。在那时候这个院子有三户家庭居住，我们的条件略微有点改善了。遗憾的是我因为在外地，没能亲眼见到赵元任先生。

回顾照澜院的变迁，我看到了从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中国文化之变。由于庚子赔款，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人走出去，接受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教育，开启了中国人认知的变化。

赵元任是代表人物，是思想启蒙的代表；金涛老先生到金教授再到他的后代，都以不同的姿态走出了国门，是历史的见证。从钱伟长，再到后来的李政道、杨振宁，走出去的中国人可以出大科学家，出大师了。然而这太短暂了，很快中国人就感叹没有大师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很多杰出青年人走出去了，有不少人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科学成就。但他们与当年的钱伟长先生相比，差距在哪里呐？

清华曾经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提到过大学，“非有大楼之高，而有大师之谓也”。看梅先生本人，他自己并没有显著的科学成就，而他有情怀，有格局，他主导清华时期，走出了一众钱伟长这样的有志青年。他自己可以被称为教育家、大师。回到我们开始的题目，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钱先生可以被称为大师，也是因为他的格局和情怀，别忘了他是文史满分考进的清华，文人的风骨在他心中。

成为大师的关键还在于“不怕”二个字，这二个字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中华民族的局限啊。

《九十自述》中，有一些段落是您写给纪湘的信，是对我触动最深的。

我与纪湘同属清华园里的孩子，从幼儿园就认识。但真正与纪湘同班时，中国发生了巨变，我们的生活节奏突然加快了。1978年初，我们初中要分班，把一些捣蛋的差生集中起来单独组建基础班，改善普通班的学习环境，准备夏季的升高中考试。纪湘就是在这时被分配到我在的班级，他属于情商很高的孩子，不用任何介绍，就成了我的好朋友。

其实，交朋友是一门技巧，家庭背景、爱好、秉性都是善于观察才能发现的。我俩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都透着一股机灵劲，除了一起切磋难解的数学题，还喜欢讨论学习以外的事。

在《九十自述》里，贴着一张金家姊妹三人的合影，走进我家，也会在墙上发现一张照片，跟金家的合影如出一辙，三个孩子的位置、姿态几乎一摸一样。都是三个孩子的家庭，老大是男孩，与老二女孩挨得很近（只差一岁多点），然后隔着好几年又是个男孩。连每个孩子的年龄都非常接近。

那时候的生活水平是比较低的，几乎没有富裕的家庭，但我们两个家庭经济条件都是相对好的。金教授不必说，是当年清华最年轻的副教授。而我父亲是一个军人，这是和金家最显著的不同。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影响着我们的未来。当金教授北大毕业留校当老师的时候，我父亲正在朝鲜战场指挥高射炮发出一阵阵怒火，守护着志愿军的交通线。

虽然我们都属于学习比较好的孩子，但似乎纪湘更胜一筹。在课下，看似我们讨论问题悟性差不多，可考试成绩他总是胜我几分。我偶尔也有发挥比他好的时候，他总是以独特的方式挤兑我。反正，他比我要稳，另外，他的英文非常好，可不只是书本上所学的那点。

转眼到了考高中的日子，我自己心里也没底，这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中考，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参照。但我们也没什么压力，懵懵懂懂就参加了北京市统一考试。那个时候，对前途完全不明白，也就没什么紧张的因素，考完了就接着玩。

我考上的结果是纪湘来告诉我的，心里有了点安慰。但又听说要按考试的成绩再分班，还是有点不安，不知道我和纪湘是否还可以在一个班。后来公布结果，我以成绩最后几名的身份与纪湘继续同班，也就是清华附中以前称呼的预科班，或者是今天称呼的龙班。

清华附中搞优选和掐尖是有传统的。

我的老师跟我谈起过，在1950年代，钱伟长教授给清华大学的新生上物理课，很多学生听不懂，因为那时候的高中教育与国际水平有一定的差距，没有接触过微积分的概念，对一些物理现象就很难理解得透彻。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要快出人才，出优质人才，就得有办法。一个办法是办清华附中，在高中办清华大学预科，由清华大学委派师资教学，提升高中的教学水平。另一个办法是在清华大学办6年制，延长本科生的实习时间，让他们毕业就有工程师的能力。清华附中的预科班通过拔尖应运而生，涌现出一批神话级的人物（如前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陈小悦），那叫德智体全面发展啊，我们小字辈何等的羡慕。可是太不凑巧，清华附中的第一个预科班毕业前赶上了1966年文&革，高考取消，就夭折了。

换来的结果是，红卫兵在清华附中诞生，风靡全国。在文&革中期，1971年，清华附中恢复高中，又小范围地考试，我姐姐这一届赶上了。但又不凑巧，高中毕业就赶上上山下乡，又一次夭折了。

