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世界距“大通胀”仅一步之遥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处于稳定的“三低一高”状态，即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企业投资扩产能和增加就业低迷，居民消费意愿降低，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低均衡”状态。

疫情后，强力刺激政策推动的总需求上升打破了这种均衡，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使商品供不应求，导致食品、商品等领域高通胀。全球供应链压力达到近 25 年最高，供应“瓶颈”凸显，生产要素价格因此大幅上涨，主要国家 PPI 与CPI“剪刀差”不断扩大，加剧结构性通胀并增加通胀向下游传导的压力。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持续加大全球短期和长期通胀压力，把疫情后全球货币财政刺激政策推动的高通胀推向持续性高通胀。

短期来看，乌克兰危机将主要通过增加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压力，以及加剧供应链扰动等渠道推动全球通胀。中长期来看，乌克兰危机将加快已形成的“逆全球化”和碳中和趋势，并同人口老龄化进程一起，成为推动全球长期通胀的主要力量。

全球自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低通胀时代或将一去不返，世界进入了一个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低增长的“三高一低”新局面。

在这一阶段，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经济体央行在“保增长”和“控通胀”的两难抉择中更倾向于前者，天量的流动性以及供应链扰动等因素造成通胀爆表，全球通胀逐渐由“暂时性”“单一性”向“持续性”“全面性”转变。叠加长期劳动生产力下降、人口老龄化、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链扰动、能源危机等要素，乌克兰危机更是“推波助澜”，加速世界经济进入走向“滞胀”。

总体而言，全球经济走向“滞胀”已初现端倪。“滞胀”将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从“滞”的角度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因素叠加，已经使全球经济进入低轨道增长。从“胀”的角度来看，如今的全球经济现状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通胀”极为相似，两个年代的通货膨胀均源于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且本轮通胀发展更为迅猛，外部环境更复杂，距离失控仅一步之遥。

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经济体央行将面临解决“滞”或“胀”问题的两难选择，政策的不确定性或将带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更大波动。同时，美联储加息、债务高企也增加了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

现在国际上有很多新概念，新全球化，新华盛顿共识，新产业政策，新资本主义，新区域主义，新供给经济学等等。所有的“新”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就是地缘政治化。

近年来，美国政府推行的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等战略，打破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世界产业分工模式，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这些变化不仅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降低了分工效率，从而削弱了中长期的世界经济增长潜力。

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已越来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制约。作为应对，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强了合作，金砖国家成功实现了扩容并且有望继续扩大。全球经济的碎片化和阵营化趋势可能正在形成。

在这样的新国际环境下，中国也要营造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更加法治的环境，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把科学搞上去，把法治搞上去，把经济的国际化搞上去，这可能是中国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的一个选择。

过去一年，人工智能技术以大模型为代表，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

尽管金融的风险不断增长，政治面临巨大的不确定，但科技、GPT、大模型给未来带来很大希望，除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革命性影响，数字技术的发生的系统性变革，正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A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B 区块链（Block Chain）、C 云计算（Cloud）、D 大数据（Big Data）、E 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构成了当前“ABCDE”数字技术的主要内容。

“ABCDE”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促进了产品消费、生产制造、城市治理、医疗卫生、教育研发等多个领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兴起。数据已经成为与土地、技术、资本、劳动力并列的第五类生产要素，对经济生产活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突破而产生的新经济形态，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数据要素是催生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同时数据要素市场为数据要素的交易和共享提供了平台，使得数据能够流动和流通。这意味着，建设数据要素市场不仅有助于促进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还能让数据在不同的组织和领域之间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和利用，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

从自身发展角度看，数据要素市场有助于促进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释放经济活力。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本土企业带来了创新机会和竞争优势。高质量的数据要素市场能够赋予企业拥抱数字时代红利的便捷机会，促使企业在产品、服务、生产流程、营销等方面进行创新，从而提升其竞争力。

过去两年，美欧社会打破自由市场原则，突破产业政策禁忌，从经济学、安全与其他国家竞争的角度，增加了产业政策必要性和贸易限制的讨论，从是否实施产业政策转为关注政策实施过程。当下全球范围内的新型产业政策有别于以往，具有其特定的框架逻辑。

尽管学术界和全球产业国际分工合作，并将这一现象视为重要的趋势。但是，如果将时间跨度拉长，在 21 世纪全球化大发展时代，回望工业大生产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不难发现现，经济在政府干预与不干预、贸易自由化与保护国内产业之间呈现出交替变化的现象。

以美国来说，19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实施自由放任市场主义，“大萧条”结束了这一思潮。20 世纪 3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从“罗斯福新政”到“滞胀”的国家干预主义阶段，经济政策经历了一轮交替。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特朗普上台，从“里根经济学”到特朗普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发生又一轮交替。

历史交替变化的背后是各国根据现实状况，选择当下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尤其是在战后的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该特征更加明显。利用有效的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和扶持产业发展方向、控制市场风险，仍然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常规操作。

