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点下班》
春节临近，打工人正式进入了调休补班周。当休息日被工作占据，假期也好像变成了一种必须用劳动偿还的债务。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不断飞跃，劳动的意义和性质一直在发生变化。今天的文章，人文学者徐贲将从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切入，反观现代劳动观念的分裂。徐贲认为，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敬，依然是今天的社会需要向古希腊学习的内容。“当有人将‘劳动光荣’的说法运用在今天的世界时，我们更不应该轻易就相信。这样的说法在有的时候，只是一种讽刺和欺骗，用来掩盖不同劳动的性质。”
来源 | 看理想《西方的起源：古希腊经典选读》
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道德观的核心，是人必须辛苦劳动才能获得人生中的宝贵东西。作为一位农民，他所说的辛苦的“劳动”特指农民的劳动。不过，劳动带来的“宝贵东西”不仅仅是粮食这样的财富，还有美德。赫西俄德是一位劝谕者，他写劝谕诗当然不是为了让大家都去向农民学习干农活，而是为了让大家通过劳动，学会做人的道理。而且，在这部诗作的引言里，他把这首长诗献给了他的兄弟佩耳塞斯，想要感化这位懒惰的兄弟，劝他专心劳动、不要贪心，不要和自己的兄弟争吵。然而，这种兄弟对兄弟、农民对农民的劝告也同样适合约束君主的行为，因为那些做人的道理是具有普遍性的。君主的分内职责是平息争端、裁决案件、施行正义，所以应该做出公正的判决，以此来敬奉正义，而这样的职责就要求君主正直、不贪心、爱好和平等等。这样的好君主和那些贪婪的国王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好君主能让国家繁荣、人民富足，而坏君主则祸害所有的人。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里，可以看到，君主能不能履行正义的职责会关系到全体农民的生计，要么是能让他们安居乐业，要么就会导致他们民不聊生。这些内容，可以说是《工作与时日》里关于“工作”的部分，那么，关于“时日”，赫西俄德又有哪些建议呢？老实说，这部分内容稍微有点迷信。和中国的黄历差不多，古希腊人也有一套相当复杂的迷信体系，用来判断每个农历月的哪几天最适合干哪些事情。赫西俄德是这么说的：女婴出生在哪一天比较好呢？尽量不要在第16天，这一天是不吉利的。如果想怀上一个女孩，在第13天尝试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一天也是驯服驴子和斗狗的好日子，所以可能会很忙。男婴出生在哪一天比较好呢？那就选择每个月的第10天。还有，第9天是打开葡萄酒桶的最佳日子，千万不要在第9天喝得太多，免得耽误了第10天该办的事情。这样的时日安排听上去有点滑稽，但是却代表着一种古代的智慧，也就是说，凡事都有该做和不该做的时间，这是顺应自然秩序，人不要跟自然秩序不一致。《圣经》传道书第三章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它写到：“天下万物都有一个季节，一个万事俱备的时间。一个出生的时间，一个死亡的时间，一个种植的时间，和一个连根拔起的时间。”在荷马史诗《奥德赛》里，奥德修斯回到家里后，劝他的妻子泊涅罗泊和他一起上床休息的时候也说过，“（人不能）不眠不休/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时辰和时间/我们在赋予生命的地球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如此”。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里，一个好农民的“好”，在于他能践行一种和自然、自然正义保持一致的秩序，这和孟子的思想也有一点像。农民劳动的意义不仅在于能多打粮食，多生产果蔬，为国家多做贡献，一个好农民不只是一个会种田的人，而更是一个行天道之人。事实上，只有坏君主才会把农民当作完成生产任务的奴民来使用，在坏君主眼里，不能替君主完成任务的农民，和牲口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古希腊人认为农民的劳动会带来美德？为什么他们那么相信凡事有该做和不该做的时间，人要顺应自然秩序？这些，其实都和他们当时的宗教观念有关。法国著名希腊学家威尔南在《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这本书里指出，赫西俄德的农民美德必须放到古希腊宗教信仰的背景中去理解。在古希腊，农民的劳动和工匠的劳动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只有农民的劳动才能带来美德。古希腊的宗教礼仪观念细致入微，农民的劳动也和它融合在了一起。这里就不得不提农民的保护神得墨忒尔。