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对奖一千，帮农村“脱单”
吸引大众对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关注，是第一步，“可能有人看到文件了，就会开玩笑说‘给你介绍到青福去’，年轻人见一见聊一聊，说不定真的能成一些。”
今年一开年，广东多地村干部“花式催婚”成为了网络热点。
1月中旬，广东不同地市的三个村庄接连发布《对本村男青年介绍配偶的红娘的激励办法》(以下简称《激励办法》)，其中写明，凡给本村男性未婚青年介绍配偶并最终登记结婚的红娘，村委会给予600-1000元介绍费予以奖励。
记者注意到，此前，陕西，河南等多地曾有类似奖励办法，鼓励牵线人为单身男青年提供婚恋服务。
有网友评价：面对农村男性日益严重的婚恋难题，基层干部们也是各出奇招。
广东茂名市电白区旦场镇青福村的村干部邓园说，“我们不会寄希望于以此来根本性的解决问题，但让更多人关注这个问题，是解决它的第一步。”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长期研究农村婚恋问题，她对各地的“激励办法”具体能发挥多大作用持保留意见，“在肯定这个做法对当地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注意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奖励红娘的做法只能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行为，不能上升到公共政策层面，作为政府的治理行为。如果未能正确处理，有可能诱发骗婚、‘外来媳妇’等社会问题。”
1月18日，一份题为《铁东村关于对本村男青年介绍配偶的红娘的激励办法》的文件引发关注。
其中称，“因我村男性未婚青年人数逐年增多，为了提高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对青年人婚姻问题的关心度，发挥民间红娘穿针引线的积极作用，促使我村青年人早日完婚。经我村相关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以下激励办法:1、凡给我村男性未婚青年介给配偶并最终登记结婚的红娘，村委会给予600元介绍费予以奖励。2、本办法从 2024年2月9日起执行，试行三年。”
1月27日，广东河源市龙川县铁场镇铁东村党总支书记黄小强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份文件将从旧历年正月初一开始执行，之后，他们会密切监测这份文件给本村带来的影响。
1月18日，广东茂名市电白区旦场镇青福村的村干部邓园看到了铁东村的《激励办法》，仿照铁东村的体例，他们也草拟了一份《激励办法》，由村干部先行讨论，次日，他们发动了各个自然村的村民代表进行投票，文件得以全票通过。在青福村，奖励的金额升至1000元。
邓园说，早在2023年年初，他们就想用一些办法促进大龄未婚男青年完婚，但一直无法找到合适的方向，铁东村的做法给了他们启发。
1月20日，广东湛江吴川市长岐镇岭头村也紧随其后，出台了类似的红娘激励办法。
岭头村村民小组长李小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上述红娘激励办法的奖励对象面向全社会，可以是做媒的个人，也可以是专业的相亲团队和“牵线搭桥”的相亲平台等机构。
据媒体报道，在2023年年初，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小董乡乔庄村村委会就发出过与《激励办法》相似的《关于成立大龄男青年红线团的启事》，《启事》上写明激励方案：村委会拟每年拿出2万元奖励给牵线人，每撮合一对成亲结婚，村委会奖励牵线人1000元。
2023年11月，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相家庄村发布的《相家庄村关于对本村男青年介绍配偶的红娘的激励办法》称，凡给该村男性未婚青年介绍配偶并最终结婚的红娘，村委会给予1000元介绍费予以奖励，并从2024年1月1日起实施。
在《激励办法》出台之前，青福村的大龄未婚男青年问题就已经引发了从上到下的关注。邓园说，这两年，大龄未婚男青年婚配难成为了最火热的话题，乡亲们提起自家孩子的婚恋问题，总是又无奈又生气。
据统计，青福村人口10151人，大龄未婚男青年大概为500人，且面临大龄未婚男性逐年增多的问题。据邓园估计，30岁左右的适龄青年男女比大约为3:1。
铁东村党支部书记黄小强表示，铁东村全村户籍人口约3000人，20岁以上40岁以下的单身男子约240人。
陕西省相家庄村的村干部也曾向媒体表示，该村有270户左右的人家，未结婚的男青年就有40多人，从25岁到40岁都有。
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教授课题组对外发布的“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调查报告，在119个样本村庄中，有42.7%村庄干部认为存在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1785个农户中，有46.1%的农户认为当地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较为严重。
邓园也是文件中所指的“大龄未婚男青年”，他今年36岁，青福村本地人，2016年进入村委会之前，在部队当了八年兵。
在农村男青年难找对象这件事上，邓园既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在他看来，之所以有当下农村男青年结婚难的问题，一个绕不开的因素是“从前重男轻女，生男的多。”邓园参加过农村的相亲会，“去的大部分都是男的，女孩非常少。”在青福村，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是，“他还没结过婚，人家女孩都离了好几次了。”