俄乌冲突凸显了供应链的可靠性，以及战略资源安全、掌控尖端科技垄断权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催生出实施产业政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安全成为首要考虑因素，欧俄能源脱钩对欧洲能源安全的影响、美欧滥用制裁对俄工业和金融安全的影响、供应链突然中断对产业的影响、地缘冲突阵营对立导致的“卡脖子”影响等，都不断警示各国从安全和发展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过去，自由市场经济促成了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细化，其与市场竞争和贸易自由化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全球各国相互依赖的繁杂供应链体系。目前，美欧社会的经济理论和产业政策关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以往反对产业政策为主的态度出现松动，并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且由于地缘冲突对立无法完全消除，这种变化将继续自我强化。

产业政策必然要在考虑现存的自由市场、国际分工合作的背景下，平衡考察出台的政策对国内产能和进口供应安排的影响，以及生产供应稳定性和经济收益的关系，从被动考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转为主动从安全角度思考和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实施新型综合产业支持政策。这导致当下的产业政策有别于以往，是一种正在形成一种新型产业政策。

过去，美欧的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支持基础研发阶段，技术突破后依赖市场商业化发展。该模式下，产业政策消耗政府财政资源较少，旨在促进科技创新，对生产制造和消费阶段仅有间接影响，避免直接违反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等规则。

但在新型产业政策之下，政府针对重点领域制定和实施专门政策，不仅支持研发端，更直接运用补贴支持生产端和消费端，将制造业做大做强与技术提升、创造就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维持美欧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先和优势地位。

生产环节，美欧广泛采取税收减免的方式促进制造业回流。如今的美国政府以行政令要求，实施更严格的政府采购规定，实施“购买美国货”方针与《美国制造法案》，增加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数量，实现“美国制造”目标。欧盟在国际采购工具、《关于外国补贴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条例》中，增加了采购第三国产品的限制，变相支持本地产品采购。

事实上，建立产业链、稳定供应链已然是欧美产业发展的一体两翼。该类政策主要包括：一是重视本地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将补贴与供应链本地成分挂钩；二是实施贸易措施管控供应链，避免个别环节的规避影响整体政策效果；三是在供应链国际合作中，划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竞争者，重塑供应链布局。政策覆盖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关键技术、关键原料、关键零部件、关键伙伴等，

以美国出台的“友岸外包”政策为例，部分产业链加速转移，部分领域供应链呈现“区域化”特征。跨国公司为降低风险，在不放弃中国市场的前提下，将加速建设“中国 +1”备份供应链，在兼顾中国市场优势的前提下，通过产业链布局降低潜在风险。

此外，美欧新型产业政策以国家安全、劳工、环保等“政治正确”因素为名，利用调查或实施长臂管辖制裁等工具削弱其他国家对本国产业的竞争挑战。在出口管制方面，法案的实施范围已经远远超过立法初衷，从原有的针对武器出口扩大到针对单个国家的商业产品，其政策意图已严重影响产业格局，以实现维持本国产业竞争优势，限制其他国家发展先进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的目标。

在环保、绿色发展、可持续性等领域，碳边境调节机制和“绿钢俱乐部”均意图针对钢铁等美欧处于竞争劣势的传统工业产品，以环保、绿色减排为名，设立新型贸易壁垒，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成本优势和竞争力，以达到支持本国产业的目的。

当前，美国产业政策转向扮演“剧场效应”中第一个站起来的人的角色，欧洲及其他国家也随之调整了各自的产业政策。美欧政策导向从过去的效率公平优先转为竞争优先，进而引发了全球“补贴竞赛”“逐底竞争”。为了能够在各类危机中独善其身、转移国内矛盾，很多国家和经济体出现过度安全焦虑，以国家安全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来推动制造业回归，分化供应链体系。

美欧新型产业政策如不加以规范，必然将引发新的乱象。美欧产业政策转向将对中国产业升级、参与全球竞争产生影响。尤其是美欧均强调“对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合作”“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争夺发展空间，与盟友合作限制中国发展。

欧美实施产业政策的转向是中国自改革开放和入世以来在经济发展中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需要打破以往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思维惯性，借鉴美欧做法，充分重视新型产业政策体现出的政策设计思路之变。

一是美欧充分结合各国自身情况制定政策。如美国的本地成分与限制中国的政策，欧盟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在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结合国情和发展特征，充分考虑制定产业政策的经验优势、实施产业政策的体制优势，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中国的产业政策，同时尽量降低国际争端发生的风险。

二是美欧新型产业政策重点支持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重点环节。中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需以底线思维综合考量与美欧在重点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同时要对美欧新型产业政策管控工具的相关动态保持敏锐。

三是不断调整政策，解决制定政策面临的两难问题、执行政策的衍生问题。在制定思路、战略方向、产业安全、战略领域顶层设计等方面，增强政策协同性，平衡自主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及时调整产业政策以防止保护过度导致效率低下和浪费。

四是要制定符合WTO 纪律的产业政策。充分利用国际规则给予的空间，实施高效、透明度高的普惠产业政策，削弱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杜绝操作的随意性，避免权力寻租。

五是通过风险补助模式推动政府引导基金对实体产业的支持。有效推动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促进创业型或科技型企业发展，让社会资本真正发挥主体作用，通过真正的市场化运作和专业化管理，实现权责对等，以避免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