她是第二代众神之王克罗诺斯和天后瑞亚的第二个女儿，是司掌农业、谷物和母性之爱的地母神，也是奥林匹斯十二神之一。所以，农民的劳动也被称为“得墨忒尔的劳动”。得墨忒尔是黑铁时代的神，她和黄金时代的种植之神不同。黄金时代的种植之神的职责是分发馈赠品，但是得墨忒尔更像是通过她和人的联系来保障一种规则性的秩序，那就是，无论是在打谷场上簸扬打麦，还是在石磨中磨粉，有劳动才有收获，一滴汗水一粒米。和今天的人不一样的是，古希腊农民付出辛苦的劳动让小麦增收，他们并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土地上运用某种耕种技术，也不觉得是在从事某种职业，而是深信自己是在服从一种严格的人和神的关系法则。对他们来说，劳动是精神生活的形式，也是一种为了祈求正义而履行的宗教体验。这种体验不是在节日的盛典中激发起来的，并没有热烈的场面，而是通过竭尽日常劳动来渗透到整个生活中的。包括刚才提到的古希腊人极其迷信的时日安排，每件事情都应该用合适的形式按时完成，这种远古希腊农民的田间法则，所有的细节也都融合在宗教礼仪的观念之中。当布谷鸟开始鸣叫的时候，播种的季节就到了，这时，农民手上拿着耕地用的犁向宙斯和得墨忒尔祷告，祈求小麦成熟的时候能有沉甸甸的麦穗。农民在一年的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礼数。比如，不要在一个月上旬的第13天撒播，因为那这天是移栽的日子；如果想要给猪和羊做阉割手术，那就得选一个月的第8天来做，因为这一天适宜于磨刀和动刀。知道这些事理的农民会不怕辛苦，努力劳动，为什么呢？《工作与时日》里是这么写的：“为了不致冒犯神，他向神咨询，以避免所有过错。”在这样的劳动体验之下，劳动者对神的正义是有信心的，这就是农事活动的内在精神。农事活动并不是一种想要通过技术手段获得实用价值的行为，确切地说它是新的宗教行为和体验方式。人生产谷物，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努力，得以和神相交流。人因为劳动而受到神的眷爱。公元前5-4世纪的雅典军事家和文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Economique）里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农民从事的不是一种所谓的“职业”。农业，首先是可以让人表现某种善和美德的事业。这要求农民仅仅有才能和天赋还不行，重要的是能运用它们，只有实践才成其为美德。而积极的德行不可能来自懈怠、懒惰、无所用心的生活，它来自充沛的精力和忙碌的劳动。在古希腊，人们认为只有农民的劳动才能带来美德，工匠不行。首先是因为，从工作环境上来看，工匠的工作要求他们只能过家居的生活，他们得待在作坊里或炉火旁。这种场地不利于运动，会让他们身体衰弱，而闲散的生活也会让他们精神懈怠。农活正好相反，从事田野里劳动的人身体健壮，不会害怕疲劳和艰辛。它和士兵的战斗生活、军事生活比较相像，都是“男子汉”做的事情。波斯帝国创建者、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一位国王居鲁士大帝（Cyrus）曾经对人说过：“我没有一次不是在战场或田间挥汗如雨之后才用餐的。”一旦遇到战争，农民和战士相像的地方就凸显了出来，同时，和工匠的区别也更加明显。农民会用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土地，而工匠们由于职业环境的影响则不想战斗，他们会选择平静地待在家里，这样既不用付出什么努力，也没有什么危险。对于工匠来说，技术是绝对重要的；但是，农活或打仗则正好相反。农活和打仗都要依赖于神的恩典，神的眷顾对于他们的成功来说是必须的，而且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战士们出征之前如果不向神献祭、不通过神谕寻求神的意向，战争就变成不可想象的事情。农业活动也是这样，明智的农民应该向神行祭奠之礼，祈求神关照果树和谷物。要强调的是，这种祭礼不是从外部附加在农业劳动之上的，而是说，耕种土地本就是一种地道的祭礼，一种和众神最恰当的交流形式。在古希腊人看来，“土地是具有神性的，它将正义授予那些能够懂得正义的人。耕种土地最好的人，就是行祭礼最好的人，神也就赐予他最多的恩典”。这也就是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里说的，尽到自己的职责、从事艰苦紧张的劳动能让人获得声望、取得自身价值，因为这些活动把劳动的人和神联系起来。古希腊人这样看待农民的工作，我们今天是没办法做到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只有在当时的宗教背景下，农业劳动才有特殊的意义。不过，这样的劳动观对我们今天理解劳动，尤其是繁重的农业劳动，依然是很重要的。从古希腊反观今天，我们发现，农业劳动一旦失去了宗教特性，就丧失了它特别的尊贵地位，不再被视为善和美德。一旦变成这样，农作也就变成一种奴役性的低下劳动，甚至沦落为一种人身操控的政治手段。