被村民们认可的一个事实是，在农村，“只要一个女人自己想嫁，她没有嫁不出去的。”
郭征是青福村人，家里有个三十多岁尚未婚配的儿子，提到村里刚刚发布的文件，他拍手称好，“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介绍来。”他认为儿子至今未能结婚的主要原因在于“女孩太少，且基本上都外嫁了。”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9(以女性为100)，男性比女性多3097万人。
今年以来发布《激励办法》的三个村子同属广东省，数据统计，该省出生性别比一直较高。在2000年高达137.76，位居全国第二，2010年降至129.49，仍为全国第二，2020年继续降至117.52，位居全国第四。
青福村大部分村民的经济状况尚可，“家家户户能盖起三四层的小楼，放在整个茂名市，我们的经济条件也算是中等。” 邓园说，和许多村庄一样，青福村的年轻人有六七成在外务工，留下的大多是老年人和小孩，且大多数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学历为高中或以下，邓园和同事们也想过，提高男青年们的个人素质也非常重要，“但这个问题又很难解决，我们毕竟在农村，说提高素质，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在女孩“高嫁”，男孩“低娶”的社会氛围中，青福村的女孩们大多不会嫁给本地男青年，更多的女孩通过婚姻或者自己的努力进入县城，走入城市。邓园也能够理解同龄女孩们的选择，“女孩上大学之后，进入城市，她们有了创收能力，有经济实力，就不愿再回到乡村。”
邓园也观察到，无论是外出打工的，还是留在家乡的，都存在缺乏沟通平台和渠道的问题，“能够结婚的人大部分和同学、同事、亲戚朋友介绍的人搞对象，也有部分人通过红娘介绍。但我们村的年轻人，很多在外地从事建筑工作，本地的也是社交圈小，很难认识新人。还有不少人内向，不爱交际，真的办个相亲会，那些找不到对象的也不愿意来。有一部分已经渐渐没有婚恋需求，一有空就宅在家里，除了玩手机也没有别的娱乐和社交活动。”
郭征常常催儿子走出家门，“多认识点姑娘”，但这样的劝告反而会引来孩子的逆反，“他扭头就走不理你。”
2023年一整年，邓园和同事们都在思考如何解决大龄未婚男青年的问题，有了铁东村的样板，他们先是开会讨论，制定了本村的《激励办法》。1月19日，村委会召集村民代表投票，文件得到全票通过。
破解农村大龄男婚恋难需多措并举
据媒体报道，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桂华表示，村里出资奖励红娘的做法在小范围内是能够起到作用的，鼓励农民之间相互介绍婚姻，相当于发挥社会资本。“传统婚姻都是亲戚熟人介绍的，相互之间知根知底，属于传统通婚圈，今天人口流动了，缺乏本地相识机会。这个做法提供一个适婚男女更多结识的机会，有利于婚姻关系达成。”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进行了十多年的农村婚恋研究，她对各村的《激励办法》具体能发挥多大作用持保留意见，“奖励红娘的做法只能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行为，不能上升到公共政策层面，作为政府的治理行为。如果未能正确处理，有可能诱发骗婚、和‘外来媳妇’的社会融合问题。”
靳小怡认为，造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结婚难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出生性别比的问题，“日益高企的彩礼;农村‘男高女低’的传统择偶模式和女性结婚意愿下降进一步加大了男性成婚难度，综合而言，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与性别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男性成婚难的问题。”
靳小怡说，正常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缺失，给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们带来心理和生理双重压力，会带来婚姻买卖、性侵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增加。进一步加深婚姻挤压带来的社会矛盾。
靳小怡认为，要想缓解农村大龄男青年婚恋难的问题，“需要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减少女性就业的性别歧视，切实提高女性婚育意愿。还应加强对大龄未婚男性的职业培训，并做好对大龄未婚男性及其父母的经济扶助和养老保障。另外，要加强观念引导，将婚恋教育纳入教育体系，树立积极健康的婚恋观、提供交友技能培训与心理疏导服务。还要为婚姻减负，减轻青年购置婚房等的经济压力，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婚用专项经济补贴支持，通过立法，保障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合法权益。”
青福村的文件上盖了党支部和村委会两个红章，邓园说，“就是想让村民们知道，村委是关心群众的，我们是重视这个问题的。”
邓园的母亲也看到了那盖着两个红章的文件，她劝自己的儿子，“你也老大不小了，赶紧找成了，也算带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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