到我这一届是第三次优选，终于成就了，我们高中班几乎都考上重点大学，考上清华北大的比例是历史最高的。

我与纪湘最重要的交集就是在高中这二年发生的，他的座位离我很近，我们还是在一起讨论学习的问题。到高中阶段，他外语能力的优势一下子就很大了，甩我二条街了，我拼命追也追不上。

纪湘常来我家，就是照澜院1号，他从来也没跟我提过，他爷爷曾经是这里唯一的主人。这里的后院是比较开阔的，我们在这闲聊得山南海北。我哥哥曾经参加过清华大学的写作班子，对写作很有心得，纪湘就非常善于学习，跟我哥也成了好朋友。

高中以后，学习的内容越来越难，我得竭尽全力跟上同学们学习的步伐。我不再拉手风琴，也没去参加我喜欢的作曲班。而纪湘还是可以应对自如，他还是我们年级的百米短跑冠军，好多女生的偶像。

我在学习上是很有些疑惑的，上课都能听懂，却提不出问题来，下课围住老师的肯定没我，考完试老师念名字，我肯定排在后面。这个时候，我是非常需要有明白人指点的，其实并不是题不会做，而是在大方向上对所学知识应该有概括性的理解，能够融会贯通，把知识串联起来解析。

我家里虽然没人能给我指点，但1979年我家就有彩色电视机了，在清华园里也是非常前卫的，那时我爸早已离开了一线部队，赋闲在家最热心的就是钓鱼、看电视。我把我小时候跟着爸爸钓虾的经历写进了作文，那是优美恬静的生活，把语文老师也感染了，在全班宣读。

短暂的亮点之后，我感觉我学习的短板就是非常不稳定，与纪湘比较有着明显的差距。另外，像语文、政治这样没什么难点的科目，我的成绩也不如纪湘，这样总分就拉大了。一直到高考，我还是这毛病，出现了大的失误，没和纪湘一起再做大学的同学。

纪湘走进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我却去了东北一所大学。我一直在向自己提问，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我的成绩，影响了社会对我的评价；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如何？教授是怎样教育孩子的，很多农村的孩子，也没有家庭辅导的能力，不是一样考得很好吗？火车飞驰，把我和纪湘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了。

在大学，我俩一直保持着通信，得知他一直保持着前沿的学习姿态，对大学的学业应对自如。而我，不喜欢我学的专业，更多精力扎进了社团，捡起了我扔下的手风琴。

纪湘是我们这一拨最早出国留学的，刚大学毕业就走了。他的英文水平在清华大学里也是最出色的。那个时候，了解国外的信息很重要，所以，最早走出去的，多是有海外关系的同学。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人走出去，要面对的困难，首先是文化的不同，是“怕”。纪湘似乎是重复了他爷爷的轨迹，是带头走出去的。他不止是读了计算机的学位，还是最早一批读了MBA，然后走进了世界最著名的银行。从我的角度看，他还得益于知识面广泛，能与外国人多层面地交流。尤其是他自身的体育特长，交了一众不同肤色的朋友。

到后来，他的职位越做越高以后，被逐渐派遣到亚洲、后来又回到北京来，应该说已经超越他的爷爷了。对于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入，从怕到不怕，纪湘是最有发言权的。他从来不在我面前炫耀，我们是心照不宣。就像小马过河的寓言，我得自己在实践中去体验。

我自己走出去比纪湘要晚很多，是2000年才第一次去美国，干什么事都谨小慎微。

两年后再去就不一样了，自己租个车，自由行了。当然这种短期的旅行，对外国文化不会有什么深层的体验。真正的考验是跟外国人谈生意，说服他买我的产品。我得表现出我对这个行业、对这项技术的精通，我这个产品价格便宜，是源自设计思路巧妙。

我的音乐特长帮了我大忙，与外国人交往更多的是闲聊谈天，有什么共同的交汇点呐，我能随便哼出几百段经典乐曲的旋律，对作曲家和历史背景如数家珍，遇到芬兰的，瑞典的，捷克的，甚至是古巴、阿根廷的，都能聊到他家乡的文化，外国人喜欢这个。

在相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外国人对你可能是敬而远之，有的时候可能还会遇到歧视。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超市里购物，想给国内的朋友带点奶粉。当我拿了两罐在收银台结账的时候，收银员只允许我买一罐，而且不允许我后面的同伴为我付另一罐，这是明显歧视了吧？像这样外国最底层民众对你的误解是什么原因，金家爷爷、钱伟长先生、纪湘，他们在海外有更多经历的人应该更有资格解释。

我想，钱伟长先生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他自己的经历和体会。

我自己，有一次在美国租住在一个老太太家。我早出晚归，没什么可交流。最后快离开了，有机会跟老太太聊天。知道她是英国利物浦来的，我跟她说到我小时候学英文的事，就是我跟纪湘在高中一起学习时，从课外教材中看到的。