其实，低下的农业劳动所要求的无非是消耗体力，付出极大的劳动，但是最后得到的只是少得可怜的酬劳；因为这样，农民总是贫穷的，这又导致他们无法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没有办法通过知识、技能来改善生存处境，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卖苦力和贫穷之间一代又一代恶性循环。这就是农民的宿命。更吊诡的是，到了今天，劳动甚至还会成为一种惩罚手段。比如，关押在“劳动改造营”里的罪犯需要进行一定量的奴役劳动。在电影《辛德勒名单》或者是小说《集中营里的一日》(又名《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岛》里，都可以看到对这种残忍劳动惩罚的描绘，非常恐怖，触目惊心。而且，进行奴役劳动的同时，惩罚者还会极度克扣食物，目的就是让改造人员有大量的体力消耗但是得不到补充，这样才能提高惩罚效应。再加上看管人员的体罚和打骂，这样高压下的劳动改造完全可以摧毁任何一个人的自尊和道德感，有效地训练奴性和奴隶。这样的劳动，是完全不会让人获得赫西俄德所说的那些善行和美德的。在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人们对劳动的观念是极其分裂的，一方面我们赞美劳动的光荣，另一方面我们心里其实看不起劳动，尤其是那种吃苦流汗，但是报酬很少的辛苦劳动，更不用说那种作为惩罚手段的“改造”劳动了。当然，也不是所有远古故事里的劳动都是受人尊敬的，《圣经》里的亚当和夏娃，因为犯了错被被逐出伊甸园，在那之后，他们必须通过辛苦的劳动才能活下去。当时，上帝对他们说的是，“你必须以额头的汗水换取面包”。这就是一种惩罚，而不是赫西俄德所说的荣耀。可悲的是，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和《圣经》时代相比，并没有太多进步的时代。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史学教授达林·麦马翁（Darrin M. McMahon）在《幸福的历史》（Happiness: A History）这本书里指出：千百年来，劳苦工作一直被看作是一种惩罚，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是上帝对亚当之罪的诅咒。人们脸上的汗水是永恒的提醒，标志着上帝对人类的惩罚，那就是必须在伊甸园外布满荆棘的贫瘠大地上劳苦耕种，才能吃饱穿暖”。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欧洲社会曾经禁止贵族用双手劳动，因为真正的上流生活是不需要劳动的。一直到马克思，才出现了一个新的观念，那就是，人类的劳动可以为我们带来救赎，“因此，一般人竟然会认为——甚至期望——工作能够维系他们的幸福，即工作以其自身的理由成为满足之源泉”。但是，在大多数人都在为工作奔波、忙碌的当下，马克思所说的并不是现实，虽然不能说是一个谎言，但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渺茫的希望。所以，面对任何观念，我们都需要注意到它和实际情况的区别。当我们把“劳动分工”的说法运用在古代世界的时侯，必须十分谨慎，比如农民，他们从事农业劳动，并不一定是以此作为职业，可能是在完成一种宗教祭礼。而当有人将“劳动光荣”的说法运用在今天的世界时，我们更不应该轻易就相信。这样的说法在有的时候，只是一种讽刺和欺骗，用来掩盖不同劳动的性质。在现代社会，劳动的组织化和条理化已经十分发达了，也被看作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形式。但不管在哪个社会，都仍然存在着一些事实上的下等群体，就算人们对他们没有直接地表现出歧视，也还是会在心底里瞧不起他们从事的劳动类型。在有的国家里，甚至从古到今，农民从事的劳动从来都是被人瞧不起的，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成为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所说的农民。在统治者眼里，他们只是那种和马、牛、骡子、毛驴一样的生产力资源。他们总是被欺骗利用，予取予求，但是从来没有被当作真正的人一样受到尊重。虽然赫西俄德的时代离我们已经很远了，劳动神圣的概念也缺乏现实的宗教土壤，但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敬，仍然是我们今天的社会要向古希腊学习的内容。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西方的起源：古希腊经典选读》第7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点击最下“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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