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诗人余光中的漂泊乡愁和最后归宿

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有一种疯狂的历史感在我体内燃烧，倾北斗之酒亦无法浇熄。有一种时间的乡愁无药可医。

      ——余光中《逍遥游》

出生，是“遍插茱萸少一人”的遗憾，逃亡，是“咽下国破的苦涩”，去国，是“最高的一层，也眺不到长安”的寂寥，而回来，则满是“行路难的记忆”，地域之辗转，人生之变迁，对于余光中来说，总是回想，总是隔阂，总是乡愁，总是“最终又将归于何处”的疑问，而这被冠以”逍遥游“的冥想最后定格为一种虚空里的眺望：“如果你保持清醒，而且屹立得够久。你是空无。你是一切。无回音的大真空中，光，如是说。”

《逍遥游》：我怀的是大陆的母体

作者：五行缺水

编辑：张先声

徘徊、纠葛，在《化城再来人》中，余光中曾经就周梦蝶的人生和诗歌做过评论，他说，周公的人生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向往和不满足，而只有在诗歌里才能得到依稀的满足。而其实这种矛盾，这种向往和不满足也是余光中对自己的一种注解。如果说经历了战乱和变迁的周梦蝶最后如蝴蝶一样的蜕变，是遵从了老庄哲学和佛学的人生观，那么余光中的身心则是在儒家的世界里。

“十二岁开始读古文，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余光中说，这些古文都是儒学经典，在余光中的漂泊辗转中，始终有一个照耀自己的儒学规则，始终有一种离开而必须回来的处世哲学。儒家思想最明突出的是伦理观念，所以作为一名游子，在余光中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父亲的名字”，这个父亲是他永远依恋的母子情感，永远不能割舍的故国情怀，永远需要回望的乡愁故事。

离开总是无情地，以一种宿命的方式降临。1928年余光中出生在南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年是龙年，而他出生的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因此余光中相信，自己是龙子龙孙，也注定了一生在“父亲的名字”里寻找丢失的记忆。重九出生，便是“茱萸的孩子”，而混乱的时局也使得他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我生在王国维投水的次年。封闭在此中的，是沦陷区的岁月，抗战的岁月，仓皇南奔的岁月，行路难的记忆，逍遥游的幻想。”仓皇难逃变成了逍遥游的幻想，这是一种想象，却也是对于现实的无奈。

1937年，在日军铁蹄之下，9岁的余光中跟随母亲从南京返回常州老家；之后又和母亲辗转逃到了重庆，在巴山蜀水的深处，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对于孩子来说，不管是常州还是重庆，都是接近自然的地方，是诗性感觉培育的年纪，但也在一次次的逃亡中感受到了漂泊的无奈。这是一种离开，而当若干年后再次归来的时候，尽管可以用常州话说出那一段绕口令，尽管可以用四川话念着“嘿哟嘿哟”，但是这种重新找回的“乡音”对于余光中来说，更多是别离的记忆。

1945年，余光中随家人重返南京，1949年去到厦门，乃至1950年最后达到台湾，对于余光中来说，再也无法返回自己的故乡，“逃亡”这个词已经深深地刻进了余光中的身体，而别离甚至也成为永远的遗憾，最后只在隔着浅浅的海峡吟咏起那一首《乡愁》。“

这是行路难的时代。逍遥游，只是范蠡的传说。东行不易，北归更加艰难。兵燹过后，江南江北，可以想见有多荒凉。”行路难的时代，何来逍遥游？而在那一端，余光中大约也在一遍一遍地问自己，“父亲”在哪里，我自己是谁？这是迷惘，这是幻灭：“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而他也只有在一种眺望中看见那些影子。

如幻影的日落时分，一个人走在铺着木板的小径之上，手上提着的那只箱子仿佛已经做好了远行的准备，那里装的是哀愁的记忆，还是忧郁的乡愁，是对故国的眷恋，还是自我安慰的诗词？

在那山，那岛的最高处眺望，在那水，那岸的这边徘徊，隔着不能渡过的大海，“这是台北的郊外，观音山已经卧下来休憩。”而诗人却不能休息，他在《我之固体化》里叙说遗憾，在《大度山》里吟咏眷恋，在《敲打乐》沉思往事；他在《车过枋寮》的句子里下车、看海，以及打水漂；他在《雨落在高雄港上》的意境里，和高雄三民国小的孩子们一起说出“睡吧睡吧”的疲倦……

在海岸的这一边，对于余光中来说，也绝非是一种安定，1958年他去大洋彼岸的美国进修，又是隔着水隔着无穷的天际线，那一年母亲逝世大女儿出生，离开对于他来说，不是地理意义的，而是精神上的。

在美国，他第一次看见了电视机，第一次走进了超级市场，但是这种物质的发达却没有填补内心的寂寥，“孤零零一个人跑到冰箱一样的Lowa去，很不舒服。”而第二次去美国，刚好是70年代社会动荡时期，对于他来说，这种动荡也是隔阂，也是无奈的离开，却仍然是“不舒服”。

