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奖得主九段理江称，获奖作品中5%内容“一字不差”地取自ChatGPT | 文化周报

第170届芥川文学奖评选日前落下帷幕，作家九段理江凭借《东京同情塔》（『東京都同情塔』）捧得该奖。在获奖感言中，九段理江表示她在写作过程中积极使用了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书中大约有5%的内容“一字不差”地取自ChatGPT。她补充说，自己会向ChatGPT吐露一些“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说”的想法，一些来自ChatGPT的回答启发了她的创作。九段理江说：“我计划继续在小说创作中利用人工智能，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东京同情塔》

《东京同情塔》的故事发生在未来的日本，此时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核心部分。故事围绕一位建筑师展开，她设计了一座舒适的高层监狱，也发现自己在一个过度同情罪犯的社会中挣扎。本次芥川文学奖的评委之一、作家吉田修一称赞《东京同情塔》“完美无缺”，他表示：“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围绕它能引发不少辩论。”另一位评委、作家平野启一郎在社交平台X上表示，评委会并不认为九段理江在写作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做法有任何问题，“或许有人会误认为整部作品都是生成式AI写成的，但只要你读过这本书，会发现作品里提到了生成式AI。这种用法在之后的其他作品里也许会出现问题，但《东京同情塔》不会。”

目前，人工智能在创意产业中的应用极具争议性，批评者们认为人工智能会减少原创作品，损害创意工作者们的利益。去年5月2日，美国编剧工会开始了长达148天的罢工，使得电视和电影制作陷入停滞，AI技术的应用范围正是罢工行动的一项重要议题。去年9月，包括《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马丁（George R. R. Martin）在内的17位作家向美国纽约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ChatGPT的研发公司OpenAI使用知名作家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训练ChatGPT，是一种“大规模、系统性盗窃”。作家萨尔曼·鲁西迪也是批评使用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家之一。据报道，鲁西迪曾评价模仿他写作风格的AI结果是“纯粹的垃圾”，“任何读过我作品三百字的人都会立刻意识到，那不可能是我写的。”

在社交平台上，一部分人表示九段理江在《东京同情塔》中创造性地使用人工智能让他们对作品更感兴趣，也有人认为这对不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作者不够尊重。

日本芥川文学奖是1935年为纪念作家芥川龙之介所设的文学奖项，又称芥川龙之介奖。现今，每年有两次选拔活动，旨在表彰发表纯文学作品的新人作家。今年的得主、33岁的九段理江2021年凭借作品《糟糕的音乐》（『悪い音楽』）进入文坛。

从地面延伸至天花板的动态绘画、巨大的电子屏幕和投影，沉浸式艺术展览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但一些数字艺术家们声称，那些最受欢迎的商业化沉浸式艺术展览，尤其是基于已故艺术家作品的展览，除了能让观众们在社交媒体上打卡外，“几乎无法给观众带来任何回报”。

数字艺术家露西·哈德卡斯尔（Lucy Hardcastle）区分了梵高、莫奈和达利等主要以屏幕或投影为基础的商业展览，以及艺术家们从零开始创造的更前卫的展览。她告诉《卫报》，在她看来，那些商业化的沉浸式艺术展览给原创艺术留下的空间有限——“沉浸式”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一种噱头，这些展览更多创造的是那些在社交媒体上“看上去好看”的东西。

“梵高：沉浸式体验”展览（图片来源：Fever官网）

艺术家、DRIFT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拉尔夫·诺塔（Ralph Nauta）则表示，对商业企业来说，用已故艺术家的作品制作沉浸式艺术展览相对容易，如果是原创作品，他以他们自己的项目“漂流者”（Drifter）为例，仅仅是想要混凝土按照自然规律“飞起来”就耗费了15年。诺塔还质疑了已故艺术家们是否会同意将自己的作品变为沉浸式艺术展览，毕竟“没有人知道已故的艺术家想不想这样”。诺塔将这些商业化的沉浸式艺术展览描述为“抢钱”，认为它们不仅没有为观众带来任何沉思或价值，反而“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坏名声”。

展览“梵高：沉浸式体验（Van Gogh：The Immersive Experience）”组织方Fever公司的英国总经理萨娜·阿里·阿米尔（Sana Ali Aamir）则辩护道，尽管技术有些过时，但展览中两层楼高、360°的数字投影是“一种更丰富的体验梵高作品的方式，能让观众对这位艺术家有更多的了解”。关于展览被质疑定价过高，她表示，展览带来的收入能资助其他更具创新性的展览的发展。

近日，歌手麦当娜的歌迷迈克尔·费罗斯（Michael Fellows）和乔纳森·哈登（Jonathan Hadden）向美国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费罗斯和哈登表示，他们去年12月13日购买了麦当娜在纽约巴克莱中心的巡回演唱会门票，演出广告说演唱会在晚上八点半开始，但当天麦当娜迟到了两小时，直到十点半才出现。当二人“被困到半夜”凌晨一点离开演唱会时，他们面临的是“有限的公共交通、有限的拼车，以及增加的公共或私人的交通成本”。诉讼称，当天过晚结束的演唱会使得他们第二天无法充分照顾家庭。

费罗斯和哈登指控麦当娜、巴克莱中心和巡演推广方Live Nation对推迟开演时间采取了“不合理、不公平或欺骗性的交易行为”，并认为这构成违约，是“肆意进行虚假广告宣传”。据悉，除了13日的演唱会之外，麦当娜还有两场在纽约的演唱会也出现了类似情况，部分观众拟提起集体诉讼。

歌手麦当娜

歌手在演唱会上迟到，这件事在音乐界并不罕见。麦当娜就曾面临过类似的诉讼：2019年，一位歌迷认为她在演唱会上迟到的行为构成违约；2020年，两位观众也曾提起诉讼，后来自愿撤诉。麦当娜也不是唯一一个迟到的歌手。贾斯丁·比伯曾在2013年伦敦的一场活动上迟到了两小时；歌手蕾哈娜在自己的巡回演唱会上曾多次迟到；歌手劳伦·希尔（Lauryn Hill）也因屡次迟到而臭名昭著，去年《亚特兰大黑星报》的一篇报道称：歌迷们惊讶劳伦·希尔在新泽西的演唱会上只迟到了两小时，有人说这是种“成长”。

也有评论者认为，歌手在演唱会上迟到是“摇滚精神的一部分”。记者艾米丽·布特尔（Emily Bootle）在杂志《i》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由于迟到，麦当娜在英国伦敦的北格林威治体育馆的演唱会超过了场馆的宵禁时间，她面临着每超过一分钟一万英镑的收费。“考虑到麦当娜是一位改变了音乐史进程的艺术家，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可以放她一马。”她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抛弃快节奏的文化、天后的行为和叛逆的氛围，这些自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诞生以来就带来的前卫和兴奋吗?”

也有评论者指出，即使没有具体的法律要求艺人承担在演唱会上迟到的法律责任，现在也是时候让艺人们意识到应该尊重歌迷的时间和努力了。英国音乐家联盟（Musicians' Union）的工作人员凯利·伍德表示，虽然有少数歌手以迟到而闻名，但“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音乐人们通常要履行合同义务，大多数人很尊重他们的观众，并感谢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

据Billboard报道，麦当娜的团队以及巡演推广方Live Nation日前回应了费罗斯和哈登的诉讼，对这一指控表示异议，并称他们将“积极地为此辩护”。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实习记者 李彦慧，编辑：黄月，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