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作家赵南柱：即使同住一个屋檐下，人与人也存在着超越“代沟”的隔阂 | 专访
采写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每次乘车外出，看到车窗外全是房子时……这么多房子，真的有人住吗？”
“有故乡，有思念的场所、思念的时节、思念的人，是什么感觉？”
《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围绕韩国首尔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展开，讲述了韩国不断飙升的房价、愈加火热的房地产市场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作者是《82年生的金智英》的作者、韩国作家赵南柱。
在徐英洞，华丽的高级公寓可能令人不安。一位居住在高级公寓的已婚女性发现，父亲在临近的另一个小区当保安，这令她羞愧而尴尬，心生埋怨——那么多小区，为什么偏偏要来这里？当女儿受母亲托付去看望工作中的父亲，她立刻注意到警卫室中的凄凉味道，“一股除了老人味别无解释的味道。”她以前在家里从来没有闻到过，她疑心这样的气味属于警卫室本身。一边适应父亲当小区保安这件事情，另一边她也逐渐意识到了保安与业主之间的不平等，保安一直待命，处理业主投诉，负责收发快递和垃圾分类。高级公寓的洁净和华丽正建立在保安忙碌的工作和发馊的味道之上。
在徐英洞，住着在房地产市场中瞄准时机“上车”成功的人们。通过不断置换，一位女性使家庭资产在几年内飙升几倍，她一方面自豪于好眼光与运营能力，另一方面，对比升得过高的房价，她发现自己的工资是那么“可怜的一点儿”。
赵南柱，生于1978年韩国首尔，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社会学系，韩国当代作家、编剧（图片来源：Ewha Womans University）
赵南柱写作的重点，并非价格飙升的房地产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变，而是利益的语言如何侵入了人们的生活。高级公寓与普通小区赋予了居住其中的人不同的发言立场，也提供了一个暗暗较量比拼的平台。积极寻求改变的人——例如那位在火热的市场中成功“上车”的女性——能够获得资产升级，但却不能确保幸福。在房价飙升、居所分化的过程中，人的改变不仅是财富资产的增减，更是内心天平的偏移。
人们总是畅想拿到了房子的钥匙就能真正安定下来，至少与老家沉闷贫瘠的生活做一个切割，真正地扬眉吐气。在中国的影视作品中，就像呈现上海生活的《心居》（2022）与《安家》（2020）这些剧名所暗示的，房产不仅是财产，也被寄予了安抚内心世界的功能。
在韩国，这种对于房子的感受是否相似？时隔四年，界面文化再次专访赵南柱，与她探讨了《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中的房子与人。如她所说，这部作品和《82年生的金智英》，都是对于难以理解的现象的重新梳理。
“
对话赵南柱：
我们应该以更多元的方式来讨论房地产
”
界面文化：你是怎么关注到房地产相关题材的？
赵南柱：这部小说创作时，正是韩国房地产成为最大的问题的时期。韩国政府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多项调控政策，但效果甚微。随后疫情爆发，低利率环境下资金流动性增加，房价暴涨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每个人都在谈论房地产。住房环境不仅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涉及到职业道路、人生规划、晚年生活以及家庭关系。但由于每个人的立场和情况都不同，讨论变得困难。我认为我们应该以更多元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
界面文化：创作这些故事时与《82年生的金智英》有什么不同？
赵南柱：从《82年生的金智英》《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到现在，我似乎总是带着相似的心情来写小说。作为一个过着平凡日常生活的人，在面对这个世界上难以理解的事物时，我通过写作来梳理那些矛盾的情绪和混乱的思绪。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
《发生在徐英洞的故事》
[韩]赵南柱 著 李冬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10
界面文化：书中的空间总是弥漫着各种气味，比如警卫室有馊味，与公寓楼不同，前排公寓和更贵的后排公寓之间也不同。你是如何发现这些微妙的区别的？
赵南柱：从小到现在，我在同一个住宅里住了将近30年的时间。三十岁之后，也在同一个公寓小区生活了十多年。当熟悉的环境突然发生变化，或者从独立住宅转为体验公寓这种居住方式，我似乎开始以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我所居住的地方。我对公共住宅的管理方式、社区结构、绿化和休闲空间的运营，还有学校、老年活动中心、健身房等设施都感到新奇。对于保安的工作也不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我想，这些疑问和情感都被融入了我的小说中。
界面文化：在《有教养的首尔市民皙珍》这篇小说里，你提到了房价飙升对于工作、家庭关系和情感的影响，你是如何体会这种被房价裹挟的急切和焦虑感的？
赵南柱：在这些小说创作的时期，确实发生了许多现实中的事件。新闻上也经常报道，网络论坛上也常见这样的问题讨论。当然，我和我周围的人也都因为房子而苦恼。鉴于房价高涨，许多韩国家庭的大部分资产都绑定在了房地产上。房价的涨跌极大地动摇了家庭经济，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情感、情绪和人际关系。
界面文化：想听你讲讲对于长久居住的房屋的情感，以及当不得不因为各种原因搬走时，当看到过去生活的场地消失时，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呢？
赵南柱：事实上，在写这本短篇小说集的过程中，我搬了家。之前居住的公寓小区是女儿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她读过小区里的幼儿园、托儿所和小学，孩子有很多朋友，我也有多年的邻居和常去的商店。即使是扔垃圾或是去买一条面包，也会遇到熟悉的面孔，路上互相点头微笑，感觉亲切而温暖，但有时也觉得压抑和冷漠。
离开那里，我既不觉得遗憾也不觉得释然。我通常不会回首过去的事情，也不会积累记忆或物品。但最近，我开始希望有个地方可以怀念。所以我正在努力对现在居住的地方产生感情。希望有一天，我能怀念这个地方。
韩国首尔居民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文化：我注意到书中关于宝美不理解父亲的思维和语言的片段，书中说，父女俩就像两个永不相遇的行星，这是不是意味着关于利益的思考已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人物关系之间？
赵南柱：我觉得韩国社会变化得太快了。因此，即使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家庭成员之间，也存在着难以用“代沟”来形容的隔阂。父亲生活的韩国是“经济增长期的发展中国家”，而宝美的韩国是“虽然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但增长放缓的国家”。他们就像是完全不同国家的人，用小说中的表达就是“永远不会相遇的行星”的居民。我认为，这不是因为两人自私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现实和利益关系太不同了。
界面文化：可能东亚社会尤其是大城市首尔、上海、东京都会有类似的问题，你觉得对于生活在狭窄空间里、又要经常搬迁里年轻人会有什么建议吗？
赵南柱：我是否有资格给别人建议呢？我已经过了40岁中期。我认为，我应该对现在所在的社会，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承担一定的责任。我没有建议可以给出，只想说，我会更多地思考，努力做出更好的选择。
“
记者手记
”
对赵南柱的采访，让我想起2023年初采访日本作家吉井忍。不过，吉井忍的故事更像是对于“房产绑定人生”规则的背离。《东京八平米》记录了她在八平米大的居所之内的生活，没有冰箱、洗衣机，也没有浴室。在此之前，她已经搬过三十多次家，包括北京酒仙桥一室一厅的毛坯房和上海图书馆附近的老房子，但无论对哪个空间，她都会产生如家般的归属感。同样是身处东亚四十多岁的女性，赵南柱与吉井忍对于房产和家的观察侧重点各自不同。
（采访原文为韩文，感谢翻译文浩三对本次采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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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董子琪，编辑：黄月、林子人，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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