“印第安人的落日熟透时，自摩天楼的窗前滚下。当暝色登上楼的电梯，必有人在楼上忧愁。摩天三十六层楼，我将在哪一层朗吟登楼赋？可想到，即最高的一层，也眺不到长安？当我怀乡，我怀的是大陆的母体，啊，诗经中的北国，楚辞中的南方！”即使高楼，即使远眺，也望不尽那远处的故国，“怎么又是九月又是九月了呢？木兰舟中，该有楚客扣舷而歌，‘悲哉秋之为气也，憭栗兮若在远行’！”

远行从来都是远离，从来都是更痛苦的挣扎，从来都是为了寻找一种归宿。所以在那许多种的漂泊中，在许多次的辗转里，余光中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母体：诗歌。

从小时候的古文诵读到常州、重庆的乡野风情，对于余光中来说，是一次对于感性世界的契合，而在台湾，他接触了西方的现代诗歌，接触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于他来说，诗歌的传承和革新无非是另一种身体之外的寻找，台湾的社会现实，反倒使得诗歌蓬勃发展。

加入“蓝星诗社”之后，余光中担当起了先行者和实践者的重任。那些年，他译介莎士比亚、济慈的诗歌，他把美国的摇滚乐结合在台湾的民谣里，他也在自由诗的论战中找到适合台湾的诗脉。他认为，“自由诗如果只有自由没有诗，那就是一种堕落。”他反对“人是空虚而无意义才写现代诗”的观点，而那一首长诗《天狼星》对于当时的台湾诗坛来说，成为一个既坚守传统又形成变革的指针。

“我要在中国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余光中说。

写诗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寻找，一种弥补，一种“我是谁”的回答。“你不是谁，光说，你是一切。你是侏儒中的侏儒，至小中的至小。但你是一切。你的魂魄烙着北京人全部的梦魇和恐惧。只要你愿意，你便立在历史的中流。”

创新、论战，在骨子里余光中还是惦念着那已经离开的故土，惦念着刻进身体的中国传统。“我写作是为了炼石补天。”1974年他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对于这里的左派右派港派和自由派，他只写他的诗他的散文教他的书；1985年开始他在国立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也把自己安放在了一个可以更近看见那块陆地的地方，开窗能够看见高雄港，能够看到台湾海峡，而桌子上的那盏台灯也成为他写诗的“另一座灯塔”。

他眺望，他凝思，他寻找，在这个叫做西子湾的地方，他成为他自己。“西子湾是我的，因为没有人跟我来抢。这里的山这里的水都是我的，所以我有责任题咏它。”面对着大海，面对着乡愁，余光中似乎只有在自己的领地里，才更接近自己的那块大陆，接近自己那个离开的父亲。

从江南到四川，从大陆到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最后落脚在高雄的西子湾，对于余光中这位乡愁诗人来说，仿佛看见了出生时“茱萸的孩子”，看见“咽下国破的苦涩”的十岁男孩，看见去国时的愁容和痛苦，看见漂泊时的无奈，而在此时，他也看见了那浓浓的乡愁。而当重新返回的时候，对于余光中来说，则变成了深深的缅怀。

在无锡长广溪湿地公园和蠡湖，在无锡图书中心的签名现场，在江南大学的讲演大厅，在惠山古镇，在徐霞客墓地，余光中重拾记忆，也重新看见了自己的母体。在《乡愁》的朗诵中，余光中念到“新娘在那头”，手指向了夫人范我存；在徐霞客墓前，余光中虔诚合掌，他说徐霞客的时代国破，但是山河在；在苏州古镇河边，他用乡音唱起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85岁的人生之路上，其实只是离开和回归书写的一条轨迹，离开的是那条路，回来的是一首诗，那条路漫长而曲折，那首诗厚重而抒情，而当那些“炼石补天”的诗集堆放在一起的时候，余光中站在旁边，是抚摸，是凝望，是致敬，著作等身不仅仅只是一个高度，其实更是一种厚度和力度。

在光影斑驳的黄昏，手提箱子的诗人再一次来到海边，再一次走上山丘，却分明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是自己喊着自己，却也是另一个活在时间轴线的父亲喊着乡愁的诗人。‍‍

“我要收线了，风筝飞得太高了。”那些别离与辗转，那些痛苦的远行，那种炼石补天的精神，那种远射天狼星的勇气，无论是被迫的逃离，还是主动的回归，其实对于余光中来说，或者都是一种逍遥游，都是直抵生命的沧桑：“当我在狂吟，黑暗应匍匐静听，黑暗应见我须发奋张，为了痛苦地欢欣地热烈而又冷寂地迎接且抗拒时间的巨火，火焰向上，挟我的长发挟我如翼的长发而飞腾。敢在时间里自焚，必在永恒里结晶。”

 
导演: 陈怀恩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台湾
语言: 汉语普通话

片长: 75分钟
又名: The Untrammeled Traveler

影片介绍：

归来了，那曾经远射天狼星，学徐霞客游历八方，目光矍铄的焚鹤人。他说，西子湾是他最後的归宿。《逍遥游》跟随余光中夫妇的游屐，牵引出诗人的乡愁、文学启蒙、写作风格与文坛交游，更可见其走过中西思潮交会澎湃的岁月，找寻属於自己的声音。在那些铿锵的思维与文句垒叠起来的生命史中，余光中最後把身心都托付给岛屿南方的海湾，和夫人一起，静静陪伴对方的烛光。

图片来自：豆瓣

感谢：《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