我提到一个英国的病理学家琴纳，发明了种牛痘，挽救了世界上几乎一半人的生命；我又提到另一位英国医生弗莱明，他发明了盘尼西林（青霉素），解救了世界的另一半。我还跟她聊起了一位英国作曲家埃尔加，他作曲的《威风堂堂进行曲》是每年BBC逍遥音乐会的必演曲目，我还随意给她哼起了埃尔加最著名的一首《爱的礼赞》，老太太极其惊讶地看着她面前的中国人，谦逊地说，那是英国的过去了。

后来，在网站上，这位老人给予租住她房子的中国人极高的评价，说是来了二位中国绅士。我还远没有走遍天下，以我的浅薄之见，走向世界，首先是要尊重，抛弃我们早年就建立的受欺负的概念。而当机会来到的时候，就拿出你的真本事来，一定要有真本事。所以，我要再强调一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当人生绕了很大一个圈，改革开放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在付出了很高的“学费”之后，我似乎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当我有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我告诉他，父亲的责任是：榜样、保护、教育，其次才是养育，榜样是第一位的。

在《九十自述》中我读了金教授给纪湘的家信，更验证了我的判断。或许，当我有了更多经历的时候，我也会更理解自己的父亲。所谓言语无声，榜样无形。家庭对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是本性所为，我今天尽最大努力支持孩子成长也是如此。但家庭也不是唯一的、万能的，人内在的因素是决定性的。所以，做父母，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在我的青春时期，走过了一条彷徨的道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是必然要付出的。好在付出的同时，我也认真地总结、思考，把付出转变成自己的价值。在写这篇小文的闲暇之余，我与太太一起翻阅金教授给纪湘的家信，我询问她的感想？“眼光、父辈的眼光”，她的回答直击我的内心深处，我自己也是二个孩子的父亲了，我以什么样的眼光看着我的孩子们走得更远呐？

改革开放走出去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到今天，走出去似乎仍然是存在争议的话题，核心就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主流文化，如何处理世界主流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从金涛老先生清末民初的庚款留学，是走出去的开端；金教授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走出去的中国科学家，纪湘则是民间留学的开始，到我们的下一代，更多的中国青年人选择了走出去。而走出去的意义到底何在呐？我们是否认真的站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前沿思考了这个问题。在给金教授《九十自述》读后感的最后，让我来直面这个问题。

世界万物，适者生存。从人的角度，寻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早期的闯关东、下南洋，都是走出去。到近代以来，学习科学、改造社会成为更多青年人走出去的使命，我想钱伟长先生当时正是这样一位青年人。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数理化是自然规律，学好数理化就是追求真理的过程，有什么可怕的吗？我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怕”二个字，怕什么呐？

一百多年以前，当洋人的炮舰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中国人发现，自己落后了。但“很多人”不服，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落后，文化上不服，今天的“很多人”也有很多不服的心里，比如中医与西医的争论。

我在这里把很多人打上了引号，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话语权，这里的“很多人”很大程度上是指“权力”，或与权力相关的势力。从一百多年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呼唤德先生、赛先生；到本文开始提到的钱伟长先生提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国人需要害怕西方文化吗？数理化需要分开国界吗？所谓的红专辩论，把科技涂上颜色，到底为什么呢？到今天，这样的现象还在吗？

中国人走出去，是融入世界文明，还是与西方文化争个高低？是我们应该正视和回答的话题，其实，这已经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了，无数走出去的国人已经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怕的是无数闯出去的中国人，怕的是贪得无厌的“权力”。

当今中国，真理还要向“权力”低头吗？

最后，我们可以再仔细品味一下钱伟长先生的不怕二字。数理化是基础科学的简称，学好数理化就可以对自然科学融会贯通，这也许是钱伟长先生当年的本意；金教授多次改行，早年基础知识深厚和扎实帮了他的忙，对业务的精通也帮助他躲过了政治的风波，这是《九十自述》的心得；学业好，便于找工作，有一份安定的生活，是我太太这样普通老百姓的认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走出国门，以自己的勤奋和才智融入世界，证明西方文明不可怕；我们民族的先贤是开放自由的，春秋的篇章里没有畏惧的文字。我们的“怕”，来自二千多年专制的枷锁，封闭和自卑。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该觉醒和迎接挑战呢？

金教授的《九十自述》起名为追光者，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标题，这里向作者张力奋先生致敬。

写到这，我又翻阅起我与纪湘的微信，他发给我的一段音乐正好跳出来，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纪湘懂我啊。

鸣谢：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 刘世偕教授 ，李著璟教授 的指正，清华大学学报匡云老师 协助校订。在此一并感谢！                                                                    

何克成  2022年9月 写于